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中国急需推动内部消费

　　导读：

　　近日，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接受媒体采访，对中国的经济和未来，产能过剩，人工智能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享。

　　迈克尔·斯宾塞是菲利普·奈特（Philip H. Knight）管理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荣誉院士。2001年，他因在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此外，他还是投资管理公司Jasper Ridge Partners和成长型股权投资公司General Atlantic Partners的高级顾问，以及新加坡金融科技集团Surfin的董事会成员。

　　01

　　关于中美脱钩和世界工厂

　　中美两国都有庞大的势力虎视眈眈，垄断坐食去两国化红利。他们不遗余力极力推动相关政策和进程，天然达成合谋同盟。通过去中美化从而垄断中美之间的庞大超额利益，损害的是中美两国大局与人民利益，独肥自身。

　　目前还没有谁能替代中国，在我们能够说中国不是世界工厂之前，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由于中国自身的增长和发展，部分由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的增长——我们将看到许多类别的制造能力更加分散。

　　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也占据了相当大的主导地位——然后出现了稳步下滑。中国的制造业也将开始发生类似的事情。

　　频繁更换的“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背后折射的是中国贸易与各国之间的博弈、围剿与突围。

　　中国仍是一长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说它在下降——相对缓慢的下降——可能是恰当的。

　　02

　　新质生产力和内循环的前景

　　答案部分是肯定的，部分是否定的。好的部分是因为大量投资正在进行，这些投资将改变经济结构，并提高本已经非常高的创新能力。

　　假如有一天瑞典站起来说，我们将生产我们消费的所有东西——包括可交易的东西，如制成品——大家一定会说这太疯狂了。因为一个只拥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不够大，不能在大范围上的每个环节都拥有全面有效性。

　　中国认为可以在需求方面推动相当大的增长，但现在总需求出现了问题，不过在供应端，这似乎是合理的。

　　当今全球最著名的经济学家Paul Krugman最近有个疑问：中国目前解决经济困局最显而易见的方式是，应当将更多的收入转移到家庭，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从增加居民的收入到增强居民的消费需求。这几乎是他所知的所有国家克服经济危机中，屡试不爽的真理。

　　但是无法理解的是，面对显而易见的答案，中国高层似乎被蒙蔽了，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解决问题的意图。他关注到反而近期所有王炸大招组合，都在轰向生产而非消费。

　　想问中国专家，这种反向操作和不情愿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是担心中国人会因此变得懒惰吗？

　　无论如何，这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经济体。每个国家如果不能从专业化、贸易、跨境技术流动、跨境资本流动以及所有我们过去称之为的全球化相关的东西中受益，那么它的增长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事情在收缩，那么机会也在收缩。

　　这对中国来说不那么糟糕，但对全球所有人来说都很糟糕。中国可以通过聚焦内循环来推动大量增长，但如果我们关闭全球经济超过一定程度，我们都将付出代价，包括中国。

　　03

　　关于香港的角色

　　香港的未来是一个程度问题。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香港仍将是一个国际城市，与中国大陆的大城市相比，它将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在刚结束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香港上海成为未来唯二被定位的金融中心城市。说明北京一定不会放弃香港作为窗口和桥梁。

　　虽然对于顶级富豪来说，他们早已实现资产全球化布局了。香港几乎是未来中国最重要，甚至唯一睁眼看世界，并链接世界的平台，同时也是世界观察内地的窗口。可以说香港既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与纽带，也是世界注目中国、进入中国的窗口和门户。

　　香港有自己的货币，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表现将与中国不同。签证要求不同，几乎一切都不同。

　　中国对香港的治理存在感比以前更大，这是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引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不再是一个国际中心。

　　最重要的是，这取决于中国。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它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香港的独特性。

　　它有能力简单地把香港吸收成为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城市。我认为中国不会那样做，中国没有表达过任何那样的想法。这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但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04

　　目前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目前存在总需求问题，这几乎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截然相反。在发达国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供应跟不上需求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总需求不足，这就是通货紧缩的环境。

　　解决办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除房地产业的失衡和过剩。中国的储蓄者和消费者，一旦过了这一关，才会重拾消费信心，因为当下他们的大量储蓄在房地产资产中消失了。

　　楼市作为民众最重要的财富根基和再被高层重申的国民经济支柱，一旦财富的货币传导效应被人为斩断，老百姓财富湮灭、信仰坍塌，必将陷入“塔西佗陷阱”：无信用、无信仰、低欲望的中式Deflation社会。

　　中国的家庭净资产在房地产中的比例是非同寻常的，因此，这对恢复总需求非常重要。这就是财富-消费通道。

　　政策制定者可能有严肃的意图来澄清民营企业的地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恢复信心。这样做的效果将是提高投资水平。但中国向民营企业发出的信息前后不一致，有时似乎觉得民企非常重要的，而在其他时候，似乎国有企业才是经济的核心。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就业群体、最大市场主体、最大经济实体，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力量。

　　这几年，民营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投资难、回款难、用工难、出海难……各类问题像沉重的石头，压得人难以喘息。商业大佬们，也面临着各自难解的题。

　　当务之急是明确国企负面清单。

　　中国不缺锅企，缺的是民企！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企的问题，民企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必然出问题！

　　民营企业——无论是在投资方面还是在企业方面——对自己的地位都有点不确定。我最好的预测是，中国将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更平衡的状态，并以其全部潜力（可能是5%到6%左右）增长。

　　接下来的问题是：两三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中国的增长是由中国经济中的积极因素推动的，比如创新能力，以及贸易关系（如果它们没有恶化太多的话），这将促使经济恢复较高的增长。

　　楼市目前的形势并非只是中性的，它对增长有一定的抑制。因此，中国需要消除楼市衰退，但他们也希望经济增长是多样化的，并减少对房地产行业和建筑业的依赖。

　　这一过程需要时间的原因是，如果你有很多额外的过剩房产，是无法很快吸纳掉的，它们仍在那里。有些公司的财务状况可能不稳定，因为他们在房地产上进行了大量投资，而这些投资的价值和以前相比已经大打折扣了。

　　因此，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来减轻这一冲击，不要让家庭付出那么高的代价。高度投机的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通过向人们出售单位来融资，然后他们破产了。基本上，投资者都是那些购买公寓和房产的人。

　　05

　　去美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

　　外币的作用一是贸易结算，二是储备货币。因此，在贸易结算方面，由于中国在贸易中的突出地位，中国货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显著在增加。

　　而储备货币方面的情况则略有不同。到目前为止，主要的储备货币仍是美元。但美元有点被玷污了，因为美国当局通过对乌克兰战争的制裁，将美元用于本质上的外交政策目的。

　　有了美元，你可以交易大量的东西。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储存手段，但现在它比过去更不安全——这取决于你是谁。

　　目前确实还没有美元的替代品。

　　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足够大，所以你可以有非常大的资金流入和流出，而不会产生破坏性的波动。但资本账户并没有完全开放。我不认为这会在短期内发生，因为中国对资本账户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是有原因的。

　　但在未来十年，人民币的国际角色将会扩大。数字央行货币将会扩大，那会有帮助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的货币可能会开始成为美元的合理替代品，但它必须是我们目前战略提款权的巨大扩张。考虑到当今世界的运行方式，这似乎不太可能。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它仍然是美元。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满意，中国正在减少美元储备。据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显然正在以有节制的步伐减持美元，而且中国不会以一种每个人都有完全相同的数据的形式公布这些数据。

　　06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的确是中国发挥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好工具。

　　中国在如何处理投资过程方面吸取了一些教训。中国喜欢在每个国家都是成年人的前提下行事，认为对方可以代表自己进行谈判，无论我们最终达成什么，都可能是互惠互利的。所以这与“我们不干涉你的事情，反之亦然”是一致的。

　　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代表自己进行谈判时不是很有成效。

　　因此，我们最终获得了一些被定性为利用交易对手的投资。我认为这不是故意的，事实证明，对方并没有很好地代表自己进行谈判。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能够大幅增加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基础设施，而且能够大幅增加它们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有希望变得更大。但鉴于目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这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它被视为一个庞大的中国投资计划。

　　由于目前对投资有很多限制，“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有问题的。

　　例如，意大利退出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也许是来自欧洲内部的压力。我不知道他们退出的时候说了什么。

　　但由于乌克兰战争和中国对俄罗斯的立场——我不是在谈论他们在运输什么和不运输什么——从公众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这一点上与俄罗斯保持一致，这在欧洲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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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中国的产能过剩？

　　可能在某些特定部门存在产生过剩问题。如果你的总需求存在问题，并且有很多年轻人失业，那么可能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些过剩的产能。它到底在哪里？它因部门而异。

　　现在，中国显然是太阳能、电动汽车（EV）和电池技术的领导者。预计这些东西的出口或海外直接投资会激增，因为世界都觉得应该要解决气候问题。

　　高盛在其最新的报告《变革中的中国》中评估国内七个在全球制造业有影响力的行业（空调，太阳能组件，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功率半导体，钢铁，工程机械）中有五个行业的中国产能高于其各自产品的全球需求总量。

　　这几个行业预计贡献额国内GDP增量的22%左右。从光伏组件和锂电池的产能看，截至2024年一季度，中国的产能已经超出全球总需求的200%和150%；在光伏、新能源车、钢铁和工程机械行业中，超50%的供应，已经是零或负现金利润率运行。

　　这将在实质上推进议程，但这些能源转型的关键要素的出口正受到西方国家的阻挠。为了这个而制造一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是很难的，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角度来看，这种阻挠可能是一个错误。

　　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我会看看我是否能有一些外国直接投资，带来技术，让中国人从投资中受益，效仿20世纪80年代的汽车模式，当时日本人和德国人建立了很多工厂。

　　是否成功出海，即定成败，也决生死。出海成功者生，失败者死。

　　内需下行，中国企业面临出海与否的生死抉择，失去世界市场走进世界工厂后的历史垃圾时间，只有把世界工厂开到世界市场最近的地方。‍‍

　　当然国内卷生卷死，出海也并非意味着一帆风顺的坦途。但惟有以身入局，方得始终。

　　他们知道如何制造它们，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但这目前不是我们采取的方向，他们被阻止，部分是因为错误的原因，部分是为了保护工业和就业。就可持续发展议程而言，这样做的成本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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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欧盟和中国贸易的紧张局势？

　　中美贸易战后，欧盟一度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中欧投资协定被否之后，中国战略转型，东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美国降为第三。

　　欧洲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有点担心自己国内的产业。相对于中国和美国，他们在未来的一些技术和产业上有点落后，特别是数字技术。

　　他们有旧的工业，如果他们通过引进贸易把这些产业消灭掉，他们就会有政治问题。

　　当讨论到数字领域时，由于信息的流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鉴于网络安全的问题，欧洲和美国将会谨慎行事，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要接受一些限制。

　　中国人不用谷歌云，这就像他们运行大型国家安全系统的方式一样，中国军队几乎不会有任何外国供应商，可能除了半导体芯片——如果他们能买到的话。但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制作他们以前不能制作的东西（芯片）。

　　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一部分像美国，一部分比较矛盾，因为中国作为贸易伙伴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德国而言。他们将采取更加细致和平衡的方法。

　　由于乌克兰战争、能源危机以及快速而昂贵的多元化模式的影响，欧洲人面临着更多的增长阻力。

　　经济方面的部分解决方案是市场的全面整合，包括服务领域，但我们尚未实现这一点。也许还有集中化——一个更大的欧洲债券市场，至少增加一些财政计划，特别是投资于研究和技术，也许还有某种程度的资本市场一体化。

　　不是在米兰有一个小的证券交易所，在巴黎有一个大的证券交易所，在慕尼黑、柏林和马德里有其他的证券交易所，而是把它们合并在一起，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看起来像真正的资本市场的东西。

　　与欧洲中央发行的债券一起，它将开始使其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资本市场。所有这些资金都集中投资于云计算和数字技术。这里有很多人才，但我们只是投资不足。

　　09

　　关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将在经济中无处不在，系统和人们都将拥有强大的数字人工智能助手。它具有极大地提高生产力的潜力。有一些大而复杂的系统，我们只需要人工智能来运行。

　　在过去，我们可能有四个发电厂和输电线，然后一群人在分配系统中使用电力。在未来，我们将拥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电力来源，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到处都是风车。

　　人们需要做好管理，所以需要能够跟踪复杂事物的人工智能系统来帮助管理网络。

　　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坦白说，世界事实上忽视了这些怀疑。

　　我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并没有落后太多。由于对半导体和技术流动的限制，它受到了一些阻碍，但并不缺乏人才。5年或10年前，人工智能创新者曾经相互交流，现在由于关系紧张，他们不能互相交谈。但是人工智能从业者们知道中国在做什么，进展如何。

　　中国将设法克服计算能力领域的一些障碍，以训练大模型。真正的瓶颈不是数据，而是算力，或者技术专家所说的“计算”。

　　但这些技术会普及到中小型企业吗？会渗透入经济吗？这还不能太确定。

　　就影响的大小和影响的分布方面而言，我们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场景，以及这一领域的政策事项。当你谈论重大的、重要的、潜在有用的技术在经济中传播时，政府可以发挥作用。

　　到这个十年末，我们将看到经济的大部分在人工智能支持机制的帮助下运行，我们将看到生产力的大幅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