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之初:从黑暗时代到文艺复兴 (中国论坛)
重启之初:从黑暗时代到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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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复兴运动的出现,都是各种因素集中起来的必然结果。这种人才与行业集中出现的现象,历史上屡见不鲜。最典型的例子,比如15-16世纪的佛罗伦萨:
从“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写作《神曲》的但丁,到美术史上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到现代政治哲学之父《君主论》和《论李维》的创作者马基雅维利,再到“天空哥伦布”,开启人类革命的伽利略。
这些文艺复兴史最顶尖的精英们,要么成名于佛罗伦萨,要么在这里曾经求学,再要不然干脆自己就出生在佛罗伦萨。几乎是以一城之力,单独“支棱”起了当时欧洲文艺复兴的半边天——
而且还是长夜漫漫中先出现曙光的那半边天。这就太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了——欧洲人在“黑暗时代(dark age)”的中世纪里沉沦了一千年,一直都没什么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可突然曙光点亮,却也不是多城、多点开花,反而就是佛罗伦萨,这么一个当时人口也就六万来人的小城,突然跟开了挂似的,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发生了创新爆炸呢?
这个难解的问题,就是所谓“佛罗伦萨现象”。
历来史学家都不乏有趣的解释。我看过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游戏公司育碧出品的《刺客信条2》,里面讲了个故事,说这都是上古外星人的锅——他们留下了一个“金苹果”,傻x碰了它会被催眠、对持有者唯命是从,而聪明人碰触它则智商飞升脑洞大开,然后那段日子金苹果刚好在佛罗伦萨那旮沓,被一个名叫艾吉奥的年轻刺客怎么着了……
当然这显然是育碧为了增强游戏性搞出来的“奇葩说”。其实在真正历史上,“佛罗伦萨现象”非常好理解,无非是几只蝴蝶煽动翅膀,意外引发了我们中国古人常说的一场“风云际会”而已。
公元1453年,沉寂已久的欧洲大陆上出了三点“小变动”:
第一,肆虐百年的 ,已在15世纪中叶后开始减弱,从之前一波来袭就杀灭大量人口,家家闭户的大流行,逐步转向零星而散碎的流行、传播。
重启之后,我们靠什么再次追上世界之潮?
第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终于用乌尔班巨炮,砸碎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东罗马帝国正式宣告灭亡,罗马帝国的正统断绝。
城破了!苏丹出阵了!城破了!苏丹出阵了!
第三,是英国驻波尔多的守军,正式向城外围困已久的法国军队投降。这座要塞的陷落,标志着法国终于在圣女贞德遗志的感召下,收复了除加来外所有的领土,英法百年战争也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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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事情的影响,其实都非常深远。
一方面,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大量东罗马帝国的遗民,跨过亚得里亚海来到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地区,他们随身带来了大量古典时代遗留的希腊文、拉丁文典籍。这些东西让之前书架上只有圣经等寥寥几本书的西欧蛮子大开眼界,发现古典时代的“文艺”原来如此精彩。
而另一方面,随着英法百年战争的正式结束,从那不勒斯到英吉利海峡的西欧陆上,商贸之路又开始复苏。大量的商人开始带着东罗马帝国保存的古典文化北上,沿途的市场开始越来越繁荣,西欧开始从百年瘟疫(黑死病)与战争的侵袭中复苏。
这两件事,都促使断绝近千年的东西欧文化,开始重新碰撞、融合。而再次的这种碰撞与融合又必然有一个碰撞点。那么摊开地图,从那不勒斯向北找,你先会找到罗马和以其为中心的教宗国——中世纪的封建总头目教皇亲自管着的地方,教皇自己想搞气氛也活跃不起来。
而再往北,你就会发现佛罗伦萨,这里注定就是文艺复兴爆发的天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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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最晚到13世纪初时,佛罗伦萨还是一个附属于罗马的,主业是负责铸币的小城,以其自铸货币“佛罗林”流通欧洲,但正是因为变相掌握了整个西欧的“铸币权”,佛罗伦萨才开始逐步走向兴盛、发展。
重启之后,我们靠什么再次追上世界之潮?
到了14世纪中叶,佛罗伦萨已经建起了200 多家呢绒纺织工场,拥有了包括羊毛商、丝绸商、呢绒场主、毛皮商、银钱商、律师、医生等7个大行会(肥人)和铁匠、泥瓦匠、鞋匠等手工业者组成的14个小行会(瘦人)。大行会、大商人成了最早的资本家,而小行会、小商人,则成了最初的城市中产。师匠、帮工、学徒及失掉土地后涌入城市的农民则成为城市底层。到15世纪初期的时候,虽然人口仍只有六万多,但一个现代城市应有的城市架构,在这座小城里搭建起来了。
而在此基础上,君士坦丁堡沦陷和百年战争结束这两个事件,又给佛罗伦萨的发展做了最后一次助推,达成前所未有繁荣富裕的佛罗伦萨开始有了创新的需求,而后创新就来了。
这座城市先是诞生了写出《十日谈》的薄伽丘和“佛罗伦萨画派”的波提切利等人才,为文化的兴盛带来的初曙。
而后由于这些人才的创作供不应求,就近学习佛罗伦萨城内手工业作坊的模式,他们开始成立自己的“工坊”“工作室”。
而从这些工坊或工作室内走出来的帮工或学徒,又成为了新一代的大家,进一步去填补越扩越大的市场需求。人才与人才、工坊与工坊之间又彼此竞争、互相学习(像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之间)。于是在短时间内,佛罗伦萨既发生类似核裂变一样“传帮带”的链式反应,又发生了人才聚集、互相启发的“核聚变”。
最终,人类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创新爆炸”,居然就像核反应一样,在这座小城里发生了。
这可能就是“佛罗伦萨现象”的真相——没有什么外星人、金苹果的启发。但与我们所想象中的人的聚集创造城市不同,是先有了佛罗伦萨这样一座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城,而后才诞生那一大批天才成为了可能。
02
对人才而言,城市是什么?是人才的氧气。
其实在同时代,与但丁、达芬奇、伽利略同样有才华的人肯定也在世界其他角落里诞生了,但因为没有佛罗伦萨这座城市的“助燃”,他们无法将自己的才能点燃,只能默默无闻的出生,而后死去,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而遍观人类史册,你会发现人类上的一切创新几乎都是“佛罗伦萨现象”的变种。
公元前的雅典,18世纪的巴黎,19世纪的伦敦,20世纪初的纽约,20世纪中后期的硅谷……几乎每个时代,都会有且只有几座城市在创新中独领风骚,且越接近现代,这种现象越明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
这片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弹丸之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仅仅是一片刚刚通上铁路的果园。而硅谷的最初创业,也得益于一次“时代重启”。
二战结束后,由于退役的美国大兵纷纷进入大学上学,外加大批大学生的回流和毕业,美国不少大学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为了给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斯坦福大学最早在此处开辟了工业园,允许高技术公司租用其地作为办公用地。很快,硅谷就迎来了点燃该地“奇点爆炸”的“仙童八叛逆”。
“八叛逆”里的诺伊斯和摩尔后来创办了英特尔(Intel)公司,杰里·桑德斯则创办了AMD公司。这些公司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像波提切利和达芬奇的“画工作坊”一样,为硅谷的创新产业爆炸提供了一种“裂变范式”,而他们的聚集又产生了与佛罗伦萨相似的“聚变效应”。最终,硅谷的创新爆炸也被点燃了,直接将人类送入了信息技术时代。
时至今日,硅谷仍然是世界高新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开创者和中心,该地区的风险投资占全美风险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硅谷的计算机公司已经发展到大约1500家。
硅谷的奇迹让人艳羡,所以时间进入21世纪以后,复制这种“佛罗伦萨效应”,已经不再是过去机缘巧合“撞大运”的行为,而成为了各国争相在搞的有意行为——各国其实都是在花重金“种植”自己的佛罗伦萨和硅谷。
因为大家都知道,谁能够创造这样一座创新之城,或者说城市带,谁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科技崛起。比如正在举办世界杯的卡塔尔。
大家都在说卡塔尔为举办本届世界杯耗费了2290亿美元,之前历届世界杯的花费总和与之相比都只是个零头,光足球场就建了八个,总计388万个座位,但卡塔尔的人口只有200多万,
就算你是中东天然气-石油土豪,这么烧钱真的合适么?
其实卡塔尔这么烧钱的真正动机,就在于它也看到了这种趋势。卡塔尔就是想借着世界杯这个由头,把自己这个弹丸小国,打造成下一个世界的“佛罗伦萨”或“硅谷”,让顶级的人才都在这里聚集,让创新都在这里发生。这样,即便自己的能源挖完了,后代也有好日子过。
所以卡塔尔烧的那2290亿美元,真正用于修筑体育场馆的,只有70亿美元,而用于城市建设的经费1190亿元,占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卡塔尔几乎是在借世界杯的“东风”,试图用钱在沙漠里凭空烧出一个创新城市带。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而一个时代的人才只会在一两座创新之城里扎堆诞生、聚集。
如果能挣到这张“创新之城”的门票,他们砸再多的钱,当然也是值得的。
重启之后,我们靠什么再次追上世界之潮?
由此,不由得想到了我们自己。
03
这两天,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逐步解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期待回归正常的生活。很多人开始重新追问——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发展,我们还能重复之前的经济高增长、产业大繁荣的盛景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代换为,我们未来是否有能力再打造出一个甚至几个,有着超高创新力的“创新之城”——当然我们不能也无法像土豪卡塔尔那样使蛮力烧钱。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人多,有长三角、珠三角这样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城市带。最近这几十年,我们也诞生了一批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借助这些优势详加谋划,我们未必无法在这场全世界参与的“创新之城争夺战”中得胜。
这个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昨天正好看到一份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就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指标:“共享创新指数”。
这个共享创新指数所试图量化衡量的,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佛罗伦萨现象”“硅谷现象”。探究一座城市、一个城市群,究竟应该怎样营造环境、聚集人才,才能够产生像佛罗伦萨、硅谷那样的“创新爆炸”。
报告认为,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在共享创新的综合指数上明显领先。其中,长三角在科研基地产业链布局等方面表现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则更依赖龙头企业带动形成创新生态。而其中我觉得,大湾区目前的“城市生态”,慭慭然其实有些当年佛罗伦萨和硅谷的感觉——一方面,由于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存在,大湾区附近天然就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几座城市的不同发展机制,存在彼此借鉴,互相启发互通的空间。而疫情结束,人们的经济生活回归正常之后,珠江流域这条经济动脉复苏,也会带动当地创新的再度启动。
另外,就如同佛罗伦萨曾经星罗棋布的行业工会一样,大湾区附近目前也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的成功企业。像华为、腾讯、美的、比亚迪、广汽……等等一批优秀企业已经在这里产生了聚集效应。
下一步大湾区所面临的考验,是我们能不能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把自身的“共享创新指数”提上去。等到突破某个临界点时,就能迎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创新爆炸”。
当然,这种创新爆炸,一定是有前提的。
就像郑永年教授在最近的湾区科创峰会上所言。美国的发展经验证明,营造这样一个创新城市带 ,需要至少三个系统:
第一,需要拥有一大批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第二,需要一大批能把这个基础科学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
第三,必须具有足够强的金融系统来支撑这种转化。
而这三个系统的建立,都是需要有合适的制度保障为其保驾护航。而这些条件,目前还不够齐备。
所以郑永年说中国需要“第三次开放”——第一次开放是鸦片战争,是被迫的开放。第二次开放是深圳特区的建立,是主动的开放。这两次开放都发轫于大湾区,希望下一次开放也能发轫于这里,为中国带来新改革、新开放、新创新。
是的,500年前,佛罗伦萨的崛起,成就了欧洲在近代的领先地位,70多年前,硅谷的崛起,成就了美国的今天。
历史一再告诉人们,每个时代“创新之城”的门票就那么几张,甚至有时只有一张。而能否抢到这张门票,决定了我们在下一个时代的潮流中站在哪个位置。
我想,这个问题,在未来,也许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
未来的中国,能否抓准时机,打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创新之城或创新城市带,这绝不是几家企业、一座城市、一个地区自己的事情。而关乎整个国家命运未来的走向,和每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未来究竟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享受什么样的生活。
遥想500多年前,当一场肆虐已久的瘟疫终于平息,当两场远方的战火渐渐熄灭,当商队的马蹄声、车轮声,再次在亚平宁的石板路上隆隆作响。没有人能想到,佛罗伦萨,这座小城的“创新爆炸”,会永久而彻底的改变全欧洲人的生活,让他们从贫困的深渊中一路直上富裕之巅。
但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城市之于创新,创新之于你我的生活,就是这样重要。所以,当被疫情打断的生活重回,当我们重新开始尝试恢复社会的繁荣。我们不能不由衷的祈愿:
愿人类历史上下一个群星璀璨的“创新之城”,那座给社会注入新活力的“希望之城”,这一次,能落在我们的身边。有一点可以肯定,每当苦难平息后,机会总是属于先做好准备的那些人、那座城。
祝中国好运,祝我们每个人自己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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