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建设新农村” (中国论坛)
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建设新农村”
作者:岩华,中华发展战略研究所主任(发表于2103年人民网)
中国经济下行危机除了西方市场萎缩因素,更主要的是大城市化与农村日趋贫困,内部消费不振。这与1970-80年代的韩国及其类似。当时韩国的“出口依赖”型经济拉动沿海和大城市迅速发展,但农村依旧延续千年的贫困落后,并日益恶化。那时韩国及时推动“新邑运动”,并不惜代价全力普及农村教育,最终使实现平衡发展及全面现代化。
1960年代韩战结束后,韩国产业结构逐渐从农业转到工业化,开始了以工业为中心的经济腾飞。但韩国农村依旧贫困落后,政府开始“复兴国民运动”和“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1970年4月22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在全国地方行政长官参加的“抗旱对策”会议上,提出要在农村开展“自助运动”。在留美学者的建议下,同年5月制定改进方案,第二年政府抽调大批政府官员到农村指导这一运动,并正式称之为“建设新乡村运”,即后来的“新村运动”。
1970年代,韩国的“新村(邑)运动”,首先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中心展开农村全面“维新改造”运动,后来逐渐扩展到全国城乡各方面。主要内容就是全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兴修道路、水电、场馆和民生设施;改善生存环境;加强教育,提高农民素质等,目的是建设一个现代化新型国家。这跟中国的“建设新农村”十分类似。
到了1990年代,韩国人均GDP已从1960年的60美元增加的4040美元,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20年以后今天,韩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新兴的工业国家。
这期间,韩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962年的43.3%下降到1992年的7.7%;农业劳动人口由1963年的30%下降到1992年的16%。到上世纪末,其主要产业的大约比例为:农业为5%,工业为35%,服务业为60%。
新邑运动:改善农村基建,强化科教
60年代末,韩国的工业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但农村的小农经济却停滞不前,农民愚昧贫穷,农业生产落后;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产业结构失衡。韩国政府在留学美日的知识精英建议下,决定展开一场彻底改变农村面貌的运动,以带动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造新农民,这一政策就叫做“新邑(村)运动”。
具体上,“新村运动”推出一系列配套工程促进农村综合发展。主要有:第一、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规划建设新农村,增设农村的现代化设施;第二、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培养“勤勉、自强、团结、奉献”的新农民。第三、成立科研机构、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及增加农民收入等。
20世纪末,新村运动使韩国农村和农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七十年代农民的收入甚至还曾经超过城市居民。其成功经验得到世界很多国家和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曾先后有120多个国家派员参观考察。
颁布《农村振兴法》,设立“农村振兴厅”
韩国早于1947年12月就成立了“国立农事改良院”,后来经过几次改组。直到1962年4月韩国颁布了《农村振兴法》。根据该法在汉城附近的水原市西湖边,成立了韩国农村振兴厅,振兴厅直属国务院。按照《农村振兴法》规定,振兴厅全面负责韩国的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同时还承担“农村新生活指导”以及农场主的培养和农业公务员的培训等。
韩国在各道、市、郡等地设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如道(省)设立有9个农村振兴院,;市、郡(市、县)设有162个农村指导所;每3-4个面、邑(乡、镇)设有1个农村指导所,各指导所还有具体专业分工。农村指导所主要负责农技推广、示范和生产指导。
1978年以来,振兴厅先后成立了农村营养改良研修所、农药研究所、热带农业官室、农业遗传工程研究所、作物试验场、园艺研究所、兽医科学研究所、蚕丝昆虫研究所、畜产技术研究所和农村生活研究所等15个科研机构。这些研究所的汇集推出的科研成果,由各个“农村指导所”迅速在农村推广和应用,在农业生产上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新村运动免费进行“农民培训”
经济腾飞取决与国民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普及,这是实施赶超型战略国家的普遍经验。韩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也正是得益于基础教育的普及与提高。韩国义务教育的中央政府集中优先投入、超前发展、广辟税源等政策,保证了义务教育的在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普及和提高,为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韩国的“超前发展,教育优先”战略,是正确的历史选择。韩国与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情况相似,经济腾飞主要依赖于教育发达的城市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而菲律宾及南亚和东南亚落后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失败造成的。其中基础教育和国民素质的差异,起决定性因素。
另外,韩国的“新村运动”核心是对成年农民进行“免费培训”。韩国对农民进行的教育,主要有三个专业:顶尖农业教育、计算机教育和电子商务。农民接受培训全部免费,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来补贴。例如,每个农村指导所每年培训100多名农民。农民首先由本人提出申请,然后由市县推荐,最后由学院经过面试才决定是否录取。农民经过培训后,一般都会具备很强的创业能力,许多人由此成了有名的农业企业家。他们致富一方,带活一片,在韩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培育优良品种,推动“绿色革命”
韩国政府为适应小农经济的现实国情,指导农民把小规模家庭经营的人多地少的弱点,转化为可与外国竞争的“比较优势”。一方面指导农民精耕细作,推广应用科技;另一方面鼓励农户从以前种植价值低廉的水稻为主,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及畜牧业。以出口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换取进口价值低廉的农产品。
政府通过培育优良品种,推动绿色革命。1967年韩国科技人员用粳型和籼型水稻成功培育出IR667稻种,它比一般品种增产约30%。通过这类良种的全面推广,使水稻的单产和总产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成为韩国的“绿色革命”。1969-1977年间,韩国水稻产量从407万吨增加到601万吨,单产从每公顷3.5吨上升到4.9吨。1975年,韩国实现了大米自给的目标。目前,韩国的水稻单产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的地位,1992年为每公顷6.3吨。
以有机农业、机械和科技化应对全球化冲击
从70年代后期起,随着工业化发展,韩国的粮食自给率开始下降。除了主食稻米能够勉强自给外,棉花、麻等工业化急需的原料也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目前在畜产品中,除了牛奶和鸡蛋基本保证自给外,牛、猪、鸡等肉类的自给率都不足50%。1993年底韩国签定了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关税化和大米最低准入制度对韩国的农业产生更大的冲击。近年来的农村城市化的加快,更使农产品自给率继续下降。
加入世贸组织后,韩国的农产品市场更加放开,国际农产品(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价格低于国内产品。韩国采取的农业发展战略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标准,来与廉价的进口货竞争。主要是选育优良品种,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精耕细作的有机农业。虽然韩国农户生产规模与中国相似,但由于高效农业和小型农业机械的配套发展,农业生产从前期育种到后期加工管理,都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产业化。现在,韩国生产的优质蔬菜、水果和其他农产品,还大量出口日本、美欧等发达国家。
韩日台等小农经济落后于世界
韩国与日本及中国台湾等东亚类似,作为人多地少的传统农业经济,耕地面积只占国土的20%左右,粮食自给率不足20%或更少,主要依赖工商制造业对农业反哺。1949年韩国实行土地改革,平均了地权,土地一直属于农民私有。尽管长期以来,韩国都允许土地产权的自由交易抵押和继承,鼓励农业的规模模经营。但由于农村传统文化使农民宁肯贫困也“不愿出售土地”,分散弱小的家庭经营和小农经济,一直困扰韩国的农业发展,无法形成现代化规模农业。
直到现在,韩国农业人口仍有5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0%左右,户均耕地1.3公顷(20亩),其中大约80%农户的土地不超过20亩。这比中国大陆的情况好不了哪里去。中日韩等传统小农经济,与世界上大规模、高科技、现代化的专业农场,还有很大距离,农业规模、质量和效益,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韩国新村运动(Saemaeul Movement)
韩国新村运动(Saemaeul Movement)
什么是韩国新村运动
韩国新村运动,亦作新乡村运动,是大韩民国在朴正熙执政的年代所实施的一项为期十年的农业改革运动。此政策旨在促使韩国国内农村与城市的距离拉近,也使韩国开始走向富强之路。这项运动从1970年4月22日倡议,并于1971年开始正式推行,于1980年4月结束。由于计划推行得令,结果使计划早在1977年就已达到目标。
韩国新村运动的历史背景[1]
第一、二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的完成,使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由1962年的23.15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90.93亿美元,10年间增长2.8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278美元,10年间增长2.2倍。然而,农业部门的发展,却由于推行“先工后农” 的不均衡发展政策,偏重重工业和增加出口而相对忽略了对农业的投资,而且把通货膨胀压力以低粮价形式转嫁给农民,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内市场萎缩,对外依赖加深,国际收支恶化,通货恶性膨胀,农业相对萎缩,收入分配悬殊,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制造业的增长率为15.0%,农林渔业的增长率为5.6%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林渔业形势更差,农林渔业的增长率为1.5%,而制造业的增长率则高达21.8% 。结果,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6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1:116.2,但到1970年则降低到1:67.1。当时拥有耕地不到1公顷的农户占韩国总农户的67%,而他们的收入则仅等于城市户均收入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加上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大量倾销,农产品价格暴跌,城乡之间的开发差距扩大,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纷纷流入城市,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由1960年的58.3%下降到1970年的45.9%。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带来诸多的城市问题、社会难题和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妇女化,这些进一步影响了农业发展和农村开发。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建设新乡村运动。
韩国新村运动的发起过程[1]
为实现“富裕的农民、富足的故乡、繁荣的祖国”的目标,韩国政府倡导和推动了建设新乡村运动。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一直思考如何实现使农民富裕起来这一课题。作为重建农村经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于1961年6月11日制定《关于复兴国民运动的法律》,展开复兴国民运动。复兴国民运动是一场改造国民精神的运动,这就是让千百年来由宿命的绝望和失意所统治的农村觉醒,树立自立、自助精神,进而奋发图强,拯救农村。然而,复兴国民运动因当时韩国财政和金融力量很弱且没有向广大农民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援,只是一味地宣传自立、自助精神,没有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失败。
随着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差距成为政治问题。面对由城乡间发展差距的争论引起的要求提高粮价的政治压力,政府认为应该给农民创造机会,摆脱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发展商品农业,以增加农家收入,建立农工并举的基础,从而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韩国政府从1968年开始实施了增加农渔民收入特别事业。为增加农渔民收入,政府动员各部委可使用的财源和行政力量,设置43个事业项目,建设91个复合生产基地。第一次增加农渔民收入事业(1968~1971年)硕果累累,温室栽培、养蚕、蘑菇栽培、果树种植、近海养殖、饲养奶牛和菜牛、养兔、养殖鳟鱼等都取得很大成就,1971年41万参加农户平均收入比一般农户高13.2%,农产品的出口增加1.5倍。
在认真总结复兴国民运动和增加农渔民收入事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建设新乡村运动。1970年4月22日,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在全国地方行政长官参加的抗旱对策会议上提出要在农村开展“自助” 运动的构想,同年5月制定推进方案,第二年政府抽调大批政府官员到农村指导这一运动,并正式称之为建设新乡村运动,提出“勤勉、自助、合作” 的原则。
韩国建设新乡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0~1973年),是建设新乡村运动起步阶段,主要是通过地方行政区公布建设新乡村运动的20个建设项目,如扩展进入村庄的道路、架设小型桥梁、修缮房屋、改良水井、改良厨房和厕所、建设公共浴池和洗衣房、修筑河堤等,由政府向全国35950个农渔村免费提供水泥、钢材、木材等材料并给予指导,而由农民来负担和完成改善环境、提高生活水平这一事业,以激发农民建设新乡村运动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合作精神。
第二阶段(1974~1976年),是建设新乡村运动全面发展阶段,也是第二次增加农渔民收入特别事业(1972~1976年) 中后期阶段。后来,这一事业被更名为建设新乡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这一阶段,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着力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如制定增加收入计划,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业机械化,提倡集体耕作,发展多种经营,推广普及良种和高产耕作技术,种植蔬菜,饲养家错—一当代韩国2006年夏季号畜,集体造林,兴办新乡村运动工厂。在这一阶段,农业连年获丰收,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同时,在这一阶段,建设新乡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
第三阶段(1977~1980年),是建设新乡村运动增加收入综合开发阶段。从1977年第四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度起,建设新乡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又进一步扩大为建设新乡村运动增加收入综合开发事业。这一阶段,在继续推进各项增加收入事业的同时,着力推进治山绿化十年计划事业、大面积山地开发六年计划事业、农村电气化事业、整顿火田民事业,大力开展农业机械化运动和保护自然运动。前两个阶段,是以各种农作物和一户户农家为对象,以生产为重点。在第三阶段,把开展事业的范围扩大到邑、面等单位,使农协成为推进事业的主体,把事业计划从建立农家的基础扩大到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与销售、特产农业等方面,使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立体结构。同时,还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支援农村的文化建设和农工开发区建设。
第四阶段(1981年以后),是建设新乡村运动的自我发展阶段。进入8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大幅度调整建设新乡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并由主导者的身份逐渐转化为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资、技术和服务等支援,着重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指定和开发农工地区,继续提高农渔民收入等;注重农村社区建设,着重加强国民伦理道德与法制教育,在抓好农村综合开发工作的基础上,传承和培养建设新乡村运动的精神与理念。
韩国新村运动的的成果
上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农村到处都在国家的大力扶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和勤勉、自助、合作的旗帜下开展建设新乡村运动,这场运动使韩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
1.村村通汽车。当时的韩国农村道路既狭窄又弯曲,没有桥梁,交通十分不便。村民们联合起来,新辟乡村道路4.4万公里,扩展乡村道路4万公里,架设桥梁6.5万多座。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除海上孤岛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
2.村村通电。上世纪60年代末,韩国的农户仅有20%安装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250多万农户都安装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电气化,家电得到普及,.1993年每100户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 、电冰箱105% 、燃气灶100.4% 。
3.普及电话。1970年以前,在3.5万多个村庄中,安装电话的只有3800个。自1971年开始,政府积极推进农渔村电话事业,到1978年,所有的里和洞都开通电话。从1979年起,又实施扩大电话网计划,到1993年每100户农民电话普及率达到99.9%。
4.改善住房条件。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 住在茅草屋。在各村的共同努力下,改造农民住宅245万户,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5.农民用上自来水。过去,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汲取既不卫生又不方便,费去不少时间和劳动力。建设新乡村运动开始后,村民们自觉地行动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或深挖井,然后用地下自来水管道把水送到各户。上世纪80年代,钻井机的普及大大改善了农村的水井供水状况。
6.改良炉灶。1973年新型炉灶开发成功。1974~1976年,以郡为单位,政府推进了改良250多万家农户炉灶的工作,每年可节约330万吨木柴,相当于年木柴需要量的30% 。与此同时,城郊农村改用煤炭和石油等现代化燃料。
7. 治理河川。过去政府顾不上农村河川的堤防,每到汛期,堤防常常决口。在建设新乡村运动中,农民自己动手,改善和加固了几乎所有的堤防,保护了耕地和村庄。
8.改善生产条件。为奠定农业机械化基础,为提高生产率而积极平整土地,到1983年底平整土地已完成41.5万公顷,占应平整土地面积58.8万公顷的7l% 。为实现土地的水利安全化,政府积极开发水利资源,治理四大江河流域,扩充水利设施,推进大单位面积综合开发事业,使水利安全田的比例由1968年的58%提高到1979年的87.3% 。
9.推广高产水稻新品种。继1972年普及“统一稻” 之后,从1975年开始先后培育和普及“维新”、“密阳23号”、“密阳30号”、“水原264号”、“鲁半”等新稻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人划时代的发展阶段,确立了每年生产3800万石稻谷的自给自足体制。
l0.绿化山野。制定两个治山绿化十年计划,将每年的3月21日~4月20日定为“国民植树日”,实施“全村育苗”、“全村共同植树” 事业,以速生树七、慢生树三的比例,实行快速绿化,提前4年于1978年完成第一个“治山绿化十年计划”。到1977年底,为解决农村烧柴而植树的燃料林达84.7万公顷,彻底解决了农村的燃料问题。到1978年,约30万户的火田民全部下山集中定居,使火田总面积的70%都变成了人工林。从1977年开始,在全国各地选定86个经济林带,3年内共营造2000公顷经济林,以有助于增加农户收入。在此基础上,从1979年开始实施第二个“治山绿化十年计划”,其重点放在经济效益高的慢生树的造林事业上。现在,韩国的森林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6% 。
l1.实现农业机械化。自1972年开始实施5个“农业机械化五年计划”,设立促进农业机械化基金,从1970~1989年的20年间共投入2.4万亿韩元,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事业,并经过20年的努力实现了农业机械化。1997年韩国主要农作物种植机械化率已经达到98%以上,一般农作物种植机械化率也达到50% 。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增加了农户收入,加快了农村现代化建设。
12.增加农户收入。从农户收入增加情况看,农户平均收入由1970年的25.6万韩元增加到1979年的222.7万韩元,增长7.7倍。从农户收入构成看,农户收入的比重由1965年的20.9%,增加到1979年的31.3% 和2004年的50% 。在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方面,1967年农户收入相当于城市收入的60.1%,二者相差悬殊,从1974年开始,农户收入便超过城市居民的水平,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
13.兴建村民会馆。从1971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不久全国3.595万个村庄都建立了村民会馆。从此,农村也有了召开各种会议、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的场所。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大部分村庄都在村会馆内开设公用厨房或开设货摊。也有的在会馆内或附近设立了托儿所和儿童游乐场。建设新乡村运动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国的范围,它的影响波及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韩国建设新乡村运动是发展中国家开发农村、振兴农业的理想模式。截至1983年为止,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派2万多人次到韩国新乡村参观、考察。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积极派人去学习建设新乡村运动经验。1978年,泰国以总理为首曾三次去韩国做过考察,有的国家派人到建设新乡村运动中央本部受训,系统学习建设新乡村运动的经验。联合国粮农组织曾经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宣传和介绍韩国的建设新乡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