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被窃听的中国政要

　　编者按：在中国政坛，有一个领域经常发生窃听事件，那就是外交。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去莫斯科访问，其下榻的别墅就被安装了窃听器;197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疑心颇重的阿方就在中国驻阿使馆里安装了窃听器，窃听器竟然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1961年4月26日晚，杨尚昆——这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高级官员，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正在河北调研的他突然接到中办电话，要求其火速回京。于是，谜团乃至恐慌在这位中共元老的心里展开。

　　谜底在一天后被揭开。这就是震动中央高层的“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窃听的对象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巴人所着的《蛛丝马迹之于历史》一文中有如下记载：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主席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当服务员离开后，恰遇专列上另一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随后，那位工作人员展示了装在专列上的录音设备。

　　服务员转身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位处于权力巅峰的人士大发雷霆。“秘密录音”就这样闹大了。

　　4月27日下午，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邓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当晚，又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做了说明。此后则是连轴转，找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王敬先(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智(时任毛泽东秘书)、罗光禄(时任毛泽东秘书)、吴振英(时任刘少奇秘书)问情况、写报告。

　　“惟心情紧张，极易疲乏。”此后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中共中央会议记录和中央领导的讲话。

　　录音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他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叶子龙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人汇报过这个建议。杨尚昆同意了这个做法。

　　最初，毛泽东也认可了被录音。但他对叶子龙表示：“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有些会议，中央领导是不愿意录音的。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

　　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针对录音，杨尚昆也谨慎了许多。

　　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去的?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里，王光美解释了这起事件的原委。

　　原来为了让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对录音话筒不那么排斥，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表面上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得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至于毛主席的专列上也装了录音，麦克风放在花盆里等看不见的地方，是汪东兴安排的，事先没有同毛主席说。

　　不过在巴人的文章里还提到两个与“录音”事件相关的细节，一是毛泽东于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办。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依杨尚昆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两件事情。所以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到现在尚无定论。

　　这时，叶剑英打开了收音机，将声音放大。这是为了干扰窃听—在《风声》等影片中，主人公也曾使用这样的方式。

　　相比这起颇受争议的窃听事件，在“文革”特殊的10年里，真正的窃听确实存在。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叶剑英，都曾谨防“隔墙有耳”。

　　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李先念家，同李商量如何扳倒“四人帮”。华国锋请李先念去见叶剑英，问一问他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

　　隔了两天，李先念去到西山叶帅处。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曾撰文将父亲与叶帅的密会场景还原—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了收音机，将声音放大。这是为了干扰窃听—在《风声》等影片中，主人公也曾使用这样的方式。但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一个人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此人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这场犹如电影特写镜头的会面为“四人帮”的覆灭打下基础。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

　　-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被隔离审查。当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发生时，邓小平正处于“禁锢”状态。他的女婿贺平带来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因担心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贺平讲完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根据中国安全保密检查组的调查，对方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在中国政坛，还有一个领域经常发生窃听事件，那就是外交。

　　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就曾遭遇窃听。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但是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之后，苏联方面的表现并不热情，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担心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会影响到苏联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签订新条约态度冷淡。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次行程时也颇多怨言，“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和他(指斯大林)吵得很厉害”。

　　而当毛泽东听说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但正史中并未披露安装窃听器的细节，只是在一些论坛上可以找到“此事与赫鲁晓夫有关”的简单解释。

　　197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疑心颇重的阿方在中国驻阿使馆里安装了窃听器。根据中国安全保密检查组的调查，对方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循着窃听缆线，中方安全保密组人员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全馆。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方与英方开始就香港回归祖国进行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英双方斗智斗勇，还不时玩一把“窃听与反窃听”的游戏。亲历香港回归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就提到，香港回归前期的筹备工作大都是在深圳进行的，因为“新华社在香港跑马地的工作地点不那么安全，许多地方被安上了窃听器”。

　　1984年7月，英方谈判代表来到北京，被安排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一名叫做杰弗里·豪的代表说：“不要在屋子里谈，屋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咱们到外边，找个大树底下谈。”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对此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

　　但中方似乎并没有窃听来宾的“嗜好”。在美国因“水门事件”(在政治对手住处安装窃听器)而引咎辞职的第一位总统尼克松，首次破冰访华时亦是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曾任中国驻英国代办的熊向晖以周恩来总理助理的身份，参与了尼克松访华前后的中美会谈。他说，毛泽东特别指示：中方不安窃听器，也不搞录音。

　　9月，在飞机送达北京试飞时，中国官员发现飞机发出“古怪的嗡嗡声”，因而展开搜查，并探测出隐藏的窃听器。

　　2002年初，媒体曝出江泽民的专机被检测出有27个监听器。此专机系从美国购买的波音系列，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空军一号”计划的流产。

　　购买这架飞机的消息，是在2000年7月由新华社对外公布的：

　　“日前，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公司和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已与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在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签署了一架波音767-300er飞机的购买协议，此架飞机经过进一步改型，安装贵宾舱后，将作为中国的‘空军一号’，成为中国国家元首的主要空中交通工具。”

　　就在中外记者密切关注中国“空军一号”何时首飞之际，中新社发文称，中国情报官员在一架美国制造、准备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专机的波音767型飞机上，发现了27个窃听器……新华社也报道说，该架波音767飞机，是中国政府向波音公司购买，然后送到美国圣安东尼奥机场，由数家飞机工程公司进行内部装修。

　　装修工程于2001年8月完工。9月，在飞机送达北京试飞时，中国官员发现飞机发出“古怪的嗡嗡声”，因而展开搜查，并探测出隐藏的窃听器。

　　中新社报道说：“这些窃听器设计精密，体积微小，并且是由卫星操作控制，绝非在普通商店所能买到。”

　　此后，有关这架波音767-300er专机的消息就很少了，中国“空军一号”再无人提起。而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回应此事时说，“如果确实有人要对中国搞窃听的话，我要说的是，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对中国进行窃听是没有必要的”。

　　此事发生之际，正值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准备访华。但“窃听”并未影响到当时的中美关系。一个月后，小布什如期会见了江泽民。

　　2005年，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应邀在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演讲完毕，有美国记者就窃听一事发问，李肇星答道，“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都不要。”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文章主标题为《蛛丝马迹之于历史》，作者巴人，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