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安、济南等晋级特大城市

　　2020年，中国GDP万亿城市扩容至23个。与此同时，中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数量也在扩容。根据住建部最新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数量已经达到30座。

　　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面积、人口的增长情况，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如何在GDP增长的同时，促进城市人口的有效聚集，确保城市合理的开发强度、人口密度、生活舒适度？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若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面积、人口的增长趋于一致，则表明这座城市的发展质量较高、潜力较好。

　　为此，21世纪经济研究院以2014年和2019年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为样本，结合城市经济增长维度，分析这些年来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质量。我们发现，2014年-2019年，中国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从大城市到特大、超大城市各类城市都在扩容。

　　其中，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迎来了苏州、南宁、石家庄、厦门、宁波、福州6个新成员；杭州、西安、济南、青岛新加入特大城市阵营；天津虽然被挤出GDP前十地位，但却是2014年-2019年中唯一成长为超大城市的。

　　到2019年末，按城区常住人口划分，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共16座，其中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6座城市，特大城市包括东莞、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阳、青岛10座城市。

　　珠三角和长三角特大、超大城市最多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口越来越向大城市聚集。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支持城市化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同时也强调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

　　根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目前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其中，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Ⅰ型），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截至2019年末，全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达到30座。

　　2014年，全国城市数量为655座，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为24座，城区常住人口总规模1.62亿人，同期全国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累计为4.45亿人，占比为36.40%。

　　截至2019年，全国城市数量增长到672座，这些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总和达5.24亿人。同时，全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达到30座，这些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总量为2.23亿人，占全国城市比重达到42.56%。

　　综合来看，2014年-2019年，全国所有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增加了7887万人，上述30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增加了4540万人，占比为57.56%，这表明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的情况非常明显。

　　2014年-2019年，苏州、南宁、石家庄、厦门、宁波、福州6座城市成长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杭州、西安、济南、青岛4座城市新加入500万-1000万城区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特大城市从2014年的7座增加到2019年末的10座；天津则“脱特入超”，是唯一一个从特大城市变为超大城市的，使得国内超大城市增加到6座。

　　至此，中国已拥有特大、超大城市共16座。

　　如果将这16座城市按照四大城市群的范围来划分，在珠三角城市群中，包括广州、深圳和东莞，其中广深是两个超大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包括上海、杭州和南京，仅有上海一个超大城市；京津冀城市群中，包括北京、天津，只有这两个超大城市，而没有特大城市；成渝城市群包括成都和重庆，一个特大城市和一个超大城市，这两座城市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两个极核。可以发现，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拥有的特大、超大城市最多，同时二者拥有的万亿GDP城市也最多。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体现了人口聚集与经济增长的高度相关性，也符合“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支持城市化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精神。在珠三角城市群中，由于大量的制造业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者成为城区的常住人口。而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万亿GDP城市数量位列第一，该地区富有活力的经济，对人口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西安城区面积与GDP皆翻倍

　　万亿GDP城市与人口特大、超大城市是否存在一致性？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发现，在23座万亿GDP城市中，城区常住人口规模未上500万的城市有9座，包括无锡、宁波、长沙、佛山、苏州、南通、泉州、合肥、福州。而16座特大、超大城市中，GDP未突破万亿元的仅有东莞、沈阳。

　　仅有13座城市既是特大、超大城市，又是万亿GDP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成都、武汉、杭州、南京、西安、郑州、青岛。

　　2014年-2019年，16座特大、超大城市中，除上海和北京外，其余14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皆出现了较明显的增长。其中，城区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济南，从2014年的301万人增长到了595.66万人，常住人口规模增长了98%。

　　此外，从单个城市在2014年-2019年的城区常住人口增量看，有4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增长超300万人，分别为天津、东莞、成都、武汉，这相当于“再造”了4座I型大城市。

Freestar
　　上海和北京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增长非常小，2014年-2019年间两座城市分别增加了2.46万人和6万人，相对于两座城市庞大的常住人口规模而言，增速都小于1%。上海和北京严格的落户制度及人口控制，对于城区常住人口的增长发挥了较强的抑制作用。

　　从城区面积的扩张情况看，西安、郑州、杭州、成都、青岛和广州的城区面积增速都超过50%。其中，2014年-2019年西安城区面积增长了109%，相当于“再造”一座新城。

　　伴随着城区面积的“翻倍”，西安的GDP也实现了较为同步的增长。2014年末，西安GDP总量为5474.77亿元，2020年末GDP突破万亿元大关。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西安作为西北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和万亿GDP城市，在该地区的龙头地位毋庸置疑，也吸引着人口向这里聚集。不过，西安仍面临周边城市激烈的竞争，重庆、成都、郑州这三座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均高于西安，而且在万亿GDP俱乐部中，这三座城市排名均远高于西安这个新成员。

　　城区人口密度是衡量一座城市生活舒适度的关键指标。2014年-2019年，北京、广州、郑州和西安的人口密度出现了下降。

　　同期，武汉市城区每平方公里的常住人口承载量增加了2068人，达到6437人/平方公里，是16座大型城市中增加最快的。而武汉市的城区面积在这期间几乎未发生变化，因此武汉市未来应该注重人口增长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

　　武汉还不是人口密度最高的，郑州才是，达到每平方公里8793人。但一个积极的变化因素是，2014年-2019年郑州的人口密度已经有较大程度的疏解，2014年该城市的城区人口密度达到14500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下降与郑州同期的城区面积扩大有关联。

　　撤县设区城市扩围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城区面积和人口的影响因素最大，这成为了城市不断变大的重要因素。

　　天津的宁河县、静海县、蓟县在2015-2016年被撤销，设立天津市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2017年，国务院批复了青岛市区划调整的请示，同意撤销县级即墨市，设立青岛市即墨区。

　　2018年，国务院又批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

　　2016年，西安户县改为鄠邑区。

　　成都的面积扩大，也是通过撤县设区的方式，将过去的郫县改为郫都区，还代管了简阳市。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通过撤县设区的方式，对一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这使得相关城市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动人力、土地等资源，能协调产业布局，避免同质化竞争、重复建设。

　　撤县设区后，也给原有的县级城市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如中心城市通过地铁等基础设施的延伸布局，促进各个城区之间的各类资源更高效率流动。

　　不过，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撤县设区现象值得警惕，部分城市为了追求做大城市而盲目撤县设区，将留下不少隐患。比如，撤县设区后虽然短期内能带来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但原来城镇化发展不充分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落后，长期来看将加大城市的财政负担和债务风险，而且会增加城市的治理难度。

　　从城区面积与城区常住人口的增速看，在全国城区面积增长9%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了18%，但一些特大、超大城市的面积与人口增速“背道而驰”的情况较为明显。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作为特大、超大城市，城区面积与人口增长增速若出现较大的差值，则可能出现“大城市病”或“空城”的情况。

　　在16座城市中，深圳市、天津、东莞、武汉需注意大城市病问题，“大城市病”是指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交通、城市管理问题，以及人均公共资源占有率低的问题。2014年-2019年，深圳、东莞和武汉城区面积几乎为零增长，但城区常住人口却分别增长了25%、58%和47%。天津在城区面积增长了12%的情况下，城区常住人口增长了66%。

　　“空城”则是指城区面积增速大幅度高于城区常住人口增速。结合城区人口总量数据，需要注意的城市是郑州。郑州城区面积在5年间扩大了74%，但城区常住人口仅增长了5%。

　　综合上述分析，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特大、超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较高的背景下，应更注重城市空间与人口之间的平衡关系。如在公共资源的人均占有率上，进行更合理的配置，并有效的控制区域开发强度与人口密度。

　　此外，特大、超大城市更要提升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要以人为本，杜绝懒政、怠政，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也为站在更高起点上建设世界城市提供良好的样板。

中国“大城市化”正恶性膨胀

作者：岩华，中华研究所

按照各级发改委的“城市化规划”，东南沿海正在形成几大城市群。这些大都市严重拥堵，污染，高物价，高房价，难以为继；各项经济运行成本暴涨，越来越暴露不可持续性……于是各级政府对其集中投资基建，然后吸引更多年青人进城就业，于是各大城市更加膨胀，拥堵、污染，房地产泡沫……这就形成一个类似拉美南亚那样“大都市化”的恶性循环――这种放任自流，盲目膨胀，正是中国面临的真正风险。

以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十大都市中，除了东京及纽约外，大都集中在南亚印度、印尼及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或贫困落后国家。但从最新趋势上看，这些世界级城市正在或早已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特色的大城市，取而代之！

以前的“世界大城市”：孟买、新德里、雅加达、及墨西哥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布里诺斯艾利斯等，其市区人口只不过千万左右（见附表一）。而目前的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仅常住人口已经接近超过这些人口大城，如果包含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都已超越2000万以上（见附表二）！

其中，北京市人口2200万；上海市人口1900万；广州市1200万；深圳人口1200万！紧随其后的天津、武汉、重庆、沈阳、南京、西安等大城市人口都已到达800万以上。而且这些大城市正在呈几何形无限膨胀。其中，深圳人口每年以100万的规模暴增，北京、上海、重庆等也以每年几十万的速度增长!

预计到2020年，也就是十年之内，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京津唐任何一个“都市区”人口，都将达到3000万以上！可能成为世界最大城市。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大城市，都要挤进世界最大城市之列。而内陆广大农村地区，势必进一步地经济萎缩，人口空洞，三农危机，社会冲突，整个国家结构失衡－－这种史无前例的畸形发展，将使南亚拉美当年的“恶性城市化”，小巫见大巫！

南亚拉美等“恶性城市化”及后果

在南美和南亚国家“大城市”化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教育落后，社会歧视和发展失衡，形成一种畸形发展的“恶性城市化”现象：大量资源与人口集中涌入少数几个大城市，形成个别超级“都市群”，而广大农村却一贫如洗，日益空洞破败。这些国家的殊途同归的是，到处充斥贫民窟，随时进入发展陷阱。

政府只为权贵服务，不管穷人死活，使国家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乱不断，房价物价高不可攀，政治黑暗，贪污腐败，治安恶化、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每况愈下，形成恶性循环...

先进国家“均衡城市化”经验

从英国及欧洲的工业革命到美国的独立富强，日本的文明开化，西方高速发展一个最基本特点就是，平等均衡。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普及教育，人民启蒙开化，共同进步；第二民主人权，公民政治一人一票，地位平等，国家保持平衡发展。这就决定了西方不可能形成南亚、拉美那样不平等的地位和权力，也不可能拉开悬殊的贫富差距。否则，就有政治问题，不换政策就换人。

就拿与中国类似的美国城市化为例，美国从殖民地到独立建国，近代扩张，一战二战崛起，西部大开发，呈现出“小城市化、大城市化、郊区化”，轮流交替发展。300多年来，无论从沿海到内部，还是从东部到西部，由于启蒙教育，公民社会及民主法制，三者形成强力制衡，使美国自始至终保持地区发展基本平衡，公民地位和权力相对平等，其人口和城市均衡分布，经济发展差距不大。

至今，从收入最高的美东华盛顿DC、新泽西及纽约等都会区，到收入最低的北达科他、密西西比、犹他、苏明尼达州等中部山区、农业区，收入差距都不超过一半（中国十几倍）。这期间，尽管美国也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及2007年的“金融危机”，由于普及了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出现极端贫困和普遍饥饿、疾病现象，社会公正和法律秩序没有出现重大问题。

改革方向：调整经济结构 改变发展布局

当前，中国不平衡、不平等的“大城市化”趋势，已经非常危险，再不及时调整，各种危机、矛盾和混乱，势必会把整个国家拖垮！公平地讲，这不仅仅是“发改委”或国务院的个别部委的“无知与错误”，而是由整个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及官权结构及“审批经济”的必然结果。

发改委只对自己有好处的项目，优先批复。这就是广为海内外诟病的、典型的政治腐败“跑部钱进”。大城市有钱有权有关系，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广大内陆和农村没钱没权没关系，就一穷二白！

中国要想维持高速平稳增长，必须坚定果断地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布局。把经济发展重心从东南沿海及大城市，转移到未开发的中西部及农村地区。短期措施就是以中央为主导，带动地方和民间，对中西部农村实施当年日韩那样的“倾斜投资”，以投资拉动就业和消费，制造新的增长点，创造庞大的内陆消费市场，促进东西、城乡及贫富之间的平衡发展，带动整体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中国应凭借政府支配的巨大资金和资源优势（这方面西方望尘莫及），以及独特及不对称战略优势，实施类似日本七十年代平衡产业发展的“倾斜投资”，以及韩国八十年代的改造旧农村“新村运动”。这样，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15-20年，一举超越美国经济规模，将不成问题。

长期政策，必须彻底普及和提高（12年）义务教育，实施城乡一体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照顾老弱病残，优先建设农村的“经济适用房”，首先改善最恶劣的农村居住和生产环境等（已有另文详述）。一旦中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东南沿海的拥堵、污染和高价等大城市病，将迎刃而解。而内陆中小城镇、农村实现平衡发展之时，就是整个中国逐渐现代化之日。

附表一：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十个城市
第一、日本东京3553万人口，东京市区人口820万；
第二、墨西哥城 1924万人口，市区人口830万；
第三、印度孟买 1884万人口，市区人口1000万；
第四、美国纽约1865万人口，市区人口800万；
第五、巴西圣保罗1861万人口，市区人口1000万；
第六、韩国首尔1700万人口；市区人口1050万；
第七、印度新德里 人口1600万，市区人口800万；
第八、印尼加尔各答 人口1457万，市区人口500万；
第九、印尼雅加达 1367万人口，市区人口1000万；
第十、中国上海建成区1300万人口，上海市区人口1000万。

（附表二）中国各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

名次 城市 常住人口 流动人口（万）
01、 重庆市： 3200 1000
02、 上海市： 1845 1900
03、 北京市： 1633 2200
04、 成都市： 1221 1000
05、 天津市： 1115 1300
06、 广州市： 1005 1200
07、 哈尔滨： 975 1000
08、 武汉市： 891 1000
09、 东莞市： 869 1000
10、 深圳市： 846 1200
（2010年发表于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