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与教训

作者：学浅

[摘要] 110年前的晚清时代，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外国人横行霸道，欺压岐视国人，中国民间自发地爆发了一场著名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杀洋人，除汉奸，排洋教，可歌可涕...八国联军侵华，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民族危机。在爱国旗帜下，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性，非理性，决定了本身的毫无章法，更没建设性，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灾难。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反思当年义和团运动，与当前中国的民众愚昧，思想混乱，社会对立，法治淡薄，文革遗毒等，更应深刻理解改革开放，启蒙教育，对一个古老民族多么弥足珍贵！更应吸取当年义和团的惨痛教训：不是打着爱国的旗帜，就真正能够做到爱国，并给中国带来正面影响与好处...在民主法治与稳定秩序尤为重要的今天，中国政府和民间精英应深刻理解：将任何极端民粹、或不理智行为制止在初始阶段，依法治国，是多么重要和明智！牢记历史，才能避免当年的悲剧再度重演。

[关键词] 义和团 运动 八国联军 教会

Abstract: The Yihetuan Movement that happened i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end of the 19th cencury, shocked the world. This is an exclusive patriotic campain.It has brought serious consequence and influence to Chinese society ,and left Chinese people painful memory. After a cencury today, it is necessary to ponder over the value and influence that Yihetuan Movement brings. The text tries to analse from the defect of the patriotic, blindness,mistake and motion of the Yihetuan Movrment.

Key words: The Yihetuan Movement The Eight Conries Alliance Church

一、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和早期发展

十九世纪末爆发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自发运动，无论运动的规模还是影响，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当时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突出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运动的起因有两点：其一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其二是当时的清王朝腐朽无能的统治带来的后果。

（一）外国势力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灾难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开始和中国民众在经济、文化、宗教各方面直接接触。随着资本主义入侵的加深，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冲突，接踵而至。作为西方文化象征的西方宗教也开始登陆中国，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踏上了在中国传教的道路。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这是一条充满曲折和艰险的道路，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和他们本国迥然不同的环境，而且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抗和排斥。在中国这一古老的文明古国里，原生文化与西方宗教格格不入。何况，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还不止是为了传教，传教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要手段－－文化侵略，部分传教士以传教为名，担当起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间谍和先锋。为了使传教能够进行下去，他们吸收了这样一部分人——这是一群不法之徒，他们入教的本身愿望，不是让自己皈依宗教，而是企图在宗教的保护伞下，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就这样，传教士的事业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条件下开始了。由于其本身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从一开始就没有踏上险途，这在以后诸多的“教案”纷争中足以说明。但是，这一事业还是继续下去了，因为，传教士们利用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种种权利和本国政府的经济军事支持，依然进行着带有争议的传教活动。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1897——1898年的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与列强交涉的过程中，清政府软弱无能，任人宰割，尤其在历次与列强的战争中，都以失败而告终，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二）清政府统治的腐败进一步加深

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的赔款，（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向日本赔款2亿3千万两白银），增加了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而腐朽的官僚们也乘机大肆搜刮民众，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些情况，使得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民族濒于灭亡的境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了旨在救亡图存的变法运动，但这一运动在顽固派的进攻面前归于失败，更糟糕的局面是维新变法的失败，让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完全掌握了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的局面就这样一天天的坏下去，但黑暗的阴影则首先降落在贫苦的人民身上。同时，维新变法作为一次思想解放的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各阶层。

双重的灾难落到贫苦人民头上，再加上天灾频繁，于是，一场中国农民自发的反抗运动便如洪水般的爆发了，他们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外国势力和教会，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正是由于西方世界的入侵才导致这样的灾难——战争的赔款让清政府加重了赋税，“修筑铁路截断了中国的龙脉”，开挖矿产破坏了中国的“宝气”，外国的教堂建设使得上天降下自然灾害，“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1]而且，外国人与中国人不同的外貌也被扣上了妖魔鬼怪的头衔，“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2]在人民同教徒的争斗中，官府屡次偏袒教会而压抑民众，“最恨和约，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3]且那些入教以后的不法之徒依然我行我素，这更增加了民众的仇恨。这些情况，让运动把外国教会当作了最大敌人。

当然，义和团运动在反对教会的同时，也反对官府，主要是因为官府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为了教会欺压民众的帮凶。同时，一部分民间势力仍在暗中进行着“反清复明”的暗潮。这从其各式各样的“反清帮派”的“反清灭洋”中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在初期阶段是各自为政的，没有结成联盟或者只是简单的联合。

义和团最初在山东冠县爆发，开始时只是甘屯乡义和拳师许三多，率领街坊邻里与基督教会冲突，随后举义的“义和团”杀了几个教民和传教士，火烧了教堂。当时两任山东巡抚，都予以同情。李秉蘅任山东巡抚时期，他认为，基督教徒要对义和团正在挑起的骚乱负责。他一直认为，基督教徒依仗教士、欺压百姓，他建议朝廷对义和团进行招抚而不要镇压，李秉蘅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被撤换的。（由于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害，德国以此为借口占领胶州湾）接替李秉蘅任山东巡抚的是毓贤，他也在一度时期内对义和团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在他的宽容下，义和团中出现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但是，随着义和团运动的日益发展，和教会的冲突也就日益严重，这迫使列强再一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撤换毓贤。清政府被迫在1899年12月把毓贤调到山西任巡抚，而任命了列强看重的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前，清朝廷曾告戒他不要“乱杀无辜”，意思是要求他不要惩办义和团。但是，袁世凯到任后，对义和团采取了高压政策，他在严厉查处的同时，“把官、兵、勇、役、士绅、团练等各种力量动员起来，使义和团的活动处处受到限制”[4]，山东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义和团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山东无法立足，所以便开始寻求新的地域。

袁世凯的高压政策收效十分明显，义和团一部分被迫停止公开活动，另一部分则转移到其他地方，转移的方向是清朝统治中心地带，直隶的河北、天津等地。之所以转移到直隶是因为直隶部分地方也存在义和团民众，而且当时直隶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与山东存在很大的差异，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荣禄对义和团的态度由于慈禧太后的态度不明确，而由原来的坚决镇压变得有些举棋不定。但义和团的北上并不是受到政府的邀请，而是他们“挥旗北上，连克州县，”[5]随后，北上的义和团和当地的义和团联合战斗，势力发展到了北京，人数也超过了十几万人，这种情况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义和团。“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6]

在义和团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和清政府发生过多次武装斗争，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清军的战斗力不强，使得义和团在这些斗争中取得一些胜利。而这些局部的胜利也被部分官员夸大，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调整了过去的剿灭政策而改为招抚。

二、义和团与清政府的联合

义和团从最初的反教会反官府到与官府联合反对外国势力，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就义和团方面来说，与清政府的联合有利于减轻来自官府的压力和增加反对外国势力的力量，于是他们便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这一旗号集中反映出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但其局限性和盲目性也显露出来：扶清有利于联合清政府，争取官方支持，但却让很多人因此放松了对清政府的提防，最后在清政府的进攻面前归于失败；灭洋动员了许多的民众参与到运动中来，但却助长了义和团排外的盲目性。

清政府之所以改变对义和团的政策，主要原因是想利用义和团对抗外国对其内政的干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逃到热河；而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中国溃败，并在随后的几年内掀起的瓜分中国的浪潮，这些外国侵略活动，使得慈禧太后的颜面受到极大的损害。慈禧太后在1898年中成功的将戊戌变法扑灭，但领导变法运动的两大首要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却在英国和日本的庇护下成功逃走，他们在海外继续进行活动，而清政府的抗议却得不到列强的认同，这更加深了她对外来势力的仇恨。尤其，慈禧太后打算废黜光绪帝而另立皇储的计划，被驻华公使们所阻拦而无法得到实施，这让她对外国势力非常的痛恨，但清政府的实力，还不足以让她能出这口怨气，所以，当义和团运动巨大的浪潮席卷北京，义和团民众的神勇无敌被几个官员吹嘘得神乎其神，她便决定利用义和团来为她服务。而当时的官员中，有部分也想借助这个时机获取他们在官场中的地位和资本，也便盲目的支持，也正是在这些人的怂恿下，慈禧太后更坚决了她的愚蠢的打算。

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分析的那样：“排外情绪不仅充满朝廷，也渗入到学者、官员、绅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以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7]

慈禧太后默许义和团为“合法民团”，义和团得以大批进入京城，这使得北京的局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自民兵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8]。此时的慈禧太后，觉得得到奥援可以和外国对抗，而官员中有部分人又极力怂恿，这更坚定了她的决心，“太后意既决，载漪、载勋、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9]随后慈禧太后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帅义和团，进行她“折冲御侮”的打算。“遂以载勋、刚毅为总统，载濂、英年佐之，籍姓名部署，比于官军。”[10]

在慈禧太后的纵容下，义和团和驻扎京城的军队开始随意袭击在华外国人。“十五日（6月11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出永定门，董福祥谴兵杀之于道，剖其尸。”[11]

二十三日（6月19日），德使克林德入总理衙门，载漪伺于路，令所部神虎营杀之。……杀克林德者，章京恩海也。”[12]

各个驻华使馆成了他们首要的攻击目标，他们得出一个鼠目寸光，一相情愿的结论：攻破使馆，则外国就被打败灭亡了。“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13]

董福祥率领其所部属的军队于6月20日开始围攻使馆区（交民巷），义和团配合作战。但义和团的参战却是徒有虚名，以往面对官军“英勇作战”的义和团，这时期却显示了极大的散漫与落后。他们以义和团特有的方式前去助战，所用的武器，是一些中国文化传说中所谓的“八宝”：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套、如意钩、火牌、飞剑。“拳匪助之，巫步批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14] “拳民们却衣着不整，披头散发，手执‘法宝’，禹步而行，极像传说中的巫师”[15]。

外国使馆区共有外国卫队450人和外国平民及其外交使节475人，另外还有2300个中国的教民。他们无路可逃，只能背水一战，拼命抵抗。义和团对使馆区“进攻”30多天毫无进展。于是，他们开始进攻另一个外国人的据点——西什库教堂，结果依然是久攻不下。而载漪却为义和团论功行赏，“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赍无虚日，”[16]慈禧太后被这些战功所蛊惑，于是便在6月21日宣布对“外国开战”，并晓谕各地方督抚积极配合。在实战中，义和团只是一群毫无组织和纪律的乌合之众，没有战斗力可言。

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慈禧的愚昧短视和义和团运动暴动，成为外国联手入侵中国的借口。义和团大批涌向北京让外国人失去了安全感，北京的形势岌岌可危，于是，他们不得不为自身的利益考虑而作武装准备，外国公使们在5月28日从大沽口外的军舰上调集军队来防守。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规定每个国家只准许三十名卫队，但到达的军队数量却超过了这个数。“到达北京的第一批队伍包括了俄、英、法国各75名，美国50人，意大利40人，以及日本25人。”[17]稍后一些时候，又有德国和奥地利的士兵八十余名，到达北京。各国军队的到来，被义和团和部分清朝官员认为是公然挑衅，这便激起了更大的愤怒，义和团的排外活动更加激烈。

这期间，英国公使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向天津的英军求助，西摩尔率领军队向北京进军，义和团沿途阻击，破坏了铁路运输线和通讯设备，迫使西摩尔不得不退回天津，等待大部队的到来。随着局势的变化，列强看到依靠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和保护外国人的希望破产了，于是，他们便结成了联盟，共同派兵到中国。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口，提督罗荣光进行坚决的抵抗，但却因为实力悬殊而失守，罗荣光逃回天津后自杀。而裕禄上报朝廷却说成是已经打退了进攻，朝廷对他大加封赏。随后八国联军在天津集结完毕后，开始进攻，驻守天津的清军提督聂士成战死，马玉崑代替。

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以及天津战败的传言让慈禧太后不得不考虑“留有退路”。于是，在7月18日，下诏重新“保护使馆和外国人”，并愿意护送外国人离开。但这样的承诺外国人不再相信，他们宁愿呆在原地等待救援的部队到来。慈禧命令总理衙门，为他们送去生活用品。

但这一局面不长，李秉衡“来朝议事”，使得慈禧太后的态度再一次变得坚决。李秉衡主战，并且认为义和团民可以利用兵法来训练，这让慈禧太后认为切实可行，于是，又重新开始围攻使馆和教堂。并把曾经上书反对开战的两个大臣，残酷处死。但天津的战况继续恶化，裕禄接连败退，并在杨村失陷后，自杀身亡，天津被八国联军完全控制，成立了都统衙门，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随后，马玉崑兵败后退，八国联军即将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从荣禄的奏报中得知这一消息，心中非常焦虑，召集大臣商讨对策，而因为刚处死了两大臣，其他人也就噤若寒蝉。于是，慈禧太后又反复无常，派人给各国使馆送去食物，再次预留后路。

随着战争的推移，主战的李秉衡兵败身亡，不得已召马玉崑和宋庆驻守京师，但已经无法阻挡八国联军的入侵了。在这个时候，慈禧太后老羞成怒，又处死了其他三个直言秉诉、反对开战的大臣。并随后带着光绪帝出逃，而八国联军也在7月13日攻破了北京，后在北京分区占领，准许士兵大肆抢劫－－圆明园就是那个时候被劫掠焚毁。

慈禧太后在西逃的过程中，义和团民众大部分已经溃败，做鸟兽散。“拳匪在城中者尚数万人，俄顷而尽，墙阴屋壁，掊视往往得红巾。”[18]她把义和团当做了替罪羊，下令下令清军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义和团“悉数剿灭”，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运动被扑灭了。

四、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从轰轰烈烈到走向失败，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非常紧凑，运动快速失败的原因很多，有自身的原因和外部因素，但至关重要的是其自身的缺陷导致了运动快速失败。

（一）、义和团本身的缺陷和盲目性

义和团作为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组织上表现涣散。义和团在运动初期就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旗号，更没有统一的信奉。自发性的起义让各地的民众没有结成联盟或者只是简单的联合，面对官军的镇压，他们有时也采取邀请其他团民来支援，但更多的是独自与官军周旋。他们以坛为单位，在笼统的排外口号下活动。他们的旗号有“反清灭洋”、“扫清灭洋”、“反清扶明”、“保清灭洋”、“扶清灭洋”等，各自信奉着各自的神，诸葛亮、黄天霸、关羽、张飞、郦山老母、洪均老祖、二郎神、孙悟空等，无论是历史人物或者是传奇中的人物，都有被奉为神的可能。而与这些神相对应的，则是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套、如意钩、火牌、飞剑等武器。

他们所共同相信的，是无边的“道教佛法”。在运动前期，他们面对清军的镇压，还能使用一些中国传统的常规武器如大刀长矛等，而在运动后期，尤其是在北京的斗争中，则是几乎完全依靠了这些所谓的真神了，真神附体是他们重要的斗争方式，他们所幻想的“刀枪不入”，这时期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对于清政府的号令，他们可以不听，可以用神发的命令来对抗，而清政府负责统治他们的官吏也无可奈何。他们也可以以神的名义任意让百姓参拜，烧香叩头。各坛的大师兄可以随意的带领自己的队伍活动。这些组织上的散漫和行动上的混乱，是义和团失败的主因。而且，在八国联军进攻面前，他们也没有统一的作战部署和目标，没能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或防守。在清政府反复无常，对其大肆屠杀的时候，更没有统一的应对策略，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抗。一哄而聚和一哄而散，是义和团开始和结束的情况。

义和团本身具有巨大的破坏性，这在进入京城之后更是显露无余，义和团无力约束部分成员地痞无赖，那些人加入义和团的目的只是为了发泄他们的私人恩怨，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城中日焚劫，……横行都市，莫敢正视者。夙有不快者，既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19]

“拳匪于右安门内火烧教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20] “二十日，焚正阳门外四千余家，京师富翁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冲天，三日不灭。”[21]

反复无常的慈禧太后，下令招集义和团民众，并且国家给予财政支持，所以，义和团大批集聚在天津、北京，但是，清政府的赏赐不多，而义和团民众太多，所以，没有得到赏赐的，便公开抢劫。“……颇不得赏，则公为盗寇，掳掠杀人，胁取财物，不能应，辄夷其宗，喜纵火延烧，常数白家。”[22]

面对义和团带来的灾难，很多人选择到其他地方去避难，而义和团在这个过程中杀害了大批无辜人民。“自天津以南，民大徙，乃侯于道遮杀之，曰‘防奸细’，坐死者又十数万人。”[23]

义和团在反教会的过程中，杀人现象也十分普遍，但真正的教民远远没有那么多。“拳匪之杀教民也，谓之二毛子，其实十九皆平民。而教民往往得他逸。”[24]

平民中稀里糊涂丧命的现象也很严重，由于攻打教堂和使馆没有成功，所以便转而诬陷平民以立功，随意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面对外国使馆的枪炮，“拳匪不敢前，乃日于城外掠村民，谓之白莲教，以与载勋，载勋请旨交刑部斩于市，前后死者男女百余人，号呼就戮，哀不忍闻，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25]

当然，在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他们所杀害的“三毛子（使用外国器物的人）”更是极多，由于抓不到大毛子（传教士和外国人）和二毛子（教民和从事洋务的人），而三毛子则是非常普遍，这让义和团民众在运动中大开杀戒，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使用了外国器物而丧命。

（二）清政府和外国势力的联合镇压

在运动中，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真实目的是控制和利用义和团，慈禧太后为首清政府，眼到义和团发展和壮大，就调整统治政策，用招抚取代剿灭，而当义和团的力量被无限的鼓吹扩大后，他们又幻想依靠义和团来挽回清政府在同西方列强交往中丧失的颜面。当义和团并没有真正能够为他们挽回颜面的时候，便露出了凶残的本性。在进攻使馆的过程中，面对慈禧太后下发的命令，北洋大臣荣禄不得已率众进攻，但却从中破坏，“他不敢违抗太后的命令，却只对使馆做了一次虚张声势，而非实心实意的攻击”。[26]

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跑，途中，她命令铲除义和团。她的反复无常让义和团民众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受了清军的打击，损失巨大。在运动过程中，部分地方官员并没有按朝廷的上谕行事，而是阴逢阳违，继续绞杀义和团。贵州提督梅东益便是其中一个，他对义和团民众“大纵兵攻之，斩首虏三千余人，河水尽赤。”[27]

而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不但拒不执行朝廷的上谕，而且对朝廷的政策加以抵制。他们要求朝廷镇压义和团，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东南十三省当局敦促朝廷镇压拳民，保护外国人，赔偿他们在骚乱中蒙受的损失，并就克林德之死致函德国道歉。”[28]

所有这一切说明，晚清朝廷愚昧昏庸，进退失据，朝令夕改，毫无章法，乃义和团悲剧的真正制造者。就这样，在中外势力的联合进攻下，义和团运动失败了。

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带来更大灾难，天津和北京被占领造成巨大损失。当然，这些损失正如联军统帅瓦德西所说的那样：“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损毁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29]

我们可以从瓦德西笔记里面清楚的看到当时参加抢劫的各国士兵的丑陋行为：“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英国）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在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一不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各处密藏之金银宝物。”[30]

“此间买卖当时抢劫所得各物之贸易，极为隆盛。各处商人，尤其是来自美国者，早已到此经营，获得巨利。其出售之物，以古铜、各代瓷器、玉石为最多，……至于金银物品，则不多见。最可叹者，许多贵重物件横遭毁坏，其中常有无价之木质雕刻在内。只有余之住所，尚藏许多报务，一切犹系无恙。倘若我们一旦撤出，则势将落入中国匪徒之手，最后当然加以焚毁。”[31]“吾德自‘三十年战争’以及法国路易十四之匪军（侵德）以后，如此毁坏之惨，上未尝复见。”[32]

当时清政府开出了一些损失清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其中包括世人所未见的辽、宋、元、明版图书，还有《永乐大典》607本，经史载籍46000余本，四库藏书47500多本，宝物2000余件。”在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时间里，更是杀人无数，强奸抢劫，无所不为。“又为抢劫时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33]

义和团运动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和怒火的爆发，这一爆发具有巨大的非理性，尤其是在和满清王朝联合以后，这次运动在爱国的旗帜下，席卷了华北、内蒙古和满州，使251名外国人和成千上万的中国教徒丧命，此外还有几十万无辜的贫民和部分反对运动的官员，无辜遇害。运动以清政府的彻底屈服并签定了《辛丑条约》而告终，条约的内容没有和以往一样涉及割地，但赔款数量是所有条约中最多的，具体还涉及赔礼道歉、给外国更多的特权、惩办罪犯等。李鸿章再一次充当了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的人，他也因此更被人民视为卖国贼。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格局最终确立，在运动过程中，部分人士曾力图挽回一些损失，如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东南互保”政策，使得中国的半壁江山免除了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所带来的灾难，但这已经无力挽回清政府走向灭亡的势头。此后，中国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清政府终于在1911年走到了尽头。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社会自发的抵御外侮运动，反侵略、长骨气义举可歌可涕，但却同样毁于自身封闭愚昧，这种巨大代价可能无法挽回。这更清楚说明，启蒙教育对于一个原生混沌民族，是多么至关重要！这深刻的说明，不是打上爱国的旗帜，就真正能够做到爱国。也同样说明，远离现代文化，不能与时俱进，无论怎样瞎折腾，企图以落后战胜先进，注定都要失败。从义和团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在稳定和谐、法治秩序尤其重要的今天，将任何极端民粹、或不理智行为制止在初始阶段，对现代中国是多么重要和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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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59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年

2、3同上

4、《义和团史事考》 林华国主编 第37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

5、《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第67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

6、同上

7、《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主编 第141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8、《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第67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

9、《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31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年

10、《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33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年

11、12、《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30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年

13、14、《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34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年

15、《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主编 第148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16、《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35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年

17、《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主编 第146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18、《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41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年

19、《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32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年

20、21、《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30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年

22、23、24、《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36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年

25、《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38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

26、《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主编 第150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27、《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37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

28、《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主编 第149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29、《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99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

30、《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97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

31、32、《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98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

33、《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第199页（义和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0

参考书目：

1、《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2、《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龚书铎主编 中华书局 1980

3、《义和团史事考》 林华国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

4、《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5、《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 中华书局 1984年

6、《义和团运动》 路遥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 1985年

7、《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齐鲁书社 1982年

8、《义和团史话》 金家瑞 北京出版社 1980年

9、《义和团运动史》 李德征 人民出版社 1981年

10、《义和团运动的组织和宗旨》 陈贵宗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7年

义和团真相：孤立封闭、盲目愚昧、无法无天……

作者: 罗中卫

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因为主体是所谓“人民”，因而得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不仅运动本身被定义为“反帝爱国运动”，而且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块儿被视为近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然而，事实上，义和团运动无论其理论还是其实践，都充满着的盲目爱国、愚昧排外的荒谬性，正如鲁迅所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先看其嗜杀。义和团事件中，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另外，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在“受害最烈” 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显然，这义和团根本不是什么仁义之师，而只是一群屠夫。

据《王大点庚子日记》记载，王大点在义和团运动中喜欢看热闹，而看到热闹最多的就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一支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得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酱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再来看愚昧。1949年前，中国社会对创始于嘉庆年间蔓延至直隶的义和团的看法是邪教。 “……数十年来，俱视之为邪教。”徐一士、徐凌霄同撰的《霄凌一士随笔》谈及义和团使中国“创痛深巨”，“几于不国”时说“故事后道及义和团，莫不加以诋斥，视为妖孽。”

义和团是邪教妖孽，首先是因为义和团所到之地，逢处便设坛行拜，“城中为坛场几满。(坛场是义和团习武练艺之地---引者)”“乡野村庄，莫不有坛”。除了广设拳场，还遍贴招帖，大行怪力乱神之道。山东、河北、山西境内拳匪每当夜深人静，就“四处皆焚香念咒”，“升黄表”(烧纸)。同时“以凉水润身，聚无知童子数人，向东南立，咒毕，童子倒地，召迟，令起舞，或授以拳棒，如临大敌，……”。深夜如此，白昼如何？时人记载：拳民若出动，“则呼市人向东南而拜，人无敢不从者”在拳乱大发之际，拳民则在各处“每日招摇过市，头扎红黄二色包巾，腰系红带，手执单刀。路遇穿洋布者，立时扯碎。偶一不服，即以单刀相向。日则沿途滋扰，夜则群宿庙宇。”

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视为神圣的招贴上究竟是些什么内容：“日出东方一滴油，惊动弟兄天下行，……杨二郎惊动封炮王，封炮王惊动老君来显灵。”他们的招贴也颇有些嫁祸于人的意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故而要借助神仙之力一逞拳能：“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非是谣，非是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顽。”可以说，全是怪力乱神。

其次，是他们对所谓“中国功夫”的胡乱吹嘘。中国自古有武术气功(硬气功)传统，经过训练，道行高深者可以通过运用体内之气，抵挡刀矛攻击。但是由于需要经过长期刻苦训练，真正练而有成者并不多见。而且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将修练要义和成果恣意玩乎於坊间，大面积干预世事而不祸国殃民最终自毁于世的。义和团拳乱也是其中之一例。他们借助于民间武术，利用人们对气功传统的信赖，大肆宣称自己拥有各种“神术”，例如能以刀枪发火、能以咒语控制火势、能“以刀兵斫斩皮肉而不伤”、能枪炮不入、火不烧身等等。 对于义和团上述妄言妄行，清朝政府官员、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当时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看看他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义和团行为方式的愚昧可笑：“……其诈人之术，以发火为最长。用刀用枪，向房屋门上指画，又向地上土上指画，群呼之曰照。(盖北方呼火燃之音即着字。)立时火燃，盖先时暗中预布置者，然且不效者比比也。更自称应烧者烧，其余不连延，亦大都不验。”都有记载的北京前门大栅栏乃至正阳门一带连日大火，就是这样烧起来的。义和团并以火听人指挥而不许救援，从而将京城市面精华一举烧尽(后详)。而眼看大火延及正阳门，这些愚民暴民则吓得四散逃溃了。

再看看义和团如何能“枪炮不入”：“其最愚弄人能避枪炮者，名曰金钟罩。又取十八岁以下至二十岁以上之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一，手持一小红灯笼者，名曰红灯罩。言能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只见有此种人，从未见其上法。是彼党诞妄无稽，而智笑愚骇，莫可究诘者也。”那真的中了枪弹情况如何呢？伤及致命处当然必死无疑，但死了也当活人抢回。抬到坛场，让他们的“大师兄”查看。看后辄曰“劳累已极，睡着矣。”或“设法取出枪子，以大声呼其小名，其受伤浅而未死者，或偶活一二，则曰：醒矣，断无死理”。对伤情重不能复活的，“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

再次，义和团运动将社会沉渣聚集一体，“匪多乡僻愚民”，无知无识却贪婪张狂十分：“入五都，遇物诧怪”，把铜片做的店铺招牌当作金子拆之掳去者不足奇怪，更有愚贪者，把牛膝当作人参大肆嚼啖拒不吐出，却把刚刚贪入口中的西洋糖果哇哇吐出，硬说那是“矾也”！更为愚昧的是，在斩杀“二毛子”“三毛子”即中国教民或与洋人有关系的中国人的时候，他们采用的验明证身的方法。这种方法，即不是当事人的自我表白，也不是拳匪自己的判断，乃是“焚香燃表”。然后观结果，定身份，决生死：“烧香一柱，焚纸一页。如果香不燃，纸焚不尽，便必杀无赦”。

最后，义和团的愚昧还体现在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一概拒绝上。这一是表现在义和团为抵抗清军镇压或外国侵略军的进攻而在部分地区采取的毁铁路拔电杆的行为，如涞水之战杨福同被杀后，义和团开始大规模拆毁铁路，据说，其缘由是“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此外，义和团还公开宣传“拆铁道，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这些都先是出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敌视。其二表现为义和团员基于仇外对西方器物的大规模毁坏，如“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此外，义和团还杀害了很多无辜卷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若纸菸，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这些行为都是蒙昧主义的体现。

爱国的方式需要选择，热情却常常用错了方向，并因此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人类的悲剧也因而一次又一次上演。历史总是可笑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局外人的眼中看来，所下的定义应该是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内战。也许当时义和团的组织者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他这个本意本身就是有着浓厚的封建性质和迷信色彩，一旦受到鼓惑或者是坏的说教，就要向坏的方向上发展。

光从文字上，我们也不难窥见义和团的血腥！纵然是爱国，但是爱的太片面，爱的太过激的时候，是要出问题的！所以，既然历史上有过教训，我们就要吸取，或者，我们也应该有相关的教育，我们对于历史上的真实义和团，应该有一定交代，让我们的民族更加理性的看待，要不然，一下是接受不了的！

义和团运动本质和起因再反思

作者：财输

一、义和团祸乱是当时中国各界共识
　　　　
　　　　八国联军出兵中国的背景是1900年义和团暴乱。无庸质疑，义和团运动单从起因上而言，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与西方在华传教士,尤其是在山东地方的德国传教士的仗势欺人有直接关系。自从十九世纪中叶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在炮舰保护下的基督教成为中国从宫廷到官僚士绅乃至大部分民众的仇恨目标。儒家礼教传统更是成为反对外来宗教哲学的成本和武器，许多士绅借故教民脱离传统礼仪和地方传统迎神赛会活动，煽动仇教暴动。义和团作为迎合民间秘密组织，早在十九世纪之初就有官方记载。作为一场运动，其直接起则是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的山东钜野县地方民众与教民之间于的暴力冲突，由于教堂被砸毁，两名德国传教士被害，这其著名的“曹州教案”最终成为德国“强索租界 地”的导火线，德国并最终强占了山东胶州湾，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
　　　　
　　　　关于义和团运动在文化、宗教方面的复杂背景和在社会、政治乃至经济方面的起因，中国大陆学者已经做过大量的分析。有些相当中肯。然而，1899年至1900年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义和团事件究竟面目如何？义和团成员们究竟都做了些什么？谁是义和团事件最大的受害者？谁又是受益者？就其行为方式而言，义和团运动究竟能否标榜青史、冠以“伟大”和“爱国”？这些情况，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却基本上没有明确地，集中地，深入客观地描述过。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做的。
　　　　
　　　　相对于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大陆当代史学界和历史教科书中那些支离破碎、遮遮掩掩的描述，时人当年对义和团运动的记录，相当真实可信。此外台湾历史学者的相关研究，由于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再有，作为义和团事端的直接受害者，当时中国教民的回忆和当时西方在华宗教团体的陈述，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而这些，基本上是我论述义和团行为及其性质时所依据的史料。
　　　　
　　　　打开百年前关于义和团的记实资料，“拳匪”一词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在当时各类相关著作和新闻报道中，“拳匪”这个称呼几乎就是对“义和团”的唯一的称谓。即便当代台湾学者的研究也不例外。清末时期关于庚子国难拳匪祸乱的记载相当丰富，在此信手摘取一些，以便证明“拳匪”二字充斥清末文献史料。耐著性子读读这些故纸堆里没有矫饰的文字，对我们这些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大脑应当形成不小的冲击：
　　　　
　　　　“及拳匪据涿州，朝议剿抚不决……”引自小横香室主人所辑《清朝史料下卷》，《刚毅导匪入京》一条(刚毅，清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满族官僚)；
　　　　
　　　　“拳匪之事，当刚(毅)赵(舒翘)查验时，是一祸福转捩关键。”引自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
　　　　
　　　　“迨奉命抚拳匪，一奉命于毅，不敢持异同。”引自费行简撰写的《近代名人小传》；
　　　　
　　　　“拳匪入京时，太监在孝钦左右为之先容……。拳匪偃旗收械……拳匪气焰不稍退步，转加厉也。”引自王守恂撰写的《杭居杂忆》；
　　　　
　　　　“拳匪起于山东，而祸大之发，乃在直隶，……试拳匪妖述不验，斩之以循。……缉办拳匪为务……。匪于山东不能驻足，则尽遁而至直隶。”引自柴萼所著《梵天芦丛录》卷二《庚辛记事》；
　　　　
　　　　“拳匪于右安门内教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引自李悉圣的《庚子国变记》。
　　　　
　　　　“庚子拳匪时，守西陵贝子弈谟告逃难西陵之齐零辰曰‘我有两语，赅适十年之事……’”。引自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
　　　　
　　　　还可以继续引下去。当时的报纸也一样，举凡述及义和团，几乎均以“拳匪”或者“团匪”相称。此外在我间接查到的数十种地方志中，其中凡是提及义和团的地方亦几乎盖以“拳匪”称之。顺手引证几例如下：
　　　　
　　　　直隶《迁安县志 坛庙》“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盘踞庙内……”；
　　　　
　　　　直隶《沙河县志 兵事》：“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起，以仇教为名，大肆焚掠”；
　　　　
　　　　山西《新绛县志》：“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自沃以来，称得异人传授……”
　　　　
　　　　山东《清平县志 记事》：“拳匪暴动，境内电杆悉毁”；
　　　　
　　　　辽宁《辽阳县志 卷首》：“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祸，拆铁路，焚教堂”；
　　　　
　　　　辽宁《开原县志 兵事》：“光绪二十六年，因拳匪之乱，俄人入境”。
　　　　
　　　　在庚子国难不久以后出版的大量书籍中，有些干脆就是以“拳匪”二字命名的。如1901年出版的根据当时“中外日报”“申报”等报刊资料编撰的义和团史料《拳匪记略》、1901香港书局西法石印本的侨析生根据当时报纸编撰的《拳匪记略》，1901年出版的刘孟扬撰写的《天津拳匪变乱记事》，1907年出版清政府直隶官员及清军镇压义和团的电文资料汇集《直东剿匪电存》、1911 年出版的天津一带义和团目击事实记录《拳匪闻见录》、若虚所撰记载曹州巨野教案及义和团活动的《拳匪之祸首》(出版年代不详)、多人手抄本《综论拳匪滋事庸臣误国西兵入京》(不著撰作者)，1911年单独成印的管鹤摘编的《拳匪闻见录》，若虚撰写的《拳匪之祸首》(出版年代不详)等等。
　　　　
　　　　“民”和“匪”虽然一字之差，但语义差之千里。“拳匪”这称呼是一个含有明确的价值判断的词语。这个词语在义和团事件描述中使用的普遍性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对义和团之匪徒性质的普遍认同。
　　　　
　　　　我所看到的县志中称“义和团”的也有，但不多。这类县志几乎全部是大陆“解放”以后重新修订出版的。如1989年版的山西《吕梁地区志大事记》中这样记述说：“[光绪二十六年]中阳义和团大旗户雷镇声、成拴拉起团众二百余人，扶清反洋，烧毁天主教堂。”和前引略带文言文色彩的记录相比，这显然是“新中国”简体字体系所创造的语言表述风格，和当代的历史教科书口吻完全一致。这类志书无疑是经过中国当代官方意识形态化的修改的。
　　　　
　　　　当年有关记录中，且不论记述内容是什么，仅仅是遍布文字间的“拳匪”一词，就足以让饱受当代历史教科书熏陶的中国人或者史学研究人员感到惊异甚或震动。我在国会图书馆曾经偶遇一位研究中国清代文化史的华人学者，他当时正在查阅当年报纸《申报》。谈及庚子年间国事，他就对我强调：《申报》在提及“义和团”时，竟然几乎用的全部是“拳匪”两个字！而我当时也正因为同样的发现而感到触目惊心。震动之余，我当时自忖，之所以如此触目惊心，是因为它跟我们从教科书上所接受的有关历史信息反差太大了。
　　　　
　　　　“伟大的农民运动”和“拳匪拳乱”两种说法，究竟哪个接近历史的真实呢？我想最好暂时存而不论，等到我们考察了义和团当年的作为再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