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巨贪: 农村扶贫的最大噩梦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一则“小官大贪”的案例令人瞠目：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一名股级干部陈志祥11年间作案500余次，累计虚报冒领民政扶贫专项资金3500多万元。

这例“小官大贪”之“小”在于这名官员的级别之小。在中国县级地区以下，由于局、委、办等单位规格为科级，已为政府体系承认的最低领导职务级别，股级是作为最低行政级别的科级内设科室及相应下属单位。根据当前中共党内干部选任有关条例、规定及国家公务员法及其配套规定，股级干部并不是法定的干部职级，严格说不算行政级别，在《公务员法》中也没有对应的工资标准，只是在津贴上单列一级。

而这起“小官大贪”之“大”在于作为民政事务股股长，陈志祥看似级别很低，却掌管着全镇扶贫专项资金的管理、发放，虽然他冒领的3500多万看起来数额并不大，但比例却将近该镇实际发放专项资金总额的一半。有具体数据显示，仅2016年，该镇发放民政扶贫专项资金约为1217万元，陈志祥骗取了726万多元，占当年该镇实际发放扶贫资金总额的近60%。

众所周知，扶贫资金之于中国贫困百姓而言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救命钱”，近些年来，中共财政投入的扶贫资金总量一直在增加，2013年到2017年，中共财政累计安排补助地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约2787亿元，年均增长22.7%。2018年中共投入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60.95亿元，比2017年同口径增加200亿元。但相较于中国数额巨大的贫困人口之需求来讲，这些扶贫资金显然不能满足。

正因为这些扶贫资金异常重要但又很有限，因此它们被用在哪里了、有没有物尽其用等问题也是中国民众格外关心的。

扶贫资金的“撒币式”使用常遭民众诟病。这种扶贫方式是直接将扶贫资金分给贫困户，或将扶贫资金兑换成其他具体实物分给贫困户的粗放式扶贫。诚然，钱、物、房等扶贫物资确实是贫困户需要的，但这种扶贫方式终归是一种“授之以鱼”的帮扶手段，其优势在于见效快，其隐患在于不可持续，即贫困户享受完扶贫物资后回归贫困生活，此外还可能造成贫困户“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甚至出现非贫困户看到如此福利，放弃自我努力纷纷争当贫困户的乱象。

不过虽然撒币式扶贫备受诟病，但至少还能解决贫困户的燃眉之急。而现实比撒币式扶贫更可怕的是：撒币俠撒出的钱币也许根本就到不了贫困户手里，比如像本案例中一个小小的股级干部居然拿走了一个镇一半的扶贫资金！这种情况并非孤例。

自中纪委开通“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以来，已曝光很多起扶贫领域的腐败现象，其中不乏像陈志祥这样通过虚构人名或冒用死亡的五保户、低保户或优抚对象的姓名，涂改或伪造、销毁对账清单等造假扶贫资料的方式将贫困户救命钱塞进自己腰包或者优厚亲友，比如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曝光的浙江义乌北苑街道柳二村提交的救助人员名单中，竟有11名村民是村干部的亲朋好友，被网友调侃该救助名单成“亲友名册”。此外还有地方政府截留扶贫资金的现象，比如近日中国中纪委曝出甘肃财政厅2017年7月中旬就收到高层四千万扶贫资金，但直到12月才分配这笔钱，在省级就滞留了146天，真正到贫困户手里恐怕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但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这些形形色色窃取扶贫资金的手段，却是扶贫工作中的重头戏。在扶贫的过程中，有一种扶贫叫“表格扶贫”，各种文书、登记表、调查表、明细表等门类众多，从上级政府到基层一级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而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这些表也开启了“白+黑”“5+2”的工作模式，看起来是无比辛劳，实际上往往成为像陈忠祥这样的官员在上面造假从而窃取扶贫资金的手段。

而这些粗制滥造的造假手段之所以能瞒天过海，要“归功”于漏洞百出的层层监管。正如事后陈志祥本人都不敢相信：“开始没想到能成功拿到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发现。” 按照当地规定，民政扶贫专项资金申请提出后，需要镇社会事务局和财政分局负责人、分管镇党委委员、镇长、镇党委书记要逐级审核签名确认；银行对收款人及账户逐一核对后进行发放；镇财政分局对银行实际发放的明细清单进行对账核实。但实际操作中，这些负责审核的相关部门人人都觉得前面有人审核过，也不去核对姓名、账户是否一致，就草草签名了事。

扶贫政策的意义在于是中共在执政近一个世纪来给中国民众好日子的承诺，扶贫资金之于百姓更有救命钱的意义。但由于扶贫资金的落实往往在基层完成，到了这一层“撒币侠”是否还有“币”可撒，是否能撒到贫困户手中？这些问题恐怕是中共最大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