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笼换鸟”与珠三角产业链前景

作者：岩华，中华发展战略研究所主任。

虽然广东的总产值名列全国第一，但即使不包括大量的外来打工族在内，广东的人均收入并不高，而且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目前，广东的支柱产业，当然是出口制造业，集中在广州、深圳两市，占了广东总产值的50%； 再加佛山、东莞就占了广东GDP的75%。而广东60%以上的“县市户籍人口（多数是农业人口）”，其总产值和收入，只占广东的18%。

在全国经济开发向中西部和内陆农村倾斜的大趋势下，广东应对区域内的落后县市，雪中送炭。以实现均衡发展，共同富裕。而不应仅在发达市区，锦上添花，加剧贫富、工农和城乡差距。应通过对偏远落后地区的基建、教育、医疗和福利等投入，激活多数贫困人口提高收入；通过对偏远落后地区的巨大投资，创造就业，拉动消费，提振区域内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广东的人均产值在全国31个省市排名中，2009年在第六位，2010年更下降到第七位。如果说中国哪些地区应率先实行“产业升级”，理应是人均产值和收入排在广东（4.8万）之前的上海（9万）、京津（8.4万），和江浙（5.3万）。也就是说，中国的前瞻性产业应布局在“长三角”和“京津唐”城市群，这两个区域的教育水平和人均产值，比珠三角更具备产业升级换代的现实基础。

事实上，广东自从2008年实施“腾笼换鸟”后，政府强制性地关闭、赶走部分人力密集型“低端企业”（包括生产世界最先进电子产品，苹果电脑的富士康），却并没有“换来”他们想要、也不会有的“高端企业”。研发基地、展销窗口和企业总部也不可能从港澳撤回来。任何产业必须在现实基础上，有上下游的产业链，由企业和市场在适合的大环境下，自然形成。很难“单株移植”。

今日“珠三角”的产业格局，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产物。企业总部、研发基地和销售窗口在港澳地区，因为那里的尖端人才、自由信息和民主法治等大环境，比广东更具压倒性优势。而广洲、深圳、佛山、东莞等地，集合中国内地廉价人力，便利交通和优惠政策等，以天时、地利与人和，与港澳形成的“前店后厂”的高低搭配，成为港澳企业的大后院，及相对廉价的生产基地。“珠三角”的这种“前店后厂”结构，是企业按照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市场规律，形成的最佳组合。

如果北京和广东的眼镜书生和拍板领导，非要“强制关闭”这些工厂，强制发展某种人造的“高新战略产业”，长三角产业链就会被“强拆”，港澳的出口产业就会丧失自己的大后方，及广东的生产基地，珠三角内陆与港澳“高低搭配”的生产基地，就必须再度后移。这些工厂转移得越远，企业的成本和风险就越高－－很多企业要么就这样倒闭，要么就必须出走他方。

好在，现在广东的家底已经很大，无论政府怎么“折腾”，广东的人力密集型生产企业还是很多（三来一补占70%以上）！目前为止，广东政府强制关闭的“低端企业”仍是很小一部分。“腾笼换鸟”对加剧广东的倒闭潮、出走潮、失业潮，仍“给力”不大。但是，如果政府要进一步“加快”这种“强拆”，将来就很难说了。随着人力成本和人民币值升高，海外市场订单减少，珠三角经济下行压力将与日俱增。

我真诚希望，政府应从长计议“产业升级”，若有很好的“宏观规划”，就应先解决实现这些规划的硬件基础和软件条件。要引金凤凰，先种梧桐树。只有住在老房子里，才能攒钱去盖新房子，而不是强拆了老房子，又造不出新房子…..

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中国哪个区域搞“升级换代”，都不要强制关闭参与市场竞争的正常企业。促进产业升级，政府所做的只能是“宏观诱导”，以“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出招：短期，应是建设基础设施，如设立科技园区，科研院所，招揽精专人才；并对尖端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减免税收，金融扶植等；长期，应是强制、免费、普及高中以上义务教育，全面提高大学和科研水准。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基建、环保、医疗、治安、法律、社会福利和保护老弱病残等，提供公共服务。

但是，政府本身不应直接投资任何“战略产业”（让市场去做），更不应以“看得见的手（visible hand）”直接插手微观经济，对经济运行和市场竞争，指鹿为马，越俎代包！否则，很难避免“大跃进”那样的盲目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或行政指令造成的效率丧失、资源浪费。

附表：2010全国人均产值排名前10位的省市：

省份---GDP总量---总量名次---常驻人口（万人）---人均GDP（元）---人均名次

上海---16872.42 ---9---1858---90809.58 ---1
北京---13777.90 ---13---1633---84371.71 ---2
天津---9108.83 ---20---1115---81693.54 ---3
江苏---40903.00 ---2---7625---53643.28 ---4
浙江---27100.00 ---4---5060---53557.31 ---5
内蒙---11620.00 ---15---2405---48316.01 ---6
广东---45472.83 ---1---9449---48124.49 ---7
山东---39416.20 ---3---9367---42079.85 ---8
辽宁---17500.00 ---7---4298---40716.61 ---9
福建---13800.00 ---12---3581---38536.72 ---10

大陆珠三角招工难 识字就能进外资企业

联合报

　　每年春节前后，珠三角就开始面临招工难困境，加上原材料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今年情况更严重。11月初珠海最大的外资企业伟创力挂出横幅，上面写着「大量招募35-50岁识字工人」，这世界五百强企业降门槛只要「识字」就准入，让人惊讶。

　
　11月中旬，位于珠海市的伟创力在厂区挂出横幅「大量招募35-50岁识字工人」的横幅 ，一时让周边西埔村、新堂村村民大为感慨。

　　24岁的阿忠在四年前中专毕业后进入伟创力工作，他说当时进厂时年龄以及学历等要求都非常严格，18到25岁的年轻人比较容易进，35岁以上的如果学历高，就可以直接做高层管理人员，很少有当普工的。但这几年越来越多初中毕业的「大叔阿姨」进入工厂。

　　伟创力人力资源负责人表示，用工缺是事实，但招聘大龄的识字工人不能说是用工标准降低，应理解是在解决四、五十岁就业难问题。

　　「现在已成习惯性地招不到人了。」珠海九圆热交换设备製造公司总经理刘凤林表示。这是珠海高新区第一批入驻的企业，规模不大，最高峰时只有60多人，现在走了10多个。已近60的刘凤林说，现在公司50岁以上的工人就有4个，还有几个有点语言障碍的残疾人士，因为有残疾人，倒是免了一些税，他无奈地说，「辛苦培养的人才都走掉了。」

　　类似九圆这样技术含量较高的特种行业，员工如电焊工必须要有资格证才能工作。刘凤林说，每年要花费近2万元人民币来培养一个电焊工，这费用由公司预付，之后在员工的薪水中分期扣回，目前焊工的待遇每个月3000元以上。但目前刘凤林遇到的问题是，「今年培养的8个电焊工，有6个要走」。

　　珠海展望列印耗材厂厂长王东说，这一、两个月形势更严峻。现在厂里的工人比前几个月少了40多个，「虽然劳动合同一签两年，但现在年轻人说不干就不干。」行业内上百家企业都遭遇同样的困境。

　　「招工难的问题，实际上从2005年之后就一直存在，」广东社科院研究院林平凡认为，现在珠三角的人力资源优势正在逐渐减弱，随着工资水准的不断提高，廉价劳动力数量也在迅速减少，目前情况下，「不太可能出现转机，招工难的问题会越来越紧张」。

任何产业必须在现实基础上，有上下游的产业链，由企业和市场在适合的大环境下，逐渐形成。很难“单株移植”，或人为塑造。即使设置“人造花瓶”，也没生命力。

台湾经济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换代，早在蒋经果年代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以后李扁马...只是陷入无休止的文革民粹式政治内斗，为斗争而斗争，空耗所有台湾资源，至今，连贫困地区的“东线高速”都修不通。

蒋经国当年策划的“十大建设”和“环岛高速”，勾画出台湾今日经济之蓝图。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邓公搞改革开放时），台湾设立的“新竹科技园区”，此乃今日台湾引以为傲IT电子等，科技产业之始祖。

那时，蒋领导的台湾精英，高瞻远瞩地预测到“高新科技”之世界经济大趋势。乃聘请美国顶级科技精英回台，成立“新竹电子研究所”，在新竹园区给予科技企业，优先批地、免税、贷款等特殊优惠。

十年之内，台湾的科技产业就超逾日韩，领先亚洲，与欧美科研珠联璧合，执世界高新科技产业之牛耳！目前，依靠大陆低成本人力，大规模生产力和庞大市场，台湾的手提电脑、精圆面板、及电子配件，占世界电子产业链60－80%以上...

现在，台湾的郭台铭、张忠谋、郑崇华等，几家主要IT公司的老板或工程师，都出身这个“新竹电子研究所”。

广东贫富分化特别严重，在“三连一阳”贫困地区，建设“高新科技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平衡城乡差距，岂不一举两得？

腾笼换鸟，仅深圳就要关闭一万多家“低端企业”！为什么一定要在现有工厂区“强拆”？这将给多少企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多少人失业？及造成多大的矛盾冲突？破坏社会稳定？更对珠三角产业链造成多大破坏？

为什么不在贫困地区建立“新开发区”，或“高新科技园区”？那样，成本岂不更低？条件岂不更优惠？凡是投资几百万以上高科技企业，免费给予土地（山地、丘陵或荒坡）就是了！

在广东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未开发区，原始农业区，在北部清远，韶关等地、贫困程度比内地还严重。如果在那设立新开发区，平衡区域、城乡和农业差距，岂不一举两得？

“最穷的地方在广东 富得流油只是广东少数地方”

　　最穷的地方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

　　“穷广东”论

　　我们希望，“穷广东”调查对我省扶贫攻坚起到“破冰”作用。

　　今天，本报连续重磅推出的《“穷广东”调查》系列报道收官。

　　3月份以来，本报7位年轻记者从广州出发，远离都市喧嚣，奔向陌生田野，置身粤东西北和珠三角7个不同类型的贫困村驻村采访。

　　我们并不是一群“好事之徒”，我们记录、反映贫穷，实为我们作为新闻人的社会责任，以及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热爱。

　　在公众认知中，“富可敌国”的广东似乎离“贫困”相去甚远。但7路记者行走发现，辉煌的表象遮蔽了外界包括广东人的眼睛。

　　通过记者的脚步丈量，广东贫困之痛一一浮现:教育落后、因病返贫、交通制约、资源开发艰难、生存条件恶劣、老无所依、金融服务滞后……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眼中含着的泪水几乎难以抑制。

　　“穷广东”系列报道甫一出街，便激起无数波澜———广东富庶的刻板印象为之一变，读者无不慨叹广东原来很多地方这么穷!

　　我们并不想“血淋淋”地揭示什么，我们深知，贫困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忽视的世界性难题。贫困七痛痛在哪里?正如省委书记汪洋所说，痛在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较大。这个痛点越来越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软肋和短板，制约着广东科学发展。

　　我们的“穷广东”调查接近尾声，但只是暂告一个段落。

　　我们相信，新闻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对生活苍白的记录，而是要唤起认知和努力。我们力图和读者们一道来分析造成贫困的历史、自然、观念等纵深原因，引起社会重视，合力帮助同一片蓝天下的这群人脱贫。

　　今后，我们将组织回访，见证贫困蜕变。我们也试图从7个村庄的变迁，反映扶贫攻坚已成为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折射出广东为破解制约科学发展难题所作的努力。

　　击碎外界“广东富得流油”刻板印象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广东?“富得流油”还是“穷的掉毛”?本报7路记者行走得出答案:这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问题凸显的广东

　　落后边陲，广东奇迹。改革开放32年，很多人觉得———广东，富得流油!

　　这里的经济总量连续多年雄居全国第一；30年生产总值以年均13.7%的速度快速增长，2009年GDP达37759亿元，占全国GDP比重达1/8；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

　　但一直以来，珠三角的富庶造成了人们对广东印象的惊鸿一瞥。辉煌的表象下，由于地理区位、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广东还存在比较突出的贫困问题。

　　7路记者行走，寻找广东最穷村庄；7路记者体验式采访，“广东之穷”令人惊诧，也让人错愕。

　　在粤西，雷州东塘村300人学校没有一个学生专用厕所；在粤东，梅州溪口村人均仅四分田地，养不活一家老小，病倒一个人就塌下一个家；在粤北，河源杨梅村，基础设施薄弱，人在里面不知道如何出山，外来媳妇不惜打掉孩子也要逃离。

　　在喀斯特地貌区，清远孟山村石灰岩密布，全村378户在几无产出效益的石缝中艰难度日；在海边，揭阳彰宁村村集体仅靠出租鱼塘收入，一年才几千元，风烛残年老无所依；在珠三角，恩平金坑村饱受缺“金”之苦，多数村民外出谋生，农村凋敝，生机不在。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广东?“富得流油”还是“穷的掉毛”?7路记者行走得出答案。

　　这是一个区域性贫困特征突出，相对贫困问题日趋严重的广东。

　　据国务院扶贫调研组去年的数据，广东农村年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316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的6.14%。高于全国4.6%的贫困发生率。

　　这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问题凸显的广东。鲜明的对比集中体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发展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据广东省与世界银行联合开展的“缩小广东城乡贫富差距”课题研究报告的统计，2007年全省区域发展差异系数为0.75，高于全国0.62的平均水平，已经接近国际上0.80的临界值。

　　从1997年到2007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2.47:1扩大到3.15:1。2008年，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虽然得到初步遏制，但仍处于3.08:1的较高水平，明显高于江苏的2.5:1和浙江的2.49:1。

　　即使是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内部，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还有3409个贫困村、70万户、316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贫困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还相当落后，贫困村内部公路、泥砖房改造、饮水安全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

　　2008年，广东仍有7840多个老区自然村未通机动车路，182个老区村未通电，7600多个老区村、306万人存在饮水安全和困难，全省还有200多万户农民居住在泥砖房和茅草房中。

　　残酷的现实，开始击碎外界“广东富裕，广东人有钱”的刻板印象。

　　去年初，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调研人员，从江西一路考察至粤北山区。调研组调研后认为:“广东贫困地区的状况使我们很震惊，我们没有想到贫困地区还这么落后，也没有想到广东的贫困地区还存在这么多困难。”

　　省委书记汪洋今年3月底在河源调研扶贫开发工作时就反复强调:“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因此，必须坚决打好缩小贫富差距这场硬仗。”　

　　广东扶贫开发依然任重道远

　　贫困农村和贫困户生产生活条件亟待加大力度改善，贫困村基础设施脆弱，尤其是农田基本建设滞后，生产靠天吃饭，制约了特色效益农业发展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为消除贫困孜孜以求，为追求公平、正义不懈努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摆脱贫困、逐步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

　　2009年年底召开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指出，虽然我国贫困人口在持续减少，但致贫因素较多且复杂、返贫压力增大；虽然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虽然我国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总体有了改善，但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

　　广东省扶贫办主任林果先总结，广东扶贫开发同样存在诸多困境。首先，广东农村贫困面较广，地域分布分散。全省仍有3409个贫困村，占行政村总数的16.2%；贫困村分布在省内15个地(市)83个县(市)，最多的梅州市有551个村，最少的江门市25个。

　　“扶贫的重点不仅在重点县，其他地区扶贫任务也相当艰巨。”林果先指出，全省有316万贫困人口，占农业户籍人口数的8.5%；在3409个贫困村中，贫困人口发生率高达41.2%。

　　南方日报7路记者踏访发现，广东扶贫开发依然任重道远。

　　贫困农村和贫困户生产生活条件亟待加大力度改善，贫困村基础设施脆弱，尤其是农田基本建设滞后，生产靠天吃饭，制约了特色效益农业发展。

　　广东，其实是一个多山和丘陵的省份，俗称“六山一水三分田”。据省扶贫办统计，全省3409个贫困村中，有半数以上的村庄是因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薄弱所致。

　　比如说，广东行政村道基本实现了硬底化，但自然村之间大部分仍是烂泥路；比如说，全省仍有50多万低收入住房困难户，要么没有房住，要么房子将要倾颓。

　　因交通不便，河源特困村杨梅村医疗和教育保障几乎是空白，村里人被迫出走城市受教育，却因教返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调研广东后指出，广东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太大，边远贫困村收入模式单一，贫苦成为恶性循环。

　　教育培训工作力度有限，贫困农户素质偏低，难以适应非农就业和现代农业发展要求。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业务处处长宋宗约介绍，贫困人口中文盲率为48.5%。“连字都不认识，更别提掌握技术技能。”

　　雷州东塘村，多年来出去打工有多少人，回来就有多少人，这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尽管“小升初”入学率达到100%，但由于入学晚，16岁才上初中的比比皆是。

　　贫困农民增收脱贫门路不多，抗灾抗病能力不强，因灾因病返贫屡有发生。

　　梅州溪口村当地乡镇卫生院最先进的设备是一台黑白B超，医疗技术落后，勉强维持生存；“新农合”虽已普及，但农民很难就近就医、报销水平低等，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当地扶贫难题。

　　农村金融边缘化现象日益凸显，压缩了农村金融的生存空间，隔断了资金向农村的注入渠道。

　　江门恩平金坑村，当地农村金融服务只能依靠邮政储蓄，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基本空白，缺乏资金支持下，只能维持传统的耕作方式，“种了一辈子田，最后成了贫困户。”

　　另外，直接用于扶持贫困农户改善生产条件和发展生产的财政专项资金不多，山区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少，极少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去年国务院扶贫开发调研组调研发现，广东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财政收入、支出都高居全国前列，但扶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相对少得多。

　　从机构设置来看，广东省扶贫队伍建设与承担职能也不相称，特别是各市、县扶贫办机构设置五花八门，人员编制普遍只有3—5人，工作经费严重不足。

　　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突出的任务

　　而跨越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鸿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扶贫开发正是最好的载体

　　贫富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已成为广东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瓶颈”所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会自觉地向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流动，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不会自动惠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由此形成的“马太效应”，只会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据统计，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占全省近80%，而幅员辽阔的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仅占20%。50个山区县土地面积占了全省的66%，人口约占41%，人均GDP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3%，比珠三角地区低80%。

　　2009年广东GDP逼近4万亿元，人均接近6000美元，超过原定的“全面小康”目标1947美元。但是，城乡居民收入仍保持五年前的3.12比1，最多只能说基本止住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要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困难仍然很大。

　　可佐证的是，记者行走发现，很多贫困地区生产资源极度匮乏，生存条件又极为恶劣，政府即便花费大力气在此采取一些开发型脱贫措施，其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说，组成木桶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

　　地区发展不平衡，使得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空间狭小，市场日益萎缩，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关系的扭曲，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反过来也拖累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雄鹰翱翔，两翼遒劲。粤东西北地区，其振兴与否决定着广东整体发展是否会注入新活力。

　　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开始，珠江三角洲迅速成为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纵深，单极格局的弊端，已经充分显现。珠三角发展相对饱和后，土地供应已经成为大问题，比如，深圳差不多到了无地可批的地步。

　　正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所说，城乡贫富差距突出、区域发展不协调，已凸显成为新时期广东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破解的重大难题。

　　过去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农业输血工业，现在争取共同富裕，工业反哺农业，必须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再杀出一条血路。

　　而跨越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鸿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扶贫开发正是最好的载体。

　　汪洋书记曾指出:“必须坚决打好缩小贫富差距这场硬仗，并以此把转变发展方式的工作落到实处”。

　　扶贫开发正是主动引导全社会的资源直接配置到户，引导全社会力量进行扶贫开发，与此同时，加大公共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

　　这是一条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是促进社会和谐，拉动和扩大内需，促进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之路；是顺应工业化、城镇化趋势，加快现代化建设之路；是培育农业创业主体、改善农业创业条件、推动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之路。

　　对当下广东来说，如果广大山区和贫困地区不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全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无法如期实现。

　　而对当下广东的执政者来说，促进珠三角地区更加富裕，这不是最大的考验，怎样使贫困地区、贫困农民早日脱贫，才是真正的考验。

　　广东探索“靶向治疗”

　　我省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利用“一户一法”、“一村一策”的靶向疗法，直击目标，目前初见成效

　　解决矛盾的前提是承认矛盾、掌握矛盾。

　　2007年12月，刚到广东上任不到10天的省委书记汪洋，前往清远市阳山、连南调研时，掷地有声提出，广东新时期扶贫开发要走上一条“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新路。

　　随后，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关于我省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的实施意见》:用3年时间，确保被帮扶的贫困户基本实现稳定脱贫，被帮扶的贫困人口有80%以上达到农村人均纯收入2500元以上，被扶持的贫困村基本改变落后面貌。

　　2009年6月2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电视电话会议，全省各分会场共有8000余人参加，这是历次扶贫开发会议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重要会议，正式打响一场“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攻坚战!

　　为推进“双到”工作，全省各帮扶单位深入3409个贫困村，入户调查、建档立卡，驻村干部们深入一线，了解贫困状况，分析贫困原因，核实帮扶对象，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林果先介绍，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利用“一户一法”、“一村一策”的靶向疗法，直击目标，目前初见成效。

　　我们报道中的揭阳彰宁村，村中多为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发展经济先天不足，后天补救困难重重。这是典型的“萎缩型贫困”。对此，帮扶单位在省扶贫办的指导下，帮助他们完善全覆盖低保，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病倒一个人，塌下一个家，疾病面前，梅州溪口村的家庭只剩下一两个劳动力。对于这种“维持型”贫困，林果先介绍，需要改善基本条件，如提高和扩大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和范围，增加公共卫生支出，防止农户因病返贫和因贫失医。

　　缺“金”的金坑村，是“发展型贫困”的缩影。经济发展条件基本具备，只差启动力或外部要素，通过扶持很有发展前景。对于这样的村，应该从提供增收项目、提供资金、信息方面给予帮助。

　　……

　　“这只是大致的分类”，林果先介绍，在此基础上，驻村干部深入研究每一个村致贫的特殊性，对症下药，量身定制脱贫之策。

　　韶关某村挖掘传统产业，成立种姜产业合作社；连南等地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实行移民搬迁，连山通过“双转移”招商引资不断引进新项目。针对部分村两委班子薄弱，大学生村官走进农村，参与到“双到”工作……

　　今年3月，汪洋在河源调研时指出，“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证明了扶贫开发的新思路具有可行性。

　　扶贫破题开局关键靠“干”。为实现三年目标，需要更多更艰苦更扎实的工作。

　　今年，全省对2003个市县帮扶村以奖代补，第一批资金已于5月下拨；省委组织部、省扶贫办将组织干部进驻3409个贫困村；省人大组织人大代表赴各地就贫困问题专项调研。

　　让人期待的是，为在全社会树立扶贫济困责任意识，激励先富帮后富，广东省将依法设立“扶贫济困日”，全省社会参与“扶贫”的高潮正在到来……

中国最富、最穷的省份是哪个？广东。

年初公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8-2009)》显示，广东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成为名副其实“富可敌国”的省份。

但是汪洋认为“中国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他说，“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就在汪洋直陈广东痛处的同时，在南粤大地上，一场关于“富广东，穷广东”的思想论争也一直在发酵。

穷广东究竟有多穷?

“三连一阳”穷广东

据广东省官方统计，2009年广东省农村年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316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的6.14%，高于全国4.6%的贫困发生率，至今还有50多万户贫困户家庭居住在危房、土坯房、茅草房当中。粤东、粤北、粤西的一些地区，农业人口的贫困比例高达41.2%，而珠江三角洲虽只占了该省30%的土地面积、50%的人口，但经济总量和财政总量却分别占到了该省的80%和70%。数据显示广东省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贫富差距很大。

山山相拥、峰峰相叠。落脚山脉间的村庄与沉睡的山脉相依相伴，千年不惊，村民们祖祖辈辈只能守望着大山和贫困，一年一年、一代一代。

连山、连州、连南、阳山，“三连一阳”粗勒勾画出作为广东最穷地段的粤东西北的大致“骨架”。

“由于地理区位、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有众多人口处在极端贫困状态。” 广东省扶贫办主任林果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