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层加码瞎折腾：压垮强盛秦帝国 (中国论坛)

作者: admin , 发表于: 星期日, 十一月 27, 2022, 10:19 (729天前)

层层加码瞎折腾：压垮强盛秦帝国

历史是门失败学

从公元前221年，秦军攻入临淄，齐王建降，秦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到公元前206年，楚项羽率义军攻入咸阳，杀掉已自动降为秦王的子婴，秦帝国灭亡，中间仅仅十五年时间，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秦帝国灭亡时，作为其维护统治的柱石军队依然保有强大的实力，甚至并未伤筋动骨。王离、章邯所率领的30万秦军虽遭项羽击败，但主力尚存，而南征百越的50万大军则近乎毫发无损。不见如此，其开疆拓土成绩可谓十分显赫，几乎可以算得上空前绝后。南征百越，设置闽中、桂林、南海、象郡四个郡，把福建、两广包括贵州北部乃至越南北部一部分纳入版图；北逐匈奴，夺回河套、阴山以至五原一带，又修筑长城，屯集重兵，基本解除了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可见，秦帝国之亡，并非亡于硬实力不足，它甚至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不能保证政权不亡。对迷信武力决定一切的颟顸之辈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贾谊《过秦论》：“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译文：秦王独自决策，却不问大臣，即使有过错也不改变。秦二世继承了这种做法，错而不改，暴虐施政，终至重祸。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汉代开始，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均对秦亡的原因十分重视，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总结。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贾谊和徐乐，贾谊《过秦论》和徐乐的《上武帝书》就是总结秦亡历史教训的经典名篇。贾谊认为秦亡的原因在于“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易”，徐乐则指出秦亡于土崩而非亡于瓦解。两人的见解都很深刻，对于秦亡的历史教训总结的也很到位，尽管观察角度不同，但都不能涵盖秦亡的全部原因。不过两人有一点极为相似，即都把板子打在秦始皇身上，对于二世胡亥则轻轻放过。贾谊还多多少少指出了胡亥应负的责任，“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而徐乐则完全不提。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毕竟秦帝国是亡在二世手里的。其实，二世继位以来的所作所为和其统治理念，才是秦亡的直接原因，尽管根子在秦始皇身上，大势也由秦始皇造就。但秦帝国亡的这么快，则全拜二世所赐。

权力傲慢：草率决策，层层加码

秦二世上台后几点做法加速了秦帝国的崩溃。其一是破坏了秦君相分享权力共同治理的政治传统，致使丞相等同虚设，威福全由己作，其决策错误不仅再无一丝一毫的智库过滤，反而通过科层制层层加码，化作满天的灰尘落到老百姓头上，终致民不堪命，社会崩溃。

秦于商鞅变法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完成了国家治理科层化的变革。变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要在中央、事在四方；中央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但中央集权并不等于君主集权，就历史来看，秦国有君相分享权力共同治理的传统，这也是秦国名相辈出的原因。早在秦穆公时期，与百里奚谈论三日，“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内政外交，多与百里奚谋而后定。在袭郑一事中，因不听百里奚忠告，被晋君伏击，导致殽之役惨败。在报仇雪耻之后，穆公于军中当众作誓，表达悔恨。此后，秦国君相分权合作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秦孝公与商鞅，秦惠文王与张仪，秦武王与甘茂，秦昭襄王与穰侯、范睢，秦庄襄王与吕不韦，秦始皇与李斯，都是分享权力共同治理。秦国正是在一代代名相的呕心沥血、剖肝输胆的治理下才由小变强，终于兼并天下。

二世胡亥一上台就打破了这个传统，对于富有治国经验的前朝名相李斯百般妒忌防范，专与自己的亲信赵高谋，赵高甚至教唆二世胡亥：“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更加疏远丞相李斯、冯去疾，“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自己与亲信集团垄断了军国大事。在他们的大折腾下，民不堪命。

陈胜吴广首举义旗，关东人民纷纷响应，风起云涌，“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李斯与冯去疾作为左右丞相，忧心如焚，向二世进谏，指出民不堪命的原因在于劳役太苦、赋税太重，希望停止阿旁宫这样劳民伤财而又无益的瞎折腾工程，减少各种兵役劳役，宽舒民力，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以缓和阶级矛盾。

但二世见他们不识相，胆敢染指国事，大怒，给他们安个不忠的罪名，将他们下狱治罪。冯弃疾与大将军冯劫悲愤自杀，李斯也最终被诛灭三族。他们死后不久，在社会各种力量的联合进攻下，秦帝国旋即灭亡。

当然，破坏君相分权共治的政治传统，在秦始皇时期已有苗头，比如侯生与卢生就曾指出秦始皇晚年“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的不正常局面，但彻底抛弃君相分权共治传统，则是在胡亥时期，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

其二是胡亥“肆意极欲”的统治理念。胡亥之所以破坏秦国君相分权共治的政治传统，乃是源于他的信条就是“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贵于有天下也。”简单地说，我是老大我就任性，我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整个天下就得顺着我，必须对我绝对臣服，谁想约束我就是我的敌人。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及时行乐，“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

为满足自己的独裁权欲，二世胡亥决定继续推进阿旁宫的建设工程，并出兵四处征伐。阿旁宫是秦始皇遗留的工程，在灭掉六国后，秦始皇命人“写放其宫室”，在渭水南岸按照六国宫室的原型修造。同时，秦始皇还在骊山为自己修建工程浩大的陵墓。这两项工程，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继续推进，发动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并且在全国大肆征集建筑材料，“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建筑规模预计是“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加之四处用兵，这些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到老百姓头上。司马迁总结这一时期秦国的状况时说：“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於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於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

“肆意极欲”最终导致秦帝国“土崩”，也就是徐乐所指出的：“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一个把人民折腾到没活路的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忍无可忍的人民终于揭竿而起，把秦帝国埋葬在怒火中。以上两项，就足以判定秦帝国的死刑。不过最后一根稻草，还是二世搞的督责之术。

在二世的折腾下，民不堪命，只好奋起反抗，义军遍布关东大地。二世不反躬自省，反而迷信暴力，听信赵高“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的忽悠，以恐怖主义对付敢持异议的各级官员和敢于不满的老百姓。在其亲信赵高的推动下，秦帝国“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为了进一步震慑民众，彻底征服民众，二世要求李斯必须拿出方案，保证他“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李斯为自保，只好建议胡亥行督责之术，即层层压实责任，层层问责。一旦哪级官员没有完成责任目标，立即严肃处理，绝不手软。

各级官员为了自保，必须确保自己的目标任务保质保量完成，于是层层加码应运而生。伴随着责任下放的必然是权力下放，作为落实任务最底层的基层官吏，其权力也进一步膨胀，对人民的残害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载了一个秦末的范阳令，竟然“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导致一县少年均有杀他之心。一时间“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督责术的推行，让底层民众与基层官吏的矛盾迅速激化，基层官吏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只能不顾老百姓死活，最终官逼民反，拉开了全民倒秦的序幕。

徐乐分析帝国统治崩溃的两种形式，即土崩与瓦解，所谓土崩统治者彻底与民为仇、陷入全民的讨伐中。所谓瓦解即如汉景帝时七国之乱，中央失去地方政权的支持，地方政权倒戈中央。他分析说秦国有土崩而无瓦解，汉朝有瓦解而无土崩，故秦亡而汉可以迅速平定七国之乱。其实，徐乐的分析并不准确，帝国只要陷入土崩的危局，也必然瓦解。只要陷入全民的讨伐，各级地方政权和官吏为自己利益计，必然倒戈中央，站到民众这边来。所以这位双手沾满民众鲜血的范阳令，在陈胜义军进逼范阳时，并没有为亲帝国输命效忠，而是为了争取民众的谅解，摇身一变，带头投降，被义军将领陈余立为诸侯。在他的示范下，“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范阳令并非秦末孤立，陈胜义旗初举，会稽郡守殷通便知道秦帝国没有好下场，对项梁说：“此亦天亡秦之时也。”马上准备起兵响应陈胜，只不过他的地盘被项梁看上，项梁遂命项羽将其袭杀，没给他站到民众这边的机会而已。其实，刘邦及其功臣集团的萧何、曹参，这些反秦积极分子，都曾经是秦帝国县以下的基层干部。不仅各级官员，就是军队也指望不上。章邯投降义军时，整个军队建制完好，主力犹存。而率领50万大军征百越的赵佗，见说关东义军反秦，马上拥军割据，自立为南越王。

督责术：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

所以，督责术逼得各级官员层层加码，与民众互撕，也加大了各级官员与帝国中央的离心离德。一旦他们看到帝国陷入全民讨伐中，为取得民众谅解，必然率先倒戈，成为帝国墙倒众人推的大力推手。

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可以假设。假设二世不行督责术，给各级官员枪口抬高一寸的空间，就不会出现“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的极端情况，底层民众也不会这么仇视秦帝国。如果他听取李斯、冯去疾的进谏，停止各种折腾，给老百姓留一丝活路，中国老百姓一向是有活路就不造反，无论多么卑微多么窝囊，响应陈胜吴广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秦帝国也未必灭亡。

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固然是多样的，秦始皇承担主要责任也没有问题。但作为秦始皇的继承人二世胡亥，他“肆意极欲”的乱折腾，导致民不堪命，才是秦亡的直接原因。他逼迫各级官员层层加码残害百姓的督责术，则是将帝国推向土崩且瓦解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