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篇，印度农业现代化及市场化改革
岩华著《中国三农危机》第八章，世界各国土地改革案例

作者：岩华

印度农业至今仍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从14世纪高加索的雅立安人南侵，到18世纪沦为英国殖民地，直到1947圣雄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三农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2018年印度66%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业生产，印度城市化人口只有34%。印度农业用地与耕地占据该国逾一半土地面积，占世界耕地面积的11%，达27亿亩；农业人口为世界农业人口的四分之一，达9亿多人。印度70%的耕地无灌溉设施，依靠依赖自然气候和雨水，难以抵御旱涝灾害，很多小农户仍然离不开耕牛。农业生产水平低，曾是举世闻名的“饥饿之国”，有些地区曾出现过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仅1900～1947年就饿死2600余万人。

近年来，印度官方调查显示：农地仍集中在种姓制度（caste system）较高的农户手中，占农村人口1.3%的婆罗门等地主拥有14%的土地；其次的刹帝利和吠舍为拥有23%土地的佃农与半自耕农；而最低种姓的首陀罗和达利特等占50%农村人口的贫农，只拥有1%的土地；印度农业主要以家庭农户为主，平均耕种土地规模为25亩，但占农户总数的57.8%少地无地的“边际农户”，平均规模为6亩。大约占农民10%拥有60亩以上的地主，占有50%的印度耕地，无地雇农占全国人口的35%，其余都是小农户。

印度独立60多年来，政府一直推动土地改革、农村扶贫，也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印度农村的小农经济和“种姓文化”，依然根深蒂固，没有多少改变。

印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破产

1944年，包括当时印度产业界大人物J•R•D•塔塔(J.R.D. Tata)和G•D•贝拉(G.D. Birla)在内的八人起草了一份印度经济15年设想，在他们的社交圈内传阅。后来这个设想被称为“孟买计划”(The Bombay Plan)。计划的作者们希望在15年内实现人均收入翻番，每一个印度人都能享受最起码的生活水准——比如每年可以用上30码（约合27米）的布料，有一个至少100平方英尺（约合9.2平方米）的居住空间。

现在看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当时要求政府对产业进行更严厉的监管。他们宣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要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个人权利和企业自由会被暂时搁置。”学界普遍认为，刚刚独立的印度之所以要成立“计划委员会”，这份文档起到了莫大的作用，而这个委员会日后将成为市场经济学家最痛恨的机构。委员会常被说成是一头“苏联式”的巨兽。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不确定的荣耀》(An Uncertain Glory)一书中，对经济学家让•德雷兹(Jean Drèze)写道：“抛开那些政治灌输和教条主义不谈，从苏联到改革前的中国，再到越南或古巴，有一件事是共产主义国家一心想做到的，那就是立刻实现免费的全民教育。”至少在最初几年里，印度的中央规划，无视穷人的初等教育，后来更是在这方面达到了玩忽职守的地步。书中写道：事实上，1951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大学教育表示赞同，给予了大力支持，却反对在小学阶段普及义务教育，转而支持一种所谓的“基础教育”，这个制度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浪漫情怀和怪诞理念之上，认为“孩子应该通过自食其力的手艺来学习。”

这个想法的灵感正是来自圣雄甘地(Mohandas K. Gandhi)，他认为一个孩子在学习文化知识前，应该先懂得如何制作一只袋子，否则会“制约他们的智力发育”。这正是印度基础教育长期落后的根源，过去几十年，印度曾有50%以上的孩子未受到启蒙教育，至今仍有30%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

1950年代，印度效仿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立“印度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限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并对工农业生产制定“五年计划”硬性目标。它曾经是印度计划经济的心脏，一小撮人关起门来决定资金的划拨，工厂应该生产什么，农业生产多少，国家该搞什么样产业——这被指责为印度经济长期停滞的元凶。

1978年中国抛弃计划经济、开始改革开放，当年人均GDP只有150美元，印度人均则达200美元；直到1990年中国才追平印度达到300多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550美元，印度人均GDP为1357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30%，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6万美元，印度人均1800美元，相当于中国的17%……直到2014年，“印度计划委员会”才被莫迪总理(Narendra Modi)撤销，印度彻底放弃“计划经济”，开始真正的“市场化改革”。

绿色革命：科技带动农业现代化

尽管印度工业实行“计划经济”，但农业却始终维持类似于中国古代那样传统社会和市场经济。所幸自英国殖民时期以来，印度农地就可以市场化买卖、抵押和继承，这为三农奠定了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大环境，确保了印度农业长期稳定、持续发展。

60年代初，印度积极推动农业的“绿色革命”，培育出“墨西哥小麦”，单产每公顷14025公斤；60年代中育成的菲律宾“奇迹稻”，单产每公顷达22500公斤。良种成功大面积的推广，加上灌溉面积的显著扩大，化肥、农药的施用量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使印度的粮食单产和总产量成倍增加，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绿色革命以来，平均每年增长3.95%，1980年代以来，印度粮食产量达1-2亿吨，创历史最高纪录，粮食产量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为世界第三粮食生产大国。

从1977年起，印度推动牛奶业发展的“白色革命”，引进、培育、推广优良水牛品种，停止进口一切商品性奶制品；推广兽医、机械化和圈养等现代化，使印度牛的存栏数达2.7亿头，名列世界第一位，约占世界养牛头数的20%，全国平均每3个人就有一头牛。全国每年牛奶产量达4×107多吨，平均每人每天占有牛奶150多克，80年代后期印度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产奶国。

80年代后期，印度又推行现代化海洋捕捞、水产养殖的“蓝色革命”。到1992～1993年度，印度水产品出口创汇近6亿美元，1993～1994年度，将提高到8亿美元。

随着印度农业机械化、高科技、大规模农场的日益普及，2018年，印度的粮食总产量达到2.8亿吨，2020年印度粮食总产高达3.01亿吨，创造历史最高记录。近几年，印度已超过了泰国及越南，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每年出口的大米1200万吨，还出口小麦400万吨，占据了全球1/4的稻米出口市场。

印度正迅速成为超级大国

虽然印度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美元，仍属于低收入国家，贫困人口仍有2.6亿。但是人口规模已达13.5亿，因从未实行计划生育，未来几年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更重要的是印度有30%以上受高等教育，总数多达4亿的精英人口，这些人从小接受英语教育，语言和文化与西方没有隔阂，使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及文明价值，与发达国家无异。因而在旧金山硅谷和美国的科技公司的CEO，大都是印度裔。在西方国家，印裔的表现比华裔更优秀，印裔移民的平均收入也高于其他族裔。

近20多年来，印度吸取以前教育落后的惨痛教训，现在特别注重基础教育，教育经费占GDP的7.1%以上，已到达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比中国教育经费占GDP的4%左右，高出1.75倍。从2000年开始，印度对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童提供免费午餐，至今每天有1.2亿学童受益，这大幅降低儿童饥饿比例，增加了农村儿童就学率。长期以来，印度公立医院还对城乡贫困人口提供免费医疗，即使医疗条件仍脏乱差，但避免了包括中国在内，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因病致贫”现象。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儿童学校仍没有普及“免费午餐”，2011年开始，中国只对699个集中连片特困县的2600万儿童提供免费午餐，而其余的2000多个农村县市，1.8亿多农村学童，尤其是6000多万留守儿童，都没有免费午餐。因此很多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们经常面黄肌瘦，长期营养不良。免费午餐花不了多少钱，成就的却是贫穷学生的人生，更是一个人口大国的未来。

印度资源辽阔，耕地面积扩展到27亿亩，成为世界第一。近十年来，发展速度超过中国到达7%左右。因而曾吸受了世界上最多投资，成为与美中并驾齐驱的三大吸收外资最大国之一。这使印度综合国力迅速提高，目前GDP已超越英法，上升到世界第五位。未来几年，印度将超越德日，成为仅次于美中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不仅是核武大国，还拥有世界最大“非专利”医药产业、软件、军工等高新科技产业。印度宇航业也初露锋芒，比中国更早向火星发射了卫星。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已是中国第二大贸易顺差来源。美国仍是中国最大贸易顺差源，其他的欧洲国家大都正变成中国贸易逆差源。中国每年从印度获得500多亿美元贸易顺差，今后中印两国的贸易红利，更是潜力无限。

农业改革：引发农民大规模抗议

2020年9月20日，印度议会上议院通过《促进和便利农产品商贸条例草案》、《赋权农业服务和价格保证条例草案》这两项农业改革法案。早在2020年6月，莫迪政府内阁就已经颁布这两项法案，这次只是经过议会批准程序。印人党上议院副议长辛格（Harivansh Narayan Singh）发表讲话时，反对派议员直接冲上主席台试图抢夺话筒，并成功抢走法案文件当场撕碎，国会里各党打起群架。

此时，中印边界正发生着几十年来最大边界军事对持，但印度和全世界的注意力却转向了印度街头。印度各地对农业改革法案不满的农民们，举行了超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愤怒的农民在全国各地走上街头，呐喊着反对口号，甚至焚烧印度总理莫迪和农业部长辛格•托马尔的画像，进行各种抗议、示威货堵塞。很多农民开着拖拉机拉着铺盖卷、堵塞公路，包围了新德里，印度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混乱。西方各国政要，纷纷批评印度残酷对待农民……

印度政府难以承受农业补贴

1965年，印度成立的“农产品价格委员会”，1985年更名为“农产品成本和价格委员会”（APMC）。这个政府机构对农产品定价，由“印度粮食公司”和各邦的粮食和民用供应部门，以“保底价”向农民统一收购。政府将收购的粮食批发给设在各城市和乡镇的“平价商店”，再由“平价商店”按政府规定的价格零售给持供应卡的居民。这类似前苏联和中国对粮食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长期以来效率低下，贪污腐败。这也正是农业缺乏市场竞争，发展缓慢的原因。

60多年来，支撑印度农业生存的，正是政府对粮食价格的大量补贴，包括流通补贴和缓冲库存补贴。随着粮食配售量和收购价格的提高，财政补贴越来越难以承受。1960年代，印度粮食配售量只有400万吨，到1990年代，增加到2060万吨；每吨小麦的收购价格从1980年度的1125卢比提高到2000年代的2250卢比，翻了一番。1980年代，印度粮食补贴共计65亿卢比，到1990年代增加到250亿卢比，增长近4倍。小麦补贴占批发价的58%，大米补贴占批发价的40%，其他农产品价格补贴也在50%左右。

农业补贴是指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印度农业由于一直以来的小规模、分散化种植，导致产品成本非常高，而政府制定的MSP要求按农民种植成本的150%采购产品。2017年，印度政府对农业的补贴高达41344亿卢比，且连续多年一直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些支出对于印度财政来说压力巨大。

2019年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7.5%，远高于政府5%的财政赤字红线。在政府加大基建投资的背景下，印度国内公共债务增加到1.17万亿美元，占GDP比值就已高达75%，每年仅外债的利息支出就占了印度财政收入的26%。到了2020年代，印度国内农产品“价格补贴”已是天文数字，占每年财政预算的10%以上，如此巨大的耗费已成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国际资本市场上，惠誉国际评级、穆迪和标准普尔等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均对印度经济前景持负面评价，将其信用评级定为最低的“BBB-”（ Baa3）。未来印度想要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支持的可能很低。然而，农产品补贴的大部分利益，被控制大量剩余农产品的大农庄主，以及控制农产品流通的权贵集团垄断，而广大农民所得的份额很小。

长期以来，印度农产品主要在APMC监管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交易，而APMC要求农民只能与有执照的中间商交易，因此交易渠道单一、没有选择。事实上，极少数中间商主导了印度农产品贸易，导致农产品交易被小利益集团“卡特尔化垄断（cartel）”。这大幅减弱了印度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农民收入大都被佣金和市场费等，大幅下降。

市场化改革：印度为何举国骚动？

2020年通过的《促进和便利农产品商贸条例草案》，按照印度政府说法：为了促进农产品的无障碍交易，促进全国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市场化改革。撤销政府垄断性的“统购统销”，允许农民在“场外交易区”开展贸易，如农场大门、工厂厂房、仓库、仓库和冷库等。此外，农产品加工厂也可透过其他贸易渠道向农民报出有利可图的竞争性价格，促进各邦之间和各邦内部的无障碍的农产品贸易。该法还允许在指定区域内以电子方式进行农产品贸易，任何个人都可以创建符合中央政府规则的电子市场，同时禁止邦政府向农民、贸易商和电子交易平台征收任何市场费用。

2020年《赋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条例草案》，政府宣称：取消政府为农产品统一定价，是为农民更好地与农业企业、加工商、批发商或大型零售商开展“合约农业”奠定了法规基础。农民可以按照与收购商在播种前达成的协议种植作物，再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将农产品出售给买家。该法案将发起人定义为个人、合伙公司、公司、有限责任团体和社会团体，他们可以与农民签订购买农产品的协议。发起人向农民支付的价格可在协议中提及，而如果价格可能发生变动，协议则必须包括保证价格。价格参考可能与APMC市场基准价格相关联。

支持改革的印人党宣称：这些法案将为印度农业打造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农民和贸易商可以自由选择出售和购买农产品，实现无障碍的贸易，从而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利润。农业法案还为农民和资助者之间达成公平、透明的农业协议奠定了法律框架，提高质量和价格的确定性，降低农民承担的风险。

但以国大党为首的反对派则质疑：这将削减农民的议价能力，从而让大型零售商获得操纵农产品价格的权力，最终导致大规模垄断。在原来的模式中，虽然中间商阶层会从农民手上拿走一定的收入，但是其实际上也将一个个分散的农民联合了起来，大大提高了农民发声的音量。反对党还认为新法案会导致原有采购系统的崩溃。其认为大公司一开始在制定营销策略时，会提供一个比“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MSP）更高的价格，从而吸引农民。单纯的农民会上钩，吃掉“鱼饵”，但最终的结果是现有的“统购统销“”体制被摧毁，农民最终将完全被资本所摆布。反对党就痛批莫迪政府的新法案“黑心”和倾向大企业，强调农民在与大企业的对抗中必将失利。就连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也在推特上表示，“莫迪正在让农民成为资本家的奴隶……”。

印度农民真正担心的是：新法案只是莫迪政府为了废除MSP的前奏。农民们要求法案加入农产品收购“最低保证价格”条目。莫迪总理专门发布了一系列推特解释：农业改革将为农民销售农产品提供新途径，让农民能够直接向集团买家和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出售农产品，同时剔除农业批发市场等粮食贸易中间商从而增加农民利润。农业部门将受益于现代技术，农民也将获得更多权利。莫迪还口头向抗议的农民保证，随后又书面保证：改革不会触动最低支持价格（MSP）制度，政府也将继续据此购买农产品，然而印政府拒绝将这些保证纳入法案。在没有立法条款的情况下，农民们不愿意相信任何政府的保证——因为在印度，政府食言的案例太多了。

国会通过两法案，试图达到以下目的：

一是，推动农业市场化，逐步废除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为不堪重负的印度财政减压。二是，借助城市和外资，彻底改变印度农业存在生产技术落后、土地利用不合理、人地关系紧张等多方面的问题，推动印度农业实现大规模、机械化、高科技等现代产业化，增加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三是、扫清地方割据、农村封建势力和小利益集团，让效率更高的城市及外资携带进步力量，以市场化方式进入落后农村，推动农村现代化。

印人党政府与资本关系密切，近年来尤其是获得古吉拉特和孟买的大企业支持。但是在印度农村公民社会薄弱，而基层政府又执政能力低下，这使地方代理人割据成为常态，整个社会更像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社会，存在大量“恩庇关系”和中间人阶层。这增加了农业经济成本，阻碍印度农业现代化。

此次颁布的农业改革法案，实际上在为印度三农市场化开路，让效率更高的城市资本或外资进入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全球竞争力。取消中间人和引进更激进的市场竞争，也许会出现短期混乱和高交易成本，但长期来看，将促进分散的小农经济与大公司直接交易，提高农业流通效率、形成先进国家那样的合同经济及长期供应链。未来农民农产品的保障价格取消后，将促使小农经济向大规模、机械化、高科技的专业农场转型。莫迪政府现在所冒的风险，允许是印度三农市场化、现代化非过不可的门坎。

过去这些年，印度传统小农为了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要向金融机构贷款，由于政府银行贷款途径有一定的高门槛，大约50%的农民选择了私人银行或高利贷。这些贷款是以农民的土地作为抵押，一旦遇上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歉收，农民无力还贷，就可能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的数据，每年都有上万户农民投资失败、走投无路，仅2019年印度就有10281名农民和农场工人死于自杀。

2020年新冠肺炎流行，印度农村人口伤亡严重，损失巨大，两个法案的颁布势必进一步加剧危机意识——这正是引发印度农民大规模抗议的原因。显然，印度政府推动农业生产化改革，大方向是对的。但应该配套加强对失业农民的职业培训和福利保障，并配套义务教育，增加职业中专，全力提升农村人口素质，让更多的农民离开传统农业，在城镇和城市找到更好工作和现代生活。这才是印度农村、农业和农民全面现代化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