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拜登该怎样调整对华政策？

美国《外交官》网站发表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泽列克（Andy Zelleke）的文章：鉴于美中关系跌到谷底，为避免一场新的冷战，更不用说一场灾难性的热战的巨大代价和失去的机会，是否有貌似合理的未来愿景，可以让华盛顿和北京至少都满意，形成两个对手能够签署、声明或默许的协议呢？

如果拜登最终赢得总统选举，应该保留前任川普留下的对华政策两项基石：遏制与联合。遏制战略在川普的政策中占有突出地位，表现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提出印度-太平洋战区概念，以及日益拉拢非条约盟友台湾等；企图通过贸易战遏制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其主宰5G基础设施等战略性重要技术的野心。这些政策部分建立在川普前任奠定的基础之上，但川普政府使其听起来像冷战时期的版本，不时暗示其最终目标是颠覆中共的统治。
川普认识到，建立联盟在支持对华遏制战略中所具有的价值。他重点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帮助培植了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针对中国的安全集团。在川普的对华战略中，欧洲和北约所占的地位要低得多。

拜登将渴望与北京在气候变化、大流行疫症和核扩散等全球紧迫问题上，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但这一政策领域只能补充而不能代替健康的对华政策——即对中国在推动经济、技术，以致最终在地缘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首要地位作出回应。因此，拜登的遏制政策应该保持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稳健性。遏制的目的应是使中国的势力在东亚、印度-太平洋，以致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受到有利的制衡，遏制中国的技术型经济，使其处于与美国和联盟成员保持贸易顺差的水平。

文章还认为，拜登应当断然拒绝将遏制的最终目标设定为使中共失去合法性。美国遏制苏欧集团政策的鼻祖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渴望的最终状态是，苏联共产主义从内部崩溃。接任川普大位的拜登尤其应该认清，中国的政治制度只不过是中国的事务。

在联盟方面，拜登有机会使欧洲国家主要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更坚定地努力参与遏制中国。拜登应当组织一个志同道合的经济大国联盟，根据需要协调与中国的商务关系，并通过以下方式保护大家的共同利益：（一)采取集体行动，确保成员不会在关键技术、产品、资源或供应链方面受到过分威胁；(二）对中国近年来对澳大利亚、韩国、挪威、菲律宾、日本和其他国家实施的地缘经济欺凌作出惩罚性反应。

拜登应该努力为美中关系的发展提出有吸引力的愿景，寻求一种可以让北京满意的权宜之计。总之，美国以遏制为核心的对华战略，成功的前提是需要澄清其预期结果。例如，欧洲国家对华盛顿的有限目标消除疑虑后，可能更愿意加入美国领导的联盟。

华盛顿应尊重中国的伟大文明、主权国家和超级大国地位，及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经济学；应完全承认，北京的政体和政治经济由中国及其人民决定。而北京同样应兑现已作出的政治经济承诺，采取措施吸引更多的对外经济合作。拜登则很可能同意，将对中国侵犯人权（最显著的是新疆维吾尔人）的批评，限制在私下沟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