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首批留美两人叛逃，朝廷强返所有留学生

州官

1881年8月，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通知，北洋水师在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造两艘巡洋舰已经造好，李鸿章立即派遣北洋水师“筹委会”成员丁汝昌、林泰曾、邓世昌等200名水师官兵，组成接船队前往英伦，在纽卡斯尔港（Newcastle）举行了两艘新舰“超勇舰”和“杨威舰”的下水仪式。

然而，仅仅就在两个月前（1881年6月），清政府总理衙门一道旨令从北京送达位于美国康州的“大清留美事务局”，下令把留学生全部撤回，缘由是两名留学生背叛朝廷被提前遣返回国，但在途中擅自“脱逃”。

大清赴美留学生又是咋回事儿？

早在1872年8月11日，30个留着长辫子，头戴瓜皮帽，身着肥大长袍马褂的学童，登上了一艘从上海港出发前往美国旧金山的蒸汽轮船，这30名学童年龄最小的10岁，最大的16岁，这就是第一次官派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留学的小留学生。

为啥年龄岑差不齐？因为招生忒不容易，难就一个字。

一年前（1871年）清朝重臣曾国藩、李鸿章上书同治皇帝，提议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每年挑选30名12岁左右的学童，计划在4年之内招满120名，送往美国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理工项目，费用由朝廷全包。

在清廷洋务派首脑，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奕䜣支持下，清廷同意成立“出洋局”，任命驻美公使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副公使容闳（hóng）为副委员，在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设立了“招生处”招收第一批学员。

当时上海已是“通商五口”的开埠大城市，但招生处却是门庭冷落，前来报名的学生门可罗雀寥寥无几。

公费全包出国留学却报名稀少，今天看起来匪夷所思，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家长们的顾虑却不无道理。首先必须签下一份长达15年的合同书，学生必须学习由朝廷的规定的工程、数学和其他理工项目，不得自行选择。其次，学成归国后必须任朝廷派遣使用，不得擅自跳槽。

最要命的，是学生在留学期间如果发生三长两短，生死两不追究，朝廷概不负责，合同书上的条款规定：“兹有子（姓名）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徐盈：《詹天佑》1956年）

“生死各安天命”这一条，就像具结的免责切结书，朝廷这种非人性化条款，增加了家长对孩子的危险和未知的恐惧，那年月私塾阴暗民智未开，洋人“红毛绿眼饮血茹毛蛮荒不化”的谣言满天飞，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学，貌似去发配充军，弄不好就是把孩子送进了火坑。

招生处在上海费了老大劲儿，只招到六枚愿意留洋的童鞋，离三十枚的指标相差甚远。幸好北边不亮南边亮，上海招不到干脆去广东老家去招。于是，招生办委员容闳回到广东香山（今珠海），广东一带较早与洋人打过交道，再说同声同气劝说家长也比较容易。

于是香山唐家湾的两名家长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容闳，一个名叫唐绍仪（民国第一任总理），另一个名叫唐国安（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容闳又在香山拱北招收了学童蔡绍基（北洋大学校长），在南海县招收了学童詹天佑（首位铁路总工程师）。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完成了30名的招生任务，但在年龄上大大放宽，原来的要求是12岁，放宽到10岁到16岁，广东籍24名，其中7名来自香山（珠海），他们被送往设在上海轮船招商总局“预备学校”考察培训。

一年后，他们登上刚刚问世的蒸汽远洋邮轮，在太平洋上航行25天，抵达美国旧金山，然后乘坐刚刚修通贯穿东西海岸的蒸汽火车，从加州来到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当地的教育局长对些来自大清的小留非常重视，把他们安排到当地最好的学校学习，为日后进入哈佛和耶鲁等名校作准备。

刚满10岁的小留学生容揆寄宿在大卫·巴特拉教授家，他和11岁的谭耀勋被分配到同一所中学，他们的班的两个女同学的老爸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他俩除了学习理工课程外，还学习军体拳击、音乐绘画等课程，另外还参加了舞蹈学习班，舞伴包括马克·吐温的女儿。

但清廷驻美的“留学事务局”给小留所在的学校发信，要求学校取消小留的地理、音乐、诗歌等课目，并要小留定期回“留学事务局”学习文言文，背诵四书五经，背不出来就要挨冬烘先生的板尺子！小留们鸭梨山大，深刻体会到中西方的教育方式的云泥之差天壤之别。

但经过民主社会的温暖滋润，美国文明的春风化雨，小辫儿童鞋们出国时那种胆怯呆板，眼神疑虑恐惧一扫而空，脸上充满了迥然不同的达观自信，如今已是风华正茂干净阳光元气满满的华夏青年，这种巨大深刻的变化让人刮目相见，正所谓“一年土、二年洋、三年惊呆太上皇”。

当时有人这样描写这批美国小留：“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有进馆方年余者，西语亦精熟……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李圭：《环游地球新录》）

容揆和谭耀勋在高中期间经常参加当地避难山教堂活动，毕业后他俩宣布加入了基督教，并剪去了辫子，这些背叛祖训离经叛道的行为无疑触犯了朝廷的大忌。

驻美的“留学事务局”的管带得知消息后，立马把他俩招到“留学事务局”，宣布提前结束他们的学业，立即遣送回国，但容揆和谭耀勋果断选择用“逃跑”方式留在美国。在前往纽约轮船码头的火车上，他俩中途下车顺利摆脱留学事务局的管带，之后宣布与“地狱局”脱离关系，开创了中国留学史上首例官派留学生“叛逃”案例。

然鹅，对清政府而言，整个这批小留大逆不道，非但没学好西人的科技，反倒受了西人思想的蛊惑，对传统文化的背叛所以才会产生满脑子危险的叛逆思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斩断的好，中断全体小留的学业，把他们整个打包送回国内。

于是，清政府不顾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来信希望收回成命，决定将留美学生分三批撤回，当时已有60名学生正在美国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就读，仅是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人刚刚读完大学，但无论学业进展如何一律中断学业卷铺盖打道回国。

他们到达上海后，清政府决定对他们无差别隔离审查，上海道台衙门派出一队手持武器的清军，把他们关押在破烂不堪早已废弃的求知书院，每人两条板凳一块木板为床，比监狱的囚犯好不了多少。多亏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干预，小留们关押审查四天后获释，三人一组由管带押着去道台衙门向道台大人磕头致谢。

李鸿章意识到这批留美学生的的价值，于是让他们先到上海江南制造局做工，月薪4两纹银，而当时上海道台一年官银多达1万5千两。尽管如此，这批留美海归在国内被认为是有害无益之人遭到保守舆论的责骂和国人的白眼。直到数年后这批“海归”才被李鸿章调入了北洋，参与了最早的铁路、矿山、电讯的建设，其中詹天佑被任命为“京张铁路”项目的总工程师，成为首位铁路总工；蔡绍基后来成为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他把“实事求是”作为北洋大学的校训。 还有的学生担任水师各舰的大副、枪炮官与作战参谋，参加了“中法海战”和“中日甲午海战”为国捐躯，这是后话。

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大规模向欧美派遣留学生，明治维新时期脱亚入欧引进欧美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科学技术。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海战，日本海军高级指挥官留学欧美者的众多，把北洋水师打得一败涂地。

北洋水师“定远舰”军官吴应科是当年的留美学生，因作战勇敢被清廷授予“巴图鲁”勋章，但他把勋章扔进了大海。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赴日议和被日本浪人行刺差点送命，幸亏他的一名随员，留美学生林联辉为舍身保护负伤的李鸿章，并为他包扎枪伤，李鸿章病危时守候在他病榻前的也是吴应科等当年被遣返回国的留美学生。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此时的晚清朝廷已经摇摇欲坠，但第一批留美海归，驻美公使梁诚经过谈判交涉，最终让美国政府同意把“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用来资助留美学生，北平皇家园林清华园被用来作为赴美留学的预备学堂，后改为清华学校，第一批留美海归唐国安任校长。

1909年“庚款留学生”计划正式启动后，首批100名赴美留学生乘船抵达旧金山，再乘坐火车横穿美国，在马塞诸塞州的春田市（Springfield）下车，这条“求学之路”竟和当年赴美学童一模一样。

1949年中共建政，次年（1950年8月31日）100多名留美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离开旧金山回到祖国。这批留学生回国，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许多人在美国有不得已的苦衷。还有些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是留学潮中特殊的一批弄潮儿，但这些人在中共的体制下，最终的结局就只有天晓得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