重庆改革与中西部开发，前景何在？

作者：岩华

前段时间，我随团再到重庆考察，环游长江三峡库区。明显的变化是，高速公路、主要街区和建筑物上，铺天盖地布满了“唱红打黑、共同富裕”的标语口号。长江三峡两岸，山间林边散落的村落里，原来的破旧土坯茅草房，换成白墙黑瓦的徽式仿古小楼，在青山绿水间宛如一副副山水画。当局还熬费苦心，把张飞庙及万昌古镇等名胜，从远处“原汁原味”搬到三峡岸边，招揽游人。

我抽空下了游船，避开旅游景点线路，访问了三峡库区下游的奉节县、巫山县的一些农村。近看我才发现，那些漂亮的仿古小楼，大都没按窗户，有的连门也没有，很多根本就没人住过。老乡们告诉我：这些房子是县政府为“发展旅游业”资助的，村民负责墙体，政府负责盖顶。现在各村年青力壮的劳力，都去南方和城里打工去了，过年时才回来几天，老人和孩子住在老屋里，小楼平时没人住。“花钱按窗户干啥子用？”他们奇怪地问我。

在这些山区、库区，农民只靠种植房前屋后的少量梯田，打猎山上零星的野生动物，偶尔下网捕点小鱼，勉强能够顾住温饱。但他们所有的花费都靠家人打工寄钱回来，本地没有任何产业。这些村子通常没有平坦的公路，没有自来水，没有冲水厕所，人们的生活节奏几千年来没有多大变化。

这些村民的人均收入不超过2000元人民币，他们仍住在与世隔绝的贫困山区，村里没有学校――孩子们要走十几里山路到乡镇去读书，因此大多没有读到初中就失学了－－就这样，他们仍无法打破中国数千年的“小农怪圈”：贫困制造卓愚昧，愚昧继续着贫困。

在他们身边，连绵无尽的大山，波涛万倾的山林，浩瀚无尽的长江三峡，似乎与之毫无关系……我真为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被白白浪费，而当地人却抱着金碗要饭吃，惋惜不已！

重庆直辖市就是一个大城市，与18个这样的贫困县共同组成。这与中国中西部内陆贫困地区，大同小异。目前，重庆进行的“共同富裕”“土地置换”“地票交易”等改革试点，仍是大城市为中心，为扩展城市服务，很少触及到广大农村及落后山区。而这些，才是中国最难以撼动的深层问题之所在。下面是给重庆及中西部改革的一些建议：

农村“土地改革”势在必行

中西部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必须依赖农村自身的发展和真正的经济成长，而不能依赖外部输血。要实行自身成长有几个关键性制度问题，非解决不可。否则，西部和农村发展，寸步难行。

第一，确权颁证，土地流转。给每家农户耕地和宅基地发放“土地使用证”，并允许农民出租、买卖、继承和抵押等，合法行使“土地产权”，城乡无别，自由交易。这无异于赋予每位农民巨大财富，他们可以出售长期闲置、一钱不值的土地，获得资金发展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等专业经营，或买入土地，发展大规模、机械化、专业化现代农场；或者移居临近城镇，从事更有发展前途的工商服务业，从而，促进内陆中小城市快速发展。

那些居住在偏远山区，没有发展前景的乡村，应集体移居到现代化新村；原有的那些不能满足温饱的山地、梯田等，应出租、出售或承包给专业农户，发展成现代化农场、森林或牧场。政府可为“符合标准”的农村建房“提供补贴”：凡是符合政府提供样本（超过10万元）的住宅或小楼，每户补贴万元以上！中国新农村将以最快的速度，焕然一新！

第二，两地合一，统一管理。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处于“产权不明”的混乱状态。一个普通乡村干部就可以“集体名义”私自开发、挪用或倒卖土地，乱占耕地，建造小产权房，产权不明，贪污私分--所谓的集体所有土地，事实上只属个别“干部”所有，在制度和法律上缺乏监管。

因此，所有产权不明的“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土地，统一规划为“公有土地（或国有土地）”。禁止任何个人和乡村干部，以“集体名义”私自开发、挪用或出售“集体土地”。所有公地必须由区县级以上国土局制定“土地规划（zoning）”，对每块土地，规定具体用途和限制容积率。例如耕地、农场、森林、草原等，不能转变为其他用途，乱建住房或开发房地产,建筑物占地不能超过80%，楼房不超过几层等。所有公地应由乡镇以上政府以公开拍卖、招标、出租、承包等公开透明的形式，向社会开放，公平竞争，以杜绝目前普遍的“土地贪腐”。

第三，开证土地税和土地交易税。土地拍卖、承包或出租费用，可以低廉（甚至为零），但土地税和土地交易税，则必须要高。这样，可以有效抑制土地垄断、荒废闲置或投机炒作--如果业主不去开发建设，没有巨大效益，就无法保持土地。从而刺激真正的农业专家和农业投资者，发展出高效、专业、现代化农场、森林、牧场或草原。

第四，配套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福利。在市县级以下中小城市，率先放开户籍管制，允许人民自由迁移；就学、就业、医疗、退休、低保，社会福利等一视同仁，城乡居民社会地位一律平等。这将加速中国健康的“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公平，保护老弱病残，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

目前，世界“前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朝鲜外（最近，古巴已允许土地交易），苏联东欧及越南等都已实施土改并获得巨大成功！中国“包产到户”是东方世界最早的，比苏东早了十多年，但从那以后却画地为牢30年，至今还没完成真正土改。再继续拖延将时不待我，危如累卵的农业危机和经济滞涨，势必断送中国继续发展。

农村现代化：东南沿海滞涨将迎刃而解

一旦中国下定决心，实行土改，势必形成英国土地革命及美国“西部开发”那样的开发和建设高潮，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全面现代化。新农村建设、西部开发后，东南沿海和大城市无限膨胀，严重拥堵，物价高涨、经济滞涨等各种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目前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已经完全不能承载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雷厉风行，立即执行“二次土改”，发展机械化、科技化、专业化、大规模的现代农业。提高效益，降低价格，保障供应，稳定市场。

其实，一旦真正农业改革，几年之内，中国粮食和农产品不但能够完全自给，还将象越南、俄罗斯及东欧等那样，成为农业强国，不仅实现农产品大量出口，还将切实实现平衡发展，共同富裕。

倾斜投资：开发中西部，建设新农村

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严重的沿海经济及“外贸依赖”，抑制“恶性大城市化”引发的物价与工资的循环上涨，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开发中西部，建设新农村。这就类似于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和韩国，当“出口型”经济导致区域或产业失衡时，对落后地区或弱势产业，进行集中专项“倾斜投资”，最终实现了平衡发展，共同富裕。

中国应对广大农村，进行“倾斜投资”（不能再为“试点”拖延）。目标是把每个村庄和乡镇建设成现代化小城市，这包括建设农村水电、电讯、会堂、商铺、医疗所、学校、垃圾回收、马桶、地下水处理；公共场所路面硬化（水泥、沥青或砖石路面）等基础设施；以及强制、免费、普及12年以上义务教育，建设现代化学校、宿舍和食堂，免费提供校车、校服、餐食、住宿等。

这些巨大的公共建设和基础投资（可超过以前的4万亿），将强力拉动内地和农村的就业和消费，从而推动中国整体经济继续高速、及可持续发展。今后几年十几年，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动荡，中国经济保持在两位数左右的增长率，将没有悬念。

重中之重：普及高中（职）以上义务教育

目前，中国数万亿外汇烂在国库，动辄贬值数千亿美元，却舍不得多花万分之一，去普及自己孩子的高中教育，一劳永逸地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人们似乎还不明白：强制、普及、免费的高中（职）推迟多少年实行，中国真正的现代化将顺延多少载到来，绝无捷径！

如果现在开始普及12年义务教育，十几年后，当绝大多数受过高中或高职以上教育的新一代中国人，成长起来，高新科技和创新经济，将取代目前依赖的“廉价工厂”，产业升级换代将水到渠成，中国将成为真正的发达强国。

建设新农村：开发一个现代化“重庆村”

在此，就拿奉节县三峡岸边的一个典型的“重庆村”，做为推行二次土改和新农村建设试点。说这个村子的150多户人家，散居在山坡和丘陵上，每户平均拥有两亩梯田和坡地，大多抛荒，每家的土坯茅草房，破落不堪。村内已通上电，有小路通往山脚下的长江水边，有崎岖水泥山路通到30公路外的奉节县城，但没有高速公路、自来水或抽水马桶。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和留守儿童，人均收入每年不足2000元。一个典型的中西部贫困山村。

政府首先要做的，应是“颁证确权”，为每家房前屋后的一亩左右（各地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每户宅基地面积）的宅基地，颁发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为每户承包的两亩责任田，颁发耕地使用证。他们身后大山里的万亩森林、水塘，划为国家所有，公开招标拍卖、出租或承包给当地村民或外来投资者。

在产权证上，明确规定产权所有人，身份号码，所属物业大小，使用范围和限制。例如，耕地只能种植政府规划的农产品（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蔬菜、水果等），不能挪作他用或经营房地产；宅基地上建筑不能超过几层，建筑物占地不能超过土地的60－80%，其余地面必须保持绿化与环保，不能荒芜或污染。否则，就会收到罚单。

政府鼓励村民“土地流转”，开征土地税及物业交易税。凡是拥有产权证的业主，都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自由交易、出租、继承和抵押，向国内的任何人出售或买入物业。这样，农民出售长期闲置荒芜，一钱不值的住宅和耕地，让城里人在长江岸边做度假别墅，让农业投资者经营大农场。农民售地可得到20万到100万人民币，可以举家搬到城里经商、工作或就学，也可买入耕地或山林，经营现代化农场、果林，牧场或养殖场。

将来“重庆村”的几千亩耕地，只由两三家现代农场经营就好。这些农场可以抵押贷款，购置农业耕耘和收割机械，适合山地浇水的喷灌机，高产抗虫的良种...这些的农场的产出和收入将不少于美国。政府可利用庞大的物业税，对那些竞争失败者，老弱病残，及所有低收入者，提供完善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不但保障衣食无忧，还免费提供工作技能培训，直到他们找到新工作或新行业为止。

政府开发和建设新农村，应侧重于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修建通往长江水路的通道和码头，每天开行客货班船；修好通往县城和其他乡镇的高速公路；为村内建立学校或接送校车，安装自来水，抽水马桶，垃圾回收站，派出所，医疗所或“赤脚医生”等；建立小型商业街，让村民自由开商店，餐馆或理发、按摩、酒吧、宾馆等服务业－－“重庆村”将变成一个长江岸边现代化的旅游观光或度假村。

图：长江三峡库区涵盖了重庆主要辖区：

明天，谁来种庄稼？ 　　　

重庆长寿网 记者 张长轩 岳良波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参与。然而，春耕时节，记者在长寿农村采访时看到，年轻劳力纷纷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妇女成了种地的主力，在广大农村，种地人青黄不接现象并非个别——

明天，谁来种庄稼？

农村种地，老人成主力

“年轻人都跑城里去了，种庄稼都是我们这些老年人了。”3月12日，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尽管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但是渡舟镇太平村11组胡家院子湾58岁的老大娘罗淑荣还是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粪桶、锄头等农具，来到自家的地里伺候起小春作物来。

“你怎么不让老伴和娃儿一道来淋麦子呢？”记者跟罗大娘聊了起来。“两个孩子都各自成家了，在外头打工挣钱，我家老头子也在重庆的一家工地干活儿，一个月两千多的工资。”罗大娘一抹脸上的汗水，说道：“现在的年轻人哦，但凡有点力气的，那个还愿意在农村伺候庄稼嘛！”

我们现在的庄稼基本上都是靠一群老头老太婆种出来的，如果他们也不种，那我们估计吃饭都要困难了。”该村村委主任张家凤告诉记者，太平村共有3500多亩田土，村民人口为3400人左右，但是在前两年的“零务工家庭”调查中发现，村里但凡有点劳动力（年龄在18-50岁）的都已经外出了，超过1500人。这些人除了年轻力壮外，还有文化、有市场意识，可谓农村的精英。据了解，这些人绝大部分不愿再回农村种田。

连日来，随着农村大春生产的即将展开，记者在农村走访发现，不管是在离城较近的渡舟、八颗、但渡，还是在离城较远的万顺、海棠，在犁田、耙田忙碌着的大多都是一些老人，村里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青壮劳动力了。

种田没“搞头”，比较效益低

土地是农民的“保命地”、“口粮地”，何以现在竟留不住年轻人？

3月11日，在八颗镇干滩村1组，记者遇到了正在杨柳垭口湾犁田的村民曾西北，56岁的他由于大小患有小儿麻痹症，没有外出务工，一直在家里种农田。

他给记者细细的算了一笔帐：以我正在耕种的这2分4厘地为例，每年能打250斤左右的谷子，在市场上能卖到200块钱左右，但是除去成本，收益却是寥寥无几。”水牛半天的租金需要30元，复合肥需要30元，农药需要5块钱左右，种子钱1斤需要13元，抽水两小时大约32元。由于都是他一个人耕种，人工工资他没有计算，不过他还是细细的向记者说出了种这2分4厘地所需的工时：整田需要半天，栽秧需要半天，割谷子需要半天，其他管理累计需要1天左右。意思也就是说这2分4厘地大约每年需要3个工日的时间，按照现在农村的用工价格（35-50元/天），曾西北的这块地里为负收益。

“主要是种地的比较效益太低。”同样，渡舟镇太平村主任张家凤也认为，这些年来，各种成本都在增加，但是农业的效益却依然十分低下，比如去年，在农村收割一亩水稻就需要大约300元的人工工资，而除去其他杂七杂八的成本，种植水稻基本上没有搞头。而外出则不同，旱涝保收不说，工作量也不像干农活儿这么大，收入也高得多。“现在你看农村谁家修了新房子的，那基本上都是家中有人在外头打工的。”张家凤补充道。

今年30岁的黄华家住八颗镇八颗村，平时，他主要是靠在城里搞出租摩的赚钱，而在农忙的时候，他则会回到村里，利用自家购买的旋耕机给自己和湾里的人耕田，耕一亩田得80元。“其实做这个生意挺不划算的。”黄华带着一丝无奈的苦笑向记者解释道，他在城里搞出租，一天赚个100多块钱轻轻松松，但是回到湾里代人耕田一天差不多也只有这么点钱，但是却要辛苦很多，一天下来两个胳膊又累又酸。

后继乏力，耕地现撂荒

随着外出人员的越来越多，农村闲置的田土也逐步增多。

48岁的张建国是渡舟镇太平村8组的一位村民，多年来，他一直在外打工，今年，他又将自家全家上下接进了城里生活，并准备在城里买房子。进了城，田土肯定是没办法管了，他便将自家的田土送给了别人耕种。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在太平村里，但凡交通条件或者水利条件差点的地方，田土基本上都撂荒了，而这一比例大约占到全村土地总面积的10-20%。

在地头遇到该村罗淑容大娘时，她告诉记者，由于64岁的丈夫向述全也在外头打工，她一个人忙不过来，现在水田已经全部送给别人在耕种了，自己每年就负责种7亩多的土。

在八颗镇干滩村，从2001年的20亩到今年的将近200亩，二组组长骆银华不断刷新自己的种粮记录，并一直保持着全区“种粮状元”的称号，而他登上“状元宝座”纯属无奈之举：他不忍心看着稻田撂荒。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打工，撂荒地也越来越多，作为组长，不管有没有收益，他只能责无旁贷地把它们种了起来。

在渡舟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人员告诉记者，在不少地方的田土里，青壮劳动力的稀少已经开始导致不少人种植“懒庄稼”， 一些地方出现了广种薄收的状况；并由于老年人接受新技术较年轻人困难，不但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难以到位，而且，一些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更难以推广，农业产业化发展后继乏力。

明天，谁来种庄稼？

“以后你们种不动了，土地怎么办？谁来接你们的班？”面对记者采访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大多数农民更多表示出的是一种无奈和迷茫。

正在麦地里挖土的八颗镇八颗村四组的老郑夫妇面对记者的提问坦言：“现在种地只是一种习惯使然，等过几年种不动了就去城里投靠子女，耕地还给生产队让她抛荒好了。”他们家一儿一女，儿子在重庆打工，女儿已经出嫁。“反正不希望儿子、孙子再回来接种地这个班。”他们说。

在但渡镇曾祠村采访时，48岁的11组村民白群英直接告诉记者，儿子是从一所农业大学毕业的，但是自己肯定不希望她再回农村种地。跳出农门仍是大多数村民的追求目标。

同时，超过一半的被采访者甚至表示出一种将土地尽快出手的急迫：“孩子们是肯定不会回来种庄稼的，只希望谁能来把我们的土地都承包了。”

在双龙平坝，一位从事农村工作多年的镇干部直言：这些年来，每次到田间指导农业生产时，已经很少看到年轻人的身影了。年轻人外出务工肯定比在家中粮食的收入要高，但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大举措，但不管怎么说，粮食也总得有人来种，如果人人都不愿意种地，那今后我们的粮食从哪里来呢？

的确，再隔十年、二十年，等眼下还能在土地里辛勤劳作的老人们再也干不动时，谁来种庄稼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从事农业工作的人担忧，更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妥善解决好农村种地人青黄不接的问题。

建设新农村：开发一个现代化“重庆村”

作者：岩华

在此，就拿奉节县三峡岸边的一个典型的“重庆村”，做为推行二次土改和新农村建设试点。说这个村子的150多户人家，散居在山坡和丘陵上，每户平均拥有两亩梯田和坡地，大多抛荒，每家的土坯茅草房，破落不堪。村内已通上电，有小路通往山脚下的长江水边，有崎岖水泥山路通到30公路外的奉节县城，但没有学校、高速公路、自来水或抽水马桶。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和留守儿童，人均收入每年不足2000元。一个典型的中西部贫困山村。

政府首先要做的，应是“颁证确权”，为每家房前屋后的一亩左右（各地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每户宅基地面积）的宅基地，颁发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为每户承包的两亩责任田，颁发耕地使用证。他们身后大山里的万亩森林、水塘，划为国家所有，公开招标拍卖、出租或承包给当地村民或外来投资者。

在产权证上，明确规定产权所有人，身份号码，所属物业大小，使用范围和限制。例如，耕地只能种植政府规划的农产品（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蔬菜、水果等），不能挪作他用或经营房地产；宅基地上建筑不能超过几层，建筑物占地不能超过土地的60－80%，其余地面必须保持绿化与环保，不能荒芜或污染。否则，就会收到罚单。

政府征收物业税，并鼓励村民“土地流转”。凡是拥有产权证的业主，都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自由交易，向国内的任何人出售或买入物业。这样，农民出售长期闲置荒芜，一钱不值的住宅，就可卖给拥挤的城里人在长江岸边做度假别墅，农户得到20万到100万人民币，可举家搬到城里经商、工作或就学，也可买入更多耕地或山林，建立现代化农场、牧场或养殖场。

这些农场的产出和收入将不少于美国。对那些竞争失败或破产者，政府可利用庞大的税收，为所有低收入者，提供完善的福利和医疗。不但保障衣食无忧，还免费提供工作技能培训，直到他们找到新工作或新行业为止。

政府开发和建设新农村，应侧重于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修建通往长江水路的通道和码头，每天开行客货班船；修好通往县城和其他乡镇的高速公路；为村内建立学校或校车，安装自来水，抽水马桶，垃圾回收站，派出所，医疗所或“赤脚医生”等；建立小型商业街，让村民自由开商店，或理发、按摩、酒吧、宾馆等服务业－－“重庆村”将变成一个长江岸边现代化的旅游观光或度假村。

未来中国的西部农村是啥模样？现在的美国：

图：长江三峡库区很多山体经不住水侵，开始塌方。人民币10元背面上的“爠门峡”已经不再，被山体消掉了！

日韩台等亚洲农业经验，及最近的东欧、俄罗斯及越南的土地私有改革表明：允许“农地买卖”后的真正问题是：绝大多数农民还是不愿卖地，即使自己不种，也只愿出租而已！这严重阻碍了亚洲农业现代化（专业大农场）的步伐。

所谓的“几亿流民”纯属杞人忧天，庸人自扰！中国、西方几千年历史上，土地都是私有，都是代代歌舞升平，“千家万户，安居乐业”。极少数动乱年代，只是天灾人祸或朝廷腐败引发的。、

近20年来，东欧、俄罗斯及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土改，使农村居民远比一般城市居民更富裕、稳定，迅速发展。你去越南看看，20年来，始终没有政府保障或任何社会福利，农民、农村和农业，反而更加繁荣昌盛，蒸蒸日上，农产品出口名列世界前茅！跟中国农民一样，没有政府帮助照样过得很好！

所谓的“华西村、南街村”的模式，只是不可复制的个案和偶然。类似“典型”早都接连崩溃了，恐怕这两个典型也支撑不到“第二代”。这就象中国历史上也有个别不错的皇帝，象汉朝文景，唐朝的贞观，但专制或家长制本身，却不能避免更多坏皇帝－－中国几千年来，两千多名皇帝绝大多数都是腐败昏庸，使中国政治暗无天日！

何况，今日中国有300多万个村子，你怎么治理、监督、保证每个小皇帝不坏呢？事实上，中国从50年到78年，近30年惨不忍瞩的血泪史、灾难史，世界“xx主义运动”50年的大失败，早已充分证明“官僚集体或家长制”，绝无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