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被迫急转弯，但这远远不够…

纪思道2022年12月8日《纽约时报》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习近平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者，但他本周被迫急转弯，以满足对其失败的“清零”战略感到厌倦的普通中国人的要求。

大批普通中国人——用中国话说就是“老百姓”——走上街头，表达对中国新冠疫情期间高压封锁措施的不满，同时也隐含着对中国的整体镇压的不满。许多人举着白纸，表示他们无法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过，习近平看到了这些白纸。警方拘留了许多抗议者，并封锁了人们可能聚集的地方——但中国政府仍然被迫屈从于公众舆论。它明确宣布了“新形势”，并于周三放松了新冠政策。

中国领导层没怎么承认抗议活动，同时假装出于自己的主意，宣布结束其新冠政策中许多最苛刻的内容，这些政策抑制了病毒，也抑制了中国人民。

隔离将变得更短、更有针对性，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轻症者可以待在家里，而不是被带去隔离。对于大多数公共场所，核酸测试将不再是常规要求。为了让人们无法隐藏自己的新冠症状，感冒药的销量曾被管制，现在又可以买到了。

当然，政府的回应并没有解决人们对终结独裁统治的更大渴望。

独裁统治依然存在，那些因街头抗议而被拘留的人大概还在关押中。但周三的声明是一个显著的转变。

从历史上看，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并没有带来更多的自由，反而导致更少的自由。1956年，毛泽东决定实行“百花齐放”政策——但当一些知识分子对他的统治提出批评，他感到非常震惊。结果是一场镇压，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被送入劳改营长达二十年之久。

1976年4月，民众对党内强硬派的抗议导致他们罢免了改革者之一邓小平。1978年和1979年，通过“民主墙”要求更大自由的呼声导致魏京生等活动人士被监禁。1986年，学生抗议要求更多的自由化，导致赞成自由化的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下台。

然后，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对更大自由的深刻呼唤——结果是一场大屠杀、长期的监禁和强硬派的崛起，使国家变得更不自由。

因此，习近平被迫向抗议活动低头，感觉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但这种宽松政策可能要付出代价。

习近平曾在一段时间内巧妙地管理了这一流行病，将新冠死亡率降低到几乎任何国家都会羡慕的水平。然而，随着疫苗的出现，习近平并没有很好地适应。他没有从西方进口更有效的mRNA疫苗，也没有充分推动对脆弱人群和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和加强针。直到封锁政策难以为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仍然坚持这个政策，部分原因是，当人们因为发表意见而被监禁时，典型的独裁者很难评估他们的意见。

结果是，如果不首先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如今任何迅速放松新冠规则的做法都可能会导致数十万中国人死于这种疾病，这都是习近平的错。

中国最大的悖论之一是，在许多领域，它是一个善于自我纠正的行政奇迹。在它的监管下，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水平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如今，出生在北京的孩子的预期寿命比出生在华盛顿特区的孩子的预期寿命要长。然而，中国领导人常常难以在意识形态领域自我纠正。

其结果是：在中国威权统治者的监督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崛起，他们渴望更多的参与，但“人民的中国”拒绝让人民这样做。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可以说是通过提高收入收买了许多国民。双方心照不宣的协议是：政府能让人民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不能让他们完全决定自己的生活。习近平的新冠政策让生活变得更糟，从而打破了这一协议。

许多年前，我还是时报驻北京记者，在报道天安门抗议活动时，一个年轻人这样表述国家的愿望：“我们有大米，但我们想要权利。”

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口号是相似的：“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这些勇敢的抗议者改变了中国的国家政策，就像病毒不能被清除一样，他们对权利的广泛渴望也无法被扑灭；有一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将不得不对这些人性中的愿望做出回应。习近平可能会继续执政，但今年抗议活动的遗产可能会提醒人们，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样的愿望仍在表面之下闪烁。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自2001年成为时报专栏作家。他曾因对中国及达尔富尔的报道两次获得普利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