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信号：中国势极端困难，面临根本改革

　　三天前，网上突然同时出现几篇大有背景的文章，一是北京记者“人性维度”的《我国经济出现40年未有之严峻形势，唯有大胆改革才有出路》；
　　二是上海财经领域创作者“投资小师兄”的《经济形势严峻45年未见，必须根本改革才有出路》，这篇文章在百度上也可以搜索到；
　　三是来自北京“宏观经济杂志社”的《王文：直面40多年未有之恶劣外部形势，须重燃中国崛起的激情》，这在中宏网可以搜索到。
　　3篇文章同一天出现，开首部分都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或“新冠疫情结束之后”，我国的经济形势和面对的国内外局势，出现复杂状况与艰难困境。

　　这说明，首先“我国经济形势和国内外局势极端困难”可以摊到桌面上说了，不必遮遮掩掩，其次是强调必须进行根本改革，已达到高层的首肯。
　　文章讲述的内容，具体说来，即是从投资、出口、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来看，可以说三驾马车都基本熄火……
　　汽车熄火都可重新打燃，况乎马车：
　　这里我不去赘述这些文章“我国经济形势和国内外局势极端困难”的数据和前因后果，只是把它们开出的“方子”或“建议”，分别列在此进行比较。

　　第一篇文章《经济出现40年未有之严峻形势……》开出的“方子”是这样的，具体说来，应该大力推动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推动政府经济政策方针改革，由投资推动经济转变为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将居民收入增长、国内消费增长作为主要施政目标，大大幅度减少政府基建投资，把其中的50%以上用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加消费。
　　比如短期可以探索经常性给50%以上到低收入民众发大额消费券直接提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可以通过强力反腐增加巨额腐败金收入，以增加财政收入，增加民众福利，缩小贫富差距。中期应不断提高居民医疗、教育、养老、失业等社保福利水平，使民众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二是推动“国退民进”改革，发展民营经济，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力。经济发展的主要活力和最大动力是民营经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而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国企不断向房产、建筑、轻工业等许多竞争性领域扩张，蚕食了民企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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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让国企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只专注于公共服务和少数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把经济的大部分放给民间，才能真正激活经济动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
　　三是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降低民众居住成本，增加居民消费能力。1998年推行住房商品化制度，推动了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但也让民众承担了高房价之苦，造成了巨大的房产泡沫，出现了一业兴百业衰的现象。
　　现在房产过剩加速衰落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应实行居者有其屋的住房福利化改革，让80%的普通居民能以低廉的价格住上政府提供的福利房，摆脱高房价之苦，从而增加其他正常生活消费，拉动经济发展。
　　房价的大幅下跌和回归正常，也能大幅降低因房产投资造成的贫富分化，让200多万亿的巨额信贷资金从房产中流出，去发展其他新兴行业，增加消费。
　　四是推动外交政策改革，稳定外贸出口。目前对中国强大最重要的仍然是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外交政策必须服从服务业对外经济发展的大局。

　　所以仍然应该坚持和气生财的现实主义原则，改善和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的关系，缓和在台湾(专题)、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扭转不断恶化的外贸环境，创造一个和平友善、合作共赢的国际发展环境，以为实现100年发展目标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努力扭转国际环境：
　　 第二篇文章《经济形势严峻45年未见……》开出的“方子”是这样的，笔者以为，主要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根本改革：
　　一是政府经济政策改革。政府必须转变思路，从增加投资推动经济转变为增加居民收入拉动经济，大规模减少基建投资，把其中的50%以上用于增加居民收入，如大幅度提高居民社保水平，增加转移支付提高民众收入，经常性给民众发消费金，以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需水平。
　　二是实行“国退民进”改革，推行经济自由政策。让国企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促进民企发展。因为国企吸纳的就业人口只有6000多万，不到我国就业总人口的10%，民企占就业人口的比例达80%，是解决居民就业、提高经济效率和创新的主力。
　　三是提高经济质量改革。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大力支持产品、技术、设计创新，改变电商平台恶性价格战的不良生态环境，形成以质量取胜、不同质量价格企业共生，电商与实体商业共生的良性商业环境，推动经济和生活转型升级。
　　四是地产发展政策改革。主动刺破房产泡沫，大幅降低居民居住成本，实行居者有其屋，让人人有房住，把居民从高房价中解脱出来，增加其他生活消费，提高生活水平。

　　五是外交改革。尽力改善和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的关系，避免冲突，改善外交关系和外贸环境，保持外贸的稳定，从而为稳定经济和未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第三篇文章《王文：直面40多年……》开出的“方子”是这样的，面对真实的内外环境，中国需要祭出真招实策：
　　第一，建议各项大政方针仍然要聚焦在如何全力做大经济“蛋糕”上来。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左右，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6，说明中国经济体量仍然远远不够，底层民众仍然较多、中产阶级不够强，“富起来”的人还远远不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略仍然要占据中国发展战略的主轴。如何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有机结合，避免在“蛋糕”不够大的同时，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做“蛋糕”的过程、分“蛋糕”的公平而耽误将“蛋糕”做大的人力物力精力，是当前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毕竟，没有更大的经济“蛋糕”，不仅不足以阻挡西方的外部遏制，也不足以支撑更大的民族复兴伟业。
　　第二，建议检阅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项事业的激励与优惠措施的落实情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前仆后继的代代新人。老一辈革命者充满理想，值得敬佩，新中国成立后，授衔授勋。改革开放需要先行先试，鼓励一部分人先致富带后富。
　　可见，解决“挨打”“挨饿”既需要精神激励，也需要物质激励，解决“挨骂”、实现民族复兴，同样也需要精神与物质相结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近年来中央召开人才、科技、教育、外事等多轮工作会议，但如何让各项政策落实到位，激励普及更多贡献者，直接关切到党的声誉与政府权威。
　　建议就此可从退税、优惠贷款、个人升迁、奖励、荣誉、子女待遇等各个方面推出各项奖励措施，尽可能地激励真正为民族复兴做出真正贡献的人。
　　告慰中产阶级，莫沮丧：
　　第三，建议切实推出各类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扶持和推动中国中产阶层。近年来中国对低收入人群的帮扶有目共睹，精准扶贫的成效更是赢得全世界赞扬。如果说低收入人群是民族复兴大厦的底座的话，那么，中产阶层是大厦的腰身。没有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扶持，复兴大厦的高度必然受限。
　　当前中国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恶化，社会治理乏力，关键在于大中城市的生活与运行成本过高，税费偏高、房租房价高企、育儿教育成本畸高，这些成本多数由中产阶层来承担，导致结婚率和生子率偏低，幸福感走弱，民族复兴的预期下行。一个成熟的全球大国，一定是中产阶层居多的国家，推出更多对中产阶层的友好政策，是当前的迫切之需。
　　第四，建议对美西方的斗争须保持求稳求准、灵巧务实的态势。保持相对稳定的对美、对西方关系，仍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基础外部环境。对此，要敢于对外斗争的同时，也不能因斗争而颠覆当前与西方的基本态势。
　　该斗争时就要斗得准，而不是打“消耗战”、打“嘴皮战”。该力争时就多力争，该妥协时就巧妥协，毕竟大国博弈本身就是妥协的艺术。直面美西方将衰未衰、中国将超未超的现实，寻找既要合理斗争、又要斗中求稳的长期策略，既不逞强也不示弱。如同两位高手下棋，不能一“棋”不合就直接拳打脚踢，也不必一“棋”失误就自暴自弃。
　　相信中国智慧，智斗、缠斗远胜蛮斗、乱斗。目前中国与西方的相处方式，最应该使用的姿态是，政治上保持战略定力、经济上保持正常贸易、外交上保持斗而不破、社会上保持正常交往、文化上保持开放自信、生活上保持宽松平和。
　　（注：第三篇文章作者王文，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