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频:习近平日子很难过,将承担更大责任 (中国论坛)
何频:习近平将很难过,必须承担更大责任
二十大上产生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人选基本被视为习近平的“嫡系人马”
德国之声:何先生,请问您对中共二十大的人事任命感到意外吗?
何频:不意外,因为我于9月3日发表在《德国之声》上的文章就预示了二十大的结果是“赢家通吃,百家争宠”。不存在任何其他政治势力向习近平挑战的可能性,中国的未来就会是习近平控制一切。谁上谁下对二十大来说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关键的因素是习近平有了完全掌控的权力。这一点正好和一部分人的“习上李下”“兵变”“政变”这些看法是完全相反的。但中国根本没有“兵变”“政变”的条件。社交媒体的发达使得很多人缺乏了基本的判断。习近平上台之后,就预示了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对我来讲,毫不意外。我反而要提醒一下那些觉得意外的人,他们对中国的局势,缺乏了基本的判断能力,还认为自己很了解中国的情况。
“不是一个领导班子,而是一个执行团队”
德国之声:在人事任命中,常委中几乎都是习近平的亲信,李强没有担任过副总理,却很有可能接任总理,请问您怎么看?
何频:这个名单,它不是一个领导班子,而是一个执行团队。基本上使用的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候的班子。在浙江,他作为省委书记,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小的王国。所以你看名单,基本上就是他当时候的团队。
德国之声:李强之前在上海封城时激起了网络上的一些民怨和民愤,而蔡奇在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时的做法也有许多人不满。您对习近平重用这两位有什么看法呢?
何频:我们对蔡奇在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对李强在上海清零期间出现的很多混乱进行了很多报道,也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确实做得不好。但是至于民怨,至于老百姓的意见,不仅仅是针对蔡奇和李强的,而是中国官场普遍的一个想象。就是老百姓民智已经开了,已经有了一些人权、自由这样的价值观,他们会用人权和自由的价值观去要求中国的领导人,领导人在这方面也面临着民众很大的压力。但是李强在上海时候还出去和民众对话。蔡奇在清理北京低端人口遭到严厉批评之后,他最近几年有点“夹着尾巴做人”。北京的朋友说,北京的环境好了很多。对于新闻人来说,我们抓住的是某个事件,对于习近平来说,衡量一个干部是否要提拔的标准和我们是有差别的。他提拔李强、蔡奇,可能有更多因素上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是习近平很了解的两个人。习近平要建立的不是一个迎合民意的班子,而是一个能够真正替他办事情的一个班子,一个执行团队。蔡奇和李强之前就是他的执行团队。执行团队这样一个认定,和之前的领导班子有很大不同,甚至说是根本上的不同。这个班子使得习近平将会遭到非常大的挑战。以前的班子,李克强、汪洋、韩正、栗战书,他们各自有一摊,在某种程度上也分担了习近平的压力。现在这个班子组成之后,所有压力都集中在习近平身上。他要为一切来承担责任,而不仅仅是享受权力。未来出什么事情,根本的责任大家都会归咎于习近平身上。习近平把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其他人不是和他平起平坐的决策层的一员。所以习近平还是很危险的。未来人们不会把怨气发泄到李强和蔡奇身上,而是会发泄到习近平身上。
德国之声:有一种观点是习近平对政治局的控制,已经可以和毛泽东时代相提并论。您怎么看?您认为这两位领导人可以相提并论吗?
何频:完全不能比。现在很多人因为不喜欢习近平,所以喜欢把习近平和历史上的人物类比。今天的中国不是文革时候的中国,也不是秦朝时候的中国。今天中国的社会阶层、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都已经非常复杂。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和全世界这么多国家都有非常广泛的贸易关系,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很多中国人到了世界各地。中国和世界是连接在一起的。现在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封闭的王朝几乎不可能。习近平有权力,但是距离毛泽东的权威非常遥远。现在中国的崛起,由于其意识形态,让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被伤害的不满,也因为中国这一巨大力量的崛起而焦虑。所以西方对于中国的监督,对于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西方国家给予中国的压力和现在是没办法相比。现在西方认为最主要的对手是中国。习近平可能要和很多国家领导人进行会谈,很多国内的问题他也要跟进。这些事情都需要他去参与完成。西方国家对中国很焦虑,但是习近平才是一个真正的焦虑者。因为他面临的问题、困难非常之多,而且来自四面八方。所以习近平的日子非常难过,和毛泽东当时在一个相对单一和封闭社会里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德国之声:习近平在过去的几年里对言论控制越发严格,许多网站被封禁,许多词汇成了敏感词。一些疫情期间的防控措施也起到了控制言论和人身自由的作用。您觉得这个趋势在未来会继续下去吗?
何频:习近平上台后之后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尤其是封城期间对许多人的自由的控制,引起了国际社会和相当一批中国群众的相当大的反感。这是现在习近平让人很不放心的原因之一。同时他还前所未有地限制了西方国家媒体在中国的采访,甚至驱逐了一些西方的记者。而中国现在的媒体可以说比文革的时候还要糟糕,没有可信度,非常呆板。这种封锁,这种控制对习近平,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站在西方自由世界的角度来讲,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但是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有自己的考量。考虑就是中国现在在一个矛盾的交汇点,在这个时候如果开放社交媒体,那么中国的不同的声音会迅速表现出来,而社交媒体几乎是很难控制的。像美国今天产生的社会的对立、社会的撕裂,既有美国政治本身的结构性的问题,同时也和社交媒体的泛滥有很大的关系。社交媒体是三人成虎,很容易造成煽动的作用。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觉得如果让大家都出来讲话,可能会伤害到他想要进行的变革。但是这是他的想法,和中国现在民智以开的现状有一个矛盾。所以虽然习近平在党内没有遇到挑战者,但是精英分子、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前任的官员都对习近平非常不满,西方媒体对习近平的评价也非常之低。这就是习近平控制言论自由的代价和后果。他有没有意识到,我不知道。但是他似乎想要任用新的官员来改变一些形象。新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李书磊,他是一位神童,也喜欢写文章,对外部也有更多的了解。负责意识形态中国的官员如果是蔡奇的话,蔡奇在浙江期间是社交媒体的使用者,而且描述了他去台湾旅行,见到他亲人的情况,你可以看出来蔡奇的文字功力是不错的。如果他们两个人来主管意识形态,有可能会改变一些做法。但是这个只是一种主观的期待。
德国之声:您之前提到的民众对习近平有不满,国外媒体对习近平评价很低。那么现在党内还有人可以对习近平进行制衡吗?
何频:我觉得可能性非常低。但是数字是不会说谎的。比如更多的中国人不喜欢习近平的领导,可能会离开中国。西方的资本可能不愿意去投资中国,资金撤退。这些数字是隐瞒不了的。如果中国的经济情况更糟糕而不是更好,短短几天可能没什么事情,如果几个月,甚至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没有正常地达到一个指数,那么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不可能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我觉得经济的问题,比这些政治的问题,国际外交的问题,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如果长期的经济不好,就会影响到习近平团队的威望,更会影响到习近平本人。他的团队是一个“动态团队”。二十大的时候,开出出现一个词,叫“能上能下”,是对原来体制的一个打击。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将会进行一个体制的变革,在变革之前,他要找到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团队。在目前来看,他已经做到了这一步,关键是下一步,他会做什么。
胡锦涛离场:二十大的灾难事件
德国之声:胡锦涛被带离会议现场的视频现在受到了许多媒体和网民的关注。您对视频有什么解读呢?
何频:视频也好,照片也好,你可以分析出很多个不同的结果。但我们想一下,一个胡锦涛根本不能打开的文件,怎么能放在他面前呢?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文件是暂时不能打开,它需要某种程序。那胡锦涛是年纪比较大了,身体明显非常不好,看起来有点恍惚,有点误解。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视频成了二十大的一个灾难事件。但中国的媒体缺乏基本的公信力,西方媒体也不让它们掌握完整的情况,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猜测。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元老对现在的政治没有干涉力。第二点:胡锦涛作为共青团势力的总代表,他的这一次离场,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标识,就意味着共青团从中国的舞台上从此就消失了,至少阶段性地消失了。这可能是一个意外性的事故,但是它就正好暗示了中国政治的生态。没有政治派系可以挑战习近平。
权力的终局
德国之声:团派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习近平的派系里面也基本都是他之前的部下。但是关于习近平派系中,谁会是他的接班人好像还没有浮出水面?
何频:政治派系已经消退了,变成习近平的一家独大。作为帝王也好,作为最高领导人也好,他都有一个忌讳,那就是除非他要退下来,不然不会让接班人出现在舞台上。因为一旦接班人出现在舞台上,权力就会产生倾斜,生态就会产生变化。现在习近平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所以不让接班人出现,是他权利安排的一个考量。另外,习近平的执行团队会不会产生分歧,会不会争风吃醋,答案也是必然的。“动态班子“就是这个意思,不会这么稳定。有人会下台,新的班子会进来,这个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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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事是他没办法抵挡的,就是他的身体。中国问题之复杂,之重要,你很难相信如果他身体不好,他还能掌控中国的一切。虽然没有任期限制,但是我认为有生理限制。我们知道罗斯福总统,他也是担任了几届总统,结果他死在任上。习近平会不会死在任上,我们不知道,或者他在任期里完全不能理事,那他会不会退下来?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数,他的权力的接班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我把这个称为“权力的终局“。中国未来如果继续下去,不发生动乱,最关键就在于这个权力机制怎么建立起来,怎么样让大家信服。因为传统的社会也好,现在的社会也好,权力无不来自于血缘关系、战争或者政变、还有选举。中国现在没有选举制度,中国也不能再来一次打江山,暴乱。所以中国的二十大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要建立一个不像西方的选举方式,也不像中共现在这种黑箱机制的一个权力体系。
德国之声:张又侠超龄留任中共重要均为第一副主席,军队中也有许多习近平信任的老人。这对台湾问题有何影响呢?
何频:我认为习近平对中国军队的控制是没有疑问的。中国的军队也不是一个可以干政的军队,没办法走到前面去做市委书记、省委书记、部长。中国的军队不会对习近平造成挑战。但习近平的班子偏向老龄化,因为一个年轻的将领,可以在位置上待很长,两届三届,就可能会在军队里形成自己的力量。所以我认为军委副主席可以短暂地让老将军去过度。但我没有想到会老化到这种程度。何卫东本来已经要退休了,连二十大代表也不是,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佩洛西议长去访问台湾,让中国的军队体系有了一个支点,就是防止美国利用台湾来打击中国。台湾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应对美国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形成了一个可以作战的形态。这个对于台海形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慑的力量。但这只是一种威慑的力量,最终是否会形成军事行动,要看台湾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也要看美国。这就要看各方面的平衡。处理地不好,对两岸人民来说,都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所以各方势力不要去火上浇油,不要让这个危机升级,不要变成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战争。
德国之声:这次24位中共中央委员里面,没有一位女性的领导者,这也是25年来首次。您觉得这一点有没有显示出习近平对于女性,或者女权的看法呢?
何频:我觉得最高决策层没有女性成员,是非常遗憾的。因为事实上女权的意识在中国已经相当发达了, 女性对自我意识的提升不亚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另外一个现实是,中国的权力生态,长期培养女性都过于简单化了,培养了一些花瓶,培养了一些没有能力的女性领导人,这个对于女性从政来讲,是非常大的伤害。这一次处理疫情,孙春兰是一位女士,但她恰恰是一位缺乏专业知识的女性。她对疫情处理地如此粗暴,如此简单,就和她的判断力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没有女性领导人是一个遗憾,但是也不需要一定配一个花瓶领导人,一定要配一个没有能力的领导人,不要走向政治正确的道路。要看到中国女性的真实情况,中国女性在很多地方都很有地位了,不一定要在政治的绞肉机上占有一席地位,没有必要。中国的女性企业家、科学家已经很多。在中国的权力生态里面有没有女性,我认为不是什么关键的事情,关键的事情是中国的法律对于女性的保护还很弱,这才是一切的根本。这也是习近平未来任期里最艰难的事情。市场的经济,社会的冲突,女性的保护,弱势团体的保护,都是要通过法律来建立起来,而中国还真的没有开始,和西方国家的距离相差还非常远。
德国之声:对于二十大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何频:我觉得习近平有一套语言的方式,叫“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这个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值得嘲笑的语言方式,但它确确实实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现在确实要发展,但是社会的稳定也是需要的,这不是简单的中庸之道。一个国家要走向文明化,是很不容易的,要走向现代化,也是很不容易的,处理地不好,这个国家就会崩溃。会变成一种长期混乱的情况。所以中共非常难。虽然中共有许多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述,但是整体来讲,它主要是求一个比较稳妥的演变。而这个演变不符合西方和很多民智已开的中国人的想象,因为他们想象的更加浪漫。但是很显然,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希望中国不要再来一次极致的变革。中国不是简单的往左走还是往右走的问题,中国是要避免极左和极右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三件事情: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法治系统的改变;权力的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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