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中共的实际领导是张闻天，不是毛泽东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却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

　　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二十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并获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的出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

　　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做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较客观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自相矛盾。

　　新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在一共四页书里就有这样一些前后矛盾的断语：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紧接着谈到项英会后的来电时又说，“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于是得出结论：“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时期。”还补充说，“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至于随后说的，“在危难的时候，张闻天总是乐观地对人们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们不但能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而且能够克服今后革命路上的种种困难”，这些话恐怕只能是作者的想象或延安整风后才有的提法，当时大约是不可能发生的。

　　关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展开讨论，解决各种疑难，恢复历史真相。如果只能以中央决议和当事人的反省或回忆为准，那1959年庐山会议的案子永远也翻不成，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党提出的思想路线也成了一纸空文，实事求是只不过是并不兑现的口头禅。

　　实际上，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

　　关于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会后一个相当时期，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无论毛泽东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二、六军团有八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长征到达哈达铺，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遵义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的命令行之。

　　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例如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遂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几天后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

　　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会多了麻烦。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军的完全失败，责任在中革军委还是张国焘，就长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四十年后去世。

　　关于对全党的领导

　　遵义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代替博古出任总书记，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毛泽东由于创建红军和苏区，所以名气很大，与朱德并列，以“朱毛”著称，国内外以至苏区军民多把他看作红军和共产党的领袖，知道向忠发和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的反倒很少。这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重视毛泽东，使“左”倾中央对他不能为所欲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一直不高，六届四中全会后还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和排挤，五中全会上才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地位仍在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没什么实权。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

　　在遵义会议后的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

　　按照毛泽东的定义，“为首”就是召开会议。可是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并没有召开和主持过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各种大小会议。至于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据张培森同志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中，提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于出席和参加、主持和召开中央会议有较严格的区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这是讲求分寸和实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写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正是这一例外恰恰与事实不符。因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惯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会议(政治局和常委)都由总书记张闻天召开和主持，如无特殊情况，毛泽东是不会违背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会议的。而且当时担任政治局会议记录、住在张闻天隔壁的李华生，也与张闻天为邻并列席这次会议的郭洪涛，开会时在场并作了简单发言的张闻天夫人刘英，都一再证明和坚持认为，13日会议是由张闻天主持并在他的住处举行的。

　　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也是张闻天为首

　　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不但胜利完成长征，而且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作为新领导集体的一员，毛泽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他分工主管的军事方面。由于当时实行比较严格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和起草决议也基本限于军事问题(后来又加上统战问题)。而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报告以及决议的起草，都是由总书记张闻天完成的。

　　一直有一种说法，毛泽东虽然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但实际上是新领导的核心，因为一切重大问题都是他出主意大家同意后定下来的。如果是指某些具体军事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说;但如指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情况却并非如此。这只要对《张闻天文集》和《毛泽东文集》(均包括《选集》)这个时期的文稿以及两人同一时期的《年谱》作一对照，就可明显看出在政治领导和决策中各人所起的作用了。

　　例如1935年甚至包括1936年，在整个形势和党的政策方面重要文件极多，但毛泽东却几为空白。有两件在战略转变上有重大意义而由他署名的文件，却是张闻天代为起草和发布的。第一件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宣言》(包括十大纲领)，毛泽东从前方复信给张闻天说，“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宣言请即发”。第二件是《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他在信中表示“基本同意”，只是提了些修改的意见。如按胡乔木说的办法，“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那么把六中全会以前和以后的毛泽东文稿一对比，也就可分清核心和非核心、为首和不为首的区别了。

　　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彻底转变的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的又一极为重要的会议，准备工作是完全在张闻天主持下，而毛泽东因在前方打仗未能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其实，中央到达陕北后，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就首先提出了战略转变问题)。

　　颇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事变第二天的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依惯例由分工管军事和统战的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由于事出突然，一时发生意见分歧和某种感情用事也在所难免。毛泽东就在肯定事变的积极意义和强调抗日的同时，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 “审蒋”(两天后毛泽东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中还公开提出“审蒋”)。

　　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会上张闻天还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一个多月后的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到“审蒋”的口号不对。这期间留在后方主持大计的中央常委只有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他们密切合作，指导全局，分头或以“洛、毛”联名发出了大量电报。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运筹帷幄(19日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当天就起草和发出14份电报)。但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只是由于长期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论及西安事变的书籍以及文艺作品仍然不承认他的领导作用，甚至忽视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