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美国民主党如何赢回工人阶级？ (中国论坛)

作者: admin , 发表于: 星期一, 十二月 23, 2024, 00:35 (6小时19分钟前)

《大西洋月刊》：美国民主党如何赢回工人阶级？

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是一位经常跨越党派寻求合作和交集的老牌民主党参议员，立场温和。他在参议院的影响力、领导力和具体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特别在：枪支暴力防控、外交事务与全球关系、医疗保健与心理健康倡导、经济不平等与工人权益、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等这几个领域。

他对原则的坚持更是有目共睹。例如，他坚决反对奥巴马政府对沙特的支持，因为他认为沙特在也门犯下了战争罪行。

墨菲参议员是本篇主要的采访对象，他对民主党未来方向的看法不同于一般的党派政客，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和视野。

两党困境与民众观点分裂：

大部分美国民众在经济上支持进步政策（如全民医保、最低工资提高等），但在社会议题上更趋保守（如支持严格移民政策和反对晚期堕胎）。

“后新自由主义”的潜力：

后新自由主义强调“预分配”，即通过公平的市场规则和劳动权利的保障，在经济运作中减少不平等，而非依赖事后再分配。

民主党面临的挑战：

当前的民主党政策过于迎合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忽视了非大学学历的工人阶级需求。

在社会议题上，党内对保守立场的包容性不足，难以吸引更多选民。

可能的转型方向：

借鉴1970-80年代以经济议题为核心的大帐篷战略，容纳不同社会观点。

调整移民、枪支和性别认同等社会议题的立场，平衡进步理想与大众情感。

通过赋予劳动尊严，重塑对工作的认同感和社会意义。

竞选前景：

无论民主党或共和党，能够结合经济平民主义[注]与适度的社会政策的政党将有望赢得选举，甚至建立长期的选民联盟。

[注]本文中的“平民主义”在原文中为populism，一般译为“民粹主义”。考虑到这个词在中文中常带有贬义，尤其是当它与煽动情绪、迎合大众情绪或反对精英挂钩时。例如，许多人会将其与缺乏深思熟虑的政策、短期目标或政治操作联系在一起。然而，英文中的 populism 并不总是贬义的，它可以是中性的，甚至在某些语境中带有褒义（如关心普通民众利益）。因此，在本文中将“populism”译为“平民主义”。

《大西洋月刊》：民主党如何赢回美国的工人阶级？

原文2024 年12月12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作者泰勒·奥斯汀·哈珀(Tyler Austin Harper)是贝茨学院(Bates College)环境研究助理教授，也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

民主党如何赢回工人阶级？

拥抱平民主义可以帮助民主党建立持久的政治联盟——如果共和党没有先这么做的话。

墨菲说到了点子上

川普再次赢得总统大选一周后，我坐在克里斯·墨菲对面，他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简约而设备齐全。这位康涅狄格州的联邦参议员听起来就像一个已经完成了所有五个悲伤阶段的人，并准备谈论接下来的事情：他的政党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在 2026 年和 2028 年赢得或重新赢得选民。

墨菲告诉我：“我一直认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存在着一场竞争。问题是：在民主党向那些在社会和文化问题上与我们意见不完全一致的人敞开大门之前，共和党是否会真正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平民主义？”

墨菲说到了点子上。

目前，两党都不能很好地代表普通美国人的政治诉求。

在经济问题上，绝大多数选民支持进步立场：他们认为确保人人享有医疗保险是政府的责任(62%)，支持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 15 美元(62%)，强烈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免费公立大学(63%)，并赞成联邦投资带薪家庭假和病假(73%)。他们还支持政府加强对各行各业的监管，包括银行业(53%)、社交媒体(60%)、制药业(68%)和人工智能(72%)。

然而，也是这一部分人中，绝大多数也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立场：他们认为最高法院推翻平权法案是正确的(68%)，同意变性运动员只应在与其出生时性别相符的队伍中比赛(69%)，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三孕期堕胎应该是非法的(70%)，对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数量至少有些担忧(79%)。

这些事实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都不是特别方便，这无疑是双方都未能提出代表这些观点的政纲的原因。

但近来，两党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愿意承认问题所在，并承认是时候摆脱“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了。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倡导市场解决方案、放松管制、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对经济的普遍自由放任。

左翼和右翼的平民主义者都面临着巨大的障碍。民主党必须应对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基础和在社会问题上持极端主义立场的党内建制派，而共和党则必须应对大量自由意志主义派系(Libertarians)。但无论哪个党派想出如何推进有意义的“后新自由主义”平台，都可能开启一个成功且持久的政治联盟。

墨菲正在尽最大努力确保他的党派击败共和党，但他似乎并不确定这一点。在选举后的 MSNBC 采访中，这位参议员为民主党勾勒出了一份路线图：“我们应该回到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民主党，当时我们以经济为支柱，然后我们让那些在其他社会和文化问题上与我们想法不同的人加入进来。”

墨菲很快补充说，这种重塑——或者说回归——将具有挑战性。“这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多年来我们已经采用了很多试金石测试，”他评论道。“这些试金石增加了这个政党的排外性，造成这个党的缩小，而不是增长。”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

在选举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我采访了“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学者以及左翼和右翼主要政治性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几乎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都同意墨菲的观点，即美国各政党正在进行一场竞赛，以夺取这位参议员在 2022 年《新共和》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美国人，他们想要更多的经济控制、更多的社会联系和更多的道德市场”。

有些人担心共和党会赢得这场竞赛。

尽管平民主义右翼中很少有人认为川普是货真价实的——他们倾向于礼貌地将这位当选总统描述为“过渡人物”——但他已经提名“后新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同情者担任第二届政府的主要职位：工业政策爱好者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担任国务卿；支持工会的众议员洛里·查韦斯-德雷默(Lori Chavez-DeRemer)担任劳工部长；科技巨头怀疑论者盖尔·斯莱特(Gail Slater)将领导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当然还有JD·万斯，尽管他有科技风险投资背景，但华尔街对他当选副总统感到不安。

不过，我采访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川普可能会在任期内为亿万富翁减税和其他反平民主义议程项目，来浪费他的平民主义善意。

这应该会给平民主义左派带来机会，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也许更棘手的问题：共和党似乎正在锁定一个由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多种族联盟。这些选民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可能更容易失去，而不是赢回来。

墨菲和其他人认为，如果民主党希望再次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们需要认识到美国人对意义和社区的渴望。

墨菲在《新共和》一文中使用的语言——援引道德、自我价值和社会联系——在“后新自由主义”话语中无处不在。该运动的主要支持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造成了经济灾难，而且其对无情个人主义的强调也造成了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危机。

在墨菲和其他人看来，任何“后新自由主义”政治都必须培育一种新的社会伦理，这种伦理植根于有尊严和公平报酬的劳动。

许多著名的“后新自由主义者”——其中一些人隶属于曾经帮助建立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智库和非营利组织——似乎相信，有一个庞大的选民群体等待被激活。

这些选民群体在社会问题上是温和派甚至是小保守派，但也支持对国家现有经济体系进行更激进、更根本性的变革。

墨菲向我感叹道：“我们还没有让这个国家的选民相信，我们是真心实意地将权力从拥有权力的人手中重新分配给没有权力的人。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基本上都是小规模的调整，基本上都是对现有市场的调整。我们没有像共和党人那样来谈论权力这个话题。”其他人对此表示赞同。

尽管许多人认为乔·拜登可以说是几十年来最支持劳工的总统，而且在产业政策等领域经常打破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但他们也认为拜登从未完全掌握话语权，也从未为自己的重大成就邀功。

换句话说：与我交谈的人普遍认为，拜登的政策是工人阶级的，但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长期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告诉我：“民主党并没有明确显示出它真正支持普通人关心的议题，也没有很好地认同他们眼中的世界。”

对于许多（但不是全部）“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经济愿景的核心是“预分配”(pre-distribution)，这是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推广的一个概念。

中左翼新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再分配的税收和转移政策(redistributive tax-and-transfer policies)——允许不受约束的市场实现强劲增长，然后通过将制度赢家的部分收益分配给制度中的工人阶级“输家”来消除由此产生的经济差距，从而在事后减少不平等——而“后新自由主义者”通常认为最好从一开始就避免产生这种不平等。

哈克在 2011 年的一篇论文中解释道，“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进步改革者需要专注于市场改革，鼓励在政府收税或发放福利之前更平等地分配经济权力和回报。”

正如哈克（也许是无意中）在援引故事的“寓意”时所暗示的那样，预分配倡导者经常从道德甚至精神的角度来为这一策略辩护：赋予工人权力，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比如，通过工会和部门谈判——是为了恢复尊严和振兴以劳动为基础的社区形式。

克里斯·墨菲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大多数人不想要施舍。他们希望规则不受操纵，这样他们就能靠自己取得成功。”尽管左翼的一些人（并非毫无道理地）不喜欢参议员将某些再分配政策描述为“施舍”，但这些对词汇的抱怨转移了对墨菲更深层次观点的注意力。

诚实的劳动是自豪感的源泉，平民主义者应该希望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因他们感到满意的工作获得公平的报酬，而不是忍受贫困的工资，每天等待现金的进账来勉强生存。

哲学家丹尼尔·钱德勒(Daniel Chandler)在其最近出版的《自由与平等》一书中指出：“大多数人需要有意义的工作和社会认可，这样才能感到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有价值的。”这本书得到了主流自由派和左翼媒体的报道。他说：“通过关注增加市场收入，尤其是就业收入，预分配有助于保持贡献与回报之间的健康联系，如果我们过于依赖再分配，可能会失去这种联系。同时，它认真对待工作对人们自尊感的重要性。”

在钱德勒和其他人看来，许多民主党人无法理解，对人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他们是否拥有经济资源，还包括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些资源的。这让该党无法理解为什么选民不奖励他们的慷慨。

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前任主席、伦敦经济学院现任院长拉里·克莱默(Larry Kramer)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向我强调，帮助工人阶级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问题：“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经济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学。”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者沉迷于讨论应该如何组织经济，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追问市场首先应该确保什么样的道德和政治目的，即什么样的美好生活愿景和什么样的价值观。

自由派最需要了解的是

许多民主党内部人士认为，仅靠“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足以赢回美国工人。社会问题也需要重新考虑。斯蒂格利茨指出，移民问题是民主党可能需要妥协的一个方面，他与“后新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其他人持相同观点。墨菲帮助起草了一项被否决的两党边境安全法案，该法案将增加边境巡逻人员，并使庇护标准更加严格；一些批评人士将其描述为“极右翼”。

去年，社会主义记者约翰·B·朱迪斯(John B. Judis)和自由派政治学家鲁伊·特谢拉(Ruy Teixeira)的一本备受热议的书同样将对新自由主义的尖锐批评与呼吁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保守的立场结合起来。

钱德勒的《自由与平等》也悄悄地支持了移民增加会压低低收入者的工资并给公共资源造成压力的说法。正如钱德勒所说，“大量移民会使建立稳定的政治社区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变得更加困难。”

枪支管制是另一个需要灵活处理的领域，以便在美国某些地区保持竞争力。民主党必须接纳像丹·奥斯本(Dan Osborn)这样的人。虽然他未能代表内布拉斯加州进入参议院，但他的表现优于卡马拉·哈里斯，因为他既为第二修正案发声，又自豪地支持工会政治。

特谢拉和朱迪斯提出了第三个话题：性别认同，认为民主党需要正视公众对此的担忧。

首先，应为不带偏见指责的讨论创造空间，而不是一味认为对诸如“具有怀孕能力的人”等术语提出问题，就等同于质疑跨性别美国人的生存权或对他们构成伤害。

对朱迪斯和特谢拉而言，这需要更细致地区分文化战争中的议题，例如体育公平——在这一领域存在善意分歧的可能性——与为跨性别美国人争取早期民权运动中赢得的普遍保障等重要努力。

他们指出，LGBTQ群体致力于保护跨性别人士免受住房、就业和学校录取歧视的努力，“完全符合美国民主传统”。但他们也警告说，超出这一范围的某些激进要求是“试图以一种值得怀疑的性别概念强加一种新的社会一致性”。

自由派最需要了解的是，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工薪阶层——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忽略了。要重新赢得他们的信任，不是靠一蹴而就，而是要把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或社会观点较为保守的人当作平等的参与者，让他们参与到我们的国家对话中来。

前进的道路显而易见

“辩论在我们党内依然存在。但‘后新自由主义者’的势力明显在增加，”墨菲告诉我。他认为，他的民主党同僚们需要对不同观点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而扩大民主党的帐篷将涉及一场斗争：“我并不是在争辩民主党的核心要向左转，重新调整我们在选择权、气候或枪支问题上的立场。我的论点是，我们要允许人们进入帐篷......这样我们的对话就会更热烈一些，联盟内部在这些问题上的多样性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摆在民主党人面前的反思将要求自由派与他们认为令人不快的观点进行接触，并认识到他们的社会价值观与他们声称代表的工人阶级多数格格不入。

民主党人必须找出妥协的空间。

而在不可能妥协或确实不公正的地方，他们必须开始缓慢的说服工作。

坚定的自由派智库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我们无法成功地与那些我们甚至不试图了解其内心世界的人打交道。左翼自由派是否愿意这样做还有待观察。”

休利特基金会主任、前拜登政府官员珍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在谈到民主党需要进行“后新自由主义”改造时以个人身份发言说：“如果我们在两年或四年内搞砸了，那么民主党是否还有机会再吃到这个苹果就不清楚了。”

在她看来，这种改造的奖赏可能不仅仅是短期的政治胜利，而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式的对选民的把控：“可能会有很多政治战利品。”

确实是战利品。左翼和右翼的许多人都认为赌注很高，回报巨大，前进的道路显而易见：

哪个政党能够可靠地将经济平民主义与温和的社会立场结合起来，就能赢得选举。

这里没有什么神秘可言。问题不在于缺乏政治解决方案，而在于缺乏政治意志。

下一次选举以及未来的很多选举很可能取决于哪个政党能够下定决心，最终向人民提供真正的平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