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估了境外势力，低估了底层经济困难

诗来

在基层，95%以上的矛盾都是经济问题。前几年经济形势还行，蛋糕还可以继续做大，把基层矛盾能掩盖掉一部分。这两年经济形势不断下行，基层矛盾就愈发凸显了。

北京却把国内底层人民的不满，说成“境外势力”在作祟。的确高估了那些散居海外、互不来往的“境外难民”——他们都自身难保了，哪有那么大能力？

自从加入WTO后，我们就不应该把“境外势力”当作社会矛盾和基层纠纷的回收站了。

国家和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就像人和人之间做生意一样，在做生意的过程中，难免会和对方发生接触和交往，交往得多了，难免会对彼此的性格、行为方式有一些认识和评价。这都是很正常的。

我当然不否认境外势力的存在。但这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意把人打成境外势力。这种方式的恶毒之处在于，它将一个人定义为彻头彻尾的坏蛋。因为你不是我们这边的人，其心必异，所以你说的都是错的，做什么都是错的。

它本质上是一种质疑动机和诛心，此时你们讨论的事情不再重要，对方必须不断证明自己动机清白，而我们知道自证清白是几乎不可能的，于是你就可以不战而胜了。

所以在我看来，一般网络讨论事情进展到把对方打为境外势力或是汉奸，一般也就意味着不再想讲道理了。

归根结底还是那段话：

当事实对你有利的时候就强调事实，当规则对你有利的时候就强调规则，当两者都对你不利的时候，你就跳起来骂对方是汉奸。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舆论场上的真实生态。

前两天，周口鹿邑县那几个袭击警车的小年轻，都属于河南农村地区那种没工作、没学历、也没啥人脉和资源的农村站街仔，其共同特点是：法律意识淡薄，追求短期满足感，性格易冲动，内心躁动而又无处发泄，行为举止以博取同伴关注为荣。这些人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

至于说到燃放烟花爆竹，你要知道，不能说喜欢放鞭炮的都是穷人，但绝大多数有钱人几乎都不会玩儿这玩意儿，越是有钱人越注重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每到节假日，在自己的私人游艇上度假、在自家的别墅里开派对、在私人球场里打高尔夫的富豪们，肯定不会痴迷于放鞭炮这种低级且有危险性的娱乐活动。

烟花爆竹几乎是春节期间绝大多数低收入群体能负担得起的唯一的娱乐活动，这些低收入群体，长年在弱肉强食的现实社会里摸爬滚打，能彰显自己存在感，让别人夸一句“牛逼”的机会太少了，因此他们特别容易痴迷于烟花爆竹这种低级的娱乐方式，哪怕明知道这东西对自己、对他人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基层的低收入群体之所以喜欢燃放烟花爆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鞭炮、烟花是为数不多既便宜又能体现自己存在感的商品。

上世纪90年代，七八岁的我生活在县城老家，那时候还没出台禁止燃放鞭炮的政策。每到春节临近，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放炮，有的甚至比着看谁家的鞭炮更响亮、更有气势，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他家很拽，很不好惹。

烟花爆竹是传统文化不假，但在农村文化解体的当今中国社会，早已变质为相互攀比、相互倾轧，以及加剧基层民众精神内耗的一种庸俗化的载体。

回首这几年，200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是对于中国而言；2020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是对于世界而言。

无论是疫情对全球的影响，还是严重下滑的经济，亦或是美股熔断，石油价格暴跌，说2020是2008年的放大版绝不为过。

我们从几年以前就一直在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影响的可能是某种局部区域，普通人察觉不到。

直到今年，疫情加速了变局的到来，才让我们普通民众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这种影响。

2020是转折点，也是某个节点正式开启的元年，或是经济，或是地缘政治，或是全球主要两种对决力量的此消彼长，这种转折可能要多年之后才能看得清它的存在。

2008年之后，各国经济增长乏力，中国则在全球异军突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引擎，各行各业也大都是蒸蒸日上；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受到巨大影响，世界更是一片衰颓。

2020年之前，大家都在比谁更强，比谁经济发展得更好。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深受影响，加上民粹主义的升温，大家忽然进入到一个比烂的局面：我虽然不好，但是你比我更差，那么我仍然比你强。

说2022年是转折点（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中国），一点都不为过。这个转折点可能会持续很久，两三年、三五年都有可能。

今后的世界大概率是一个比烂的世界，中国肯定也会在变局之中遇到无法回避的问题，诸如经济下滑、民生兜底、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以及国外的制裁、误解和纠纷等等。

像中国这样规模巨大的经济体，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困难，底层群众会过得更为艰难。

2020年夏天，炒得火热的地摊经济，一方面是对国家经济的提振，更重要的是要保住底层民生，让最底层的人有工作、有收入，不至于饿肚子（为了这一条底线，政策上几乎能开的绿灯都开了）。

国家在应对可能来临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没有像美国那样搞大水漫灌（他们可以转嫁危机，中国不能），那样富人照样富有，普通老百姓的钱却被稀释了。

也没有降低利率，中国人一直有存钱的习惯，利率降低同样会对普通老百姓有影响（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

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增加就业机会，保住底层民生，虽然也不会过得太好，但至少没有太大的问题。

最底层的民生得到保障，我们的社会才能维持稳定。

就在今天，贵州省遵义市最大城投公司宣布156亿银行贷款展期20年偿付。

说实话，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的债务是不可能还上的，因为大城市虹吸效应，三四线的人口和产业都会往大城市不断集中，将来发展潜力几乎是0，如果现在削减预算去还债，那更是变成了负。

在中国地方政府是不能破产的，城投公司虽然可以破产，但破产对地方财政的冲击也实在是太大了。那现在就只能不停的拖，让商业银行来承担风险。

不过商业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一些大行又大而不能倒，实际上最终就是央行承担。

银行给开发商授信也好，政府卖地给城投公司也好，各种救市政策、救土地财政、救开发商的种种举措和政策，最终就必须指向一个终点——老百姓买房。

只有老百姓全面买房，这个链条才能转动起来，开发商才能活下去，土地财政才能继续维持，城投模式才能继续玩下去。

开发商能否活下去的根本逻辑是收到多少销售回款，而不是拿到多少银行的贷款。

这两年，救开发商的专项政策和资金层出不穷，而给老百姓的实惠的政策太少了，

除了放开限购限贷，刺激民众继续买房之外，真正的惠民举措还是太少了。

一方面是淹没在《南方周末》等媒体新年献词里的宏大叙事，一方面是基层经济困难下的矛盾多发、频发。

生产过剩了，分配也出问题了，蛋糕也做不大了，就连作为最大生产力的劳动人口都不愿生孩子了。

这要是发生在古代社会，接下来能做的，可能就是打砸抢了。

我们需要对法律保持敬畏，但更需要对苦难保持平视。

还是胡适那句话说得好：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