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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政治生涯
易改
政治是人类社会一部分人追求现世功利的一种生存状态。当我对政治的理解得出这个结论时，我知道我就该和政治渐行渐远了。但是，我毕竟到此一游过，总是有一些足迹要留下，便有了文字纪录的冲动，供后来者借鉴......
尽管八九六四时我也兴风作浪过，但我人生中最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应该算是与彭明在一起的时光。我曾经写过《彭明的悲剧》一文，对彭明表达了强烈的怨愤，但彭明的政治思维，彭明的行为能力，我认为现在的民运中是无人能及其左右的。
98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引起人们见异思迁。一是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签署了两个国际公约，其中一个是人权公约；另一标志性事件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异议组织及其活动表现了一定的开明和宽容，形成人们理解的所谓中国社会“政治小阳春”。一些政治场上的老拳击手们便摩拳擦掌，蠢蠢欲动，纷纷准备上场博弈。
在浙江的王有才要通过注册“中国民主党”的形式来探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线。后来，在北京策应的徐文立便直接上场，成为中国民主党的头号拳击手。这个组织圈进了一批草根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如北京的任皖町，湖北的秦永敏等。
彭明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发展联合会，圈进了一批佛教人士，如纪由、文德浩、甘泉等。我的加入使中发联的对外形象强化了彭明宣称的“中产阶级，企业成功人士”的组织色彩。一时间，《自由亚洲》、美国之音、BBC 等政治敏感性国际媒体热闹非凡，每天都有围绕这两个组织的讨论。这一景象，让许多过气人物对中国的希望如沉渣泛起。
海外的异议人士和组织也活跃非凡，均以跟国内这两个组织发生联系，并传播这两个组织的信息为己任。李洪宽的《大参考》通过电子邮件每天出口转内销。王炳章、王希哲、付申其在美国成立了中国正义党进行策应。王策也从西班牙专程来到美国，与美国的中国政治菁英谋求中国的第三条发展道路，并提出再让中共执政 30 年的伟大构想。王炳章亲自潜入国内，带去美金和政治智慧，结果被中国政府逮捕后驱逐出境。王策也进去了，但被中国政府挽留在监狱呆了三年，等于用他给共产党的 10年寿命交换他 1 年的狱龄。
中国民主党的人，最后都纷纷入狱。徐文立三进宫被判了 16 年，王有才 6 年，查建国 10年，何德普 13 年等等。可能是中国政府为了弥补驱逐王炳章这个海外民运始作俑者这一决策失误，八年后还是逮到一个机会，在王炳章去越南时，中国政府在越南这个共产主义小兄弟的掩护下，还是将王炳章收监到了广东韶关监狱，判了无期。
我与徐文立的认识要追溯到香港的卢四清。我与卢四清的渊源在于八九六四，他当过湖南省高自联的主席，我当过联络部长和宣传部长。卢四清委托我转一份传真，是由海外王希哲发起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宪章》。我带着这份传真找到当时已经是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的弟弟刘念春家，在那里认识了北京老牌的民运人士沙欲光，老沙后来又将我视为“未来之星”引荐给了徐文立。
在北京，我就是这样顺藤摸瓜，摸到了民运的最高层的。
徐文立家的院子是有警察驻守的，我偷鸡摸狗地去拜访徐文立，还应徐文立要求，在他家给徐文立党部成员做经济形势及企业改革讲座。看到他们居住窘迫，连个打字的机器也没有，激动之下，随手就将公司当时花三万人民币购买的一台东芝手提电脑捐给了他。我还记得，请徐文立夫妇在比较奢侈的地方吃饭，然后在徐文立的尾巴的跟踪下依依惜别，最终为了摆脱摩托车的跟踪，我将吉普车开上禁止摩托车行驶的二环高速路，让那些跟踪的人望着我绝尘而去的刺激快感。我也明知他们最终会查到我，但我的整个心智都被一种神圣所驱使，危险对我来说已经变的没有意义。
我在北京与彭明是似曾相识的，因为彭明作为企业界比较活跃的成功人士参加过我主办的企业发展及经济类研讨会，但当时我并不以为他是个政治精英，所以视而不见。我真正认识他是因为圆明园画家村村长严正学在徐文立家给了我一本彭明的著作《第四座丰碑》。
《第四座丰碑》这本书的封面一下就吸引了我：中国二十一世纪发展大战略！一本国家发展战略，我还从来没有站在这个高度看问题过。彭明在该书中引用的生态理论，创立的大象战略，对我来说都是十分新颖的东西。
彭明把人类社会的各类群体，从国家到社会组织以致个人，置入一个生态体系，各自按自己的特性对应适应自身的生态定位，主张各自像生物链一样有自己的生态位，相辅相成，有冲突也能和谐共处，繁衍共生，将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态形象立体地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中，彭明将中国喻为大象，非常有说服力。他主张国家之间，组织之间、人群之间不能发生生态重叠和越位，否则会造成资源冲突和生物链的断层。在他的生态位理论中，他把美国喻为老虎，尤其主张大象不需要挑战老虎，是谓“大象战略”。好一个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理论！
我对彭明的观点没有更多的置评，重要的是我看到一个人从国家定位的角度来进行环境评价、资源分析、战略安排，这么系统性的东西，从原社科院院长于光远先生那里，我也没有听说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或者其他国策机构做过这样的东西。
揣着《第四座丰碑》回到家，我彻夜未眠，一口气读下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我立即打电话给严正学，要求面见此人。
严正学将我带到彭明位于亚运村的办公室，我才发现这个眼睛眯成一条缝，与你说话笑眯眯的人我以前见过。彭明也说认识我，我们就一见如故了。
没什么好说的，填表、入会。我成为中国发展联合会到此时为止缴纳会费最高的一位。我将随身带的 1000 元现金交给了彭明。我发现，这个组织居然有档案管理，有财务规范。
巧的是，我的办公室也在亚运村他的办公室附近。这样，一个阶段内，彭明便成了我办公室的常客。什么打国际长途电话，发国际传真他就往我这儿跑。彭明的这种揩油的行为，实际上是他个人节俭品格的一部分。后来，我发现我们在一起吃饭，他的碗都被舔的干干净净，一个吃了一半的馒头他都要用餐巾纸包上带回去，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一点政治家的豪气都没有。
在彭明的运作下，我很快成为中国发展联合会的核心成员，成为中发联执行局的五位书记之一。
由于我与彭明都有从商的经历，并都一度跟一个叫曹思源的人有过合作，并最终都以掀翻桌子为结局；由于我比其他几位书记都具备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行政能力，我很快就成为彭明每天必见，无事不谈的人。其他三位执行局书记，很明显地接受了我比他们对彭明更重要这个事实，并最后形成决议，当彭明遇有不测，不能正常履行第一书记职务时，由我代行其职，彭明并立下了字据。这就是海外著名民运骗子唐柏桥在《易改其人》中提到的，所谓彭明立下的“遗嘱”。
与唐柏桥的渊源也是源于八九六四的学生运动。我成了彭明的人，当时已经在海外的唐柏桥表达了由衷的高兴。但当时民主党的徐文立先生表达了失望，后来严正学告诉我，徐文立已经在中国民主党给我按排了副主席的位置。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命大，徐文立的中国民主党的副主席，哪个不需要在中共的监狱修炼个十年八年的？
彭明是个大嘴巴，无论是组织内部讨论，还是面对媒体，整天都在宣扬自己的三五八计划，即三年发展自己的成员 100 万，五年发展自己的成员 1000 万，八年发展 8000 万，要超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并取得中国执政地位。八年要在中国执政成为不少人的预期，也成为海外媒体对中发联最大的嚼头。
彭明在政治上的精明掩盖了他人情世故上的弱智。当我亲眼见到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中发联的办公室将他创办中国发展联合会时带来第一批核心成员的功臣，一位叫纪由的老人粗暴地驱逐出去时，看到周围的人的眼睛中露出的对彭明的鄙视，我就对彭明的为人处世产生了疑虑。
纪由是彭明最早的支持者，并为中发联带进一批佛教徒会员，纪由只不过当众在言论上有些直言不讳，动机是帮助彭明的，但似乎冒犯了彭明的权威。
彭明对人不诚恳，跟周围人的交往极其功利。人们支持他，支助他时，他不会有发自内心的感激。他到美国后，多少次我看到别人带他去超市购买生活用品，他从来是毫不犹豫接纳。多少次，友人请他吃饭，给他支票或现金，当他拍屁股走人时，连头也不回。我往往看到友人们站在他身后，盯着他远去的身影，有些张口结舌，我们都若有所失。
彭明对周围的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采，与人的关系无法长久，最终被别有用心的人所算计，这是他很难避免的属命。我们在美国组织联邦党时，彭明为了弄钱，让我当托，谎称出资2000 美元，以动员其他几位核心成员跟进。我没有配合，集资失败时，彭明对我大加指责。我不认为这种坑蒙拐骗，吃窝边草的方式可以持续。在我的意识里，核心成员都不能以诚相待，推心置腹以致同舟共济的话，这政治是没有生命力的。
与彭明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要封他的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中国政府想出了十分刻薄的办法。中国政府多次尝试让他“经济犯罪”不成后，便设计了一个“嫖妓”的陷阱，他掉进去了。
一天晚上，彭明在中发联宣传部长龚道的带领下，去了北京郊外的一家夜总会。此时，龚道进入中发联仅仅一个月时间不到，他是以 7000 元人民币和一篇评论中发联的文章为代价，进入中发联高层的。
龚道本名陈功，名片上是一家叫做“北京安邦咨询公司”的副董事长。我从来没有见过此人周围的朋友，更不像我和彭明之间有家人的相互往来。我有几次刻意要去龚道的公司，甚至好几次邀请他带家属子女一起出游，但都被他给搪塞了。彭明对他的重视仅在我之后，甚至在彭明出境受阻后，彭明安排了我俩代替出行美国。我还带他面见了曾经参加中发联时局研讨会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一秘，取得了去美国的签证。近期，我在朋友圈发现有一篇转发的关于中国时局的文章，“北京安邦咨询公司董事长陈功”赫然在目，就是此人。
我十分不理解的是，当时的时局对中发联已经十分敏感和严峻。彭明被限制出境，中发联办公室被查抄，组织被宣布非法并取缔，包括我在内的 7 个人也被羁押过一整天，而且我们正在布置中发联的转型方案，彭明为什么会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一反往日夜间出行必然约我同行的习惯，在不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随龚道走进了一家取名“乡村俱乐部”的夜总会？而且，他走进了一间小包房。
彭明的作息是比较规律的，几乎没有晚于 12 点不归的情况，而且当天连电话都没有给家里一个。他妻子以为彭明与我在一起，半夜时分我被彭明妻子电话叫醒找人。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找到他的司机。司机告诉我，在下午彭明和我分手后，没有叫他出去，而是上了龚道的车，说是出去有事。
我一直联系不到龚道，意识到情况不妙，立马开车出门，叫上彭明的司机，直接驱车赶往通县这家俱乐部。我去过这家俱乐部两次，因为我和彭明、龚道在一个星期前与北京地产界名人王功权在此有过聚会，彭明向他介绍中发联并寻求资金支持。
我有预感他们会来这个俱乐部，只是不明白如果来此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回避我，使我有点费解。当天我们三人几乎整天在一个宾馆碰头，商讨我和龚道美国之行的事情，下午分手时，彭明根本没有任何要出门的迹象。
夜总会不如我们上次来时那么热闹。姓腾的老板有点紧张，他接待了我，向我描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转交了彭明遗留的一个小布袋，里面装有彭明的通讯录和记事本。我要求见进了彭明包房的那个小姐，但小姐已经被警察带走，我要求见值班的现场经理，但已经不知去向。
我要弄明白的是，在彭明进屋不到 10 分钟时间里，大批的公安、便衣以及扛着摄像机的记者一下子从什么地方蜂拥而至？简直是神兵天降。腾老板声音有些发抖，反复申明这事跟他没关系。
彭明在这个夜总会出事，很明显是一个预先设计的陷阱。设置这个陷阱的核心人物当然是中发联的宣传部长龚道，夜总会的老板是否有参与我无法判断。即便几天后我到了美国，我还试图让腾老板寻找那位当晚就被释放后失踪的哈尔滨小姐和当晚现场的值班经理。但是，腾老板表示他已经无能为力。
我连夜赶往通县公安局，但未了解到任何信息。第二天大早，得到值班人员的简单答复：彭明嫖妓，行政拘留。
彭明“嫖妓”了，被全方位噤声了 18 个月。他在监狱里要求对他的“嫖妓”事实进行行政复议，其理由是他与女方的性行为不构成“嫖妓”的法定要件，因为嫖妓在法理上认定是一种商业买卖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彭明并未给那个小姐付钱。
我从那个俱乐部了解到的情况是，给小姐的 600 元人民币是龚道付的。我觉得彭明的抗诉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令我想起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因为莱蕴斯姬与他是口交，口交不等于性交，所以他不承认是性交行为。有些无奈，也很滑稽。
对于异议人士，政治问题刑事处理。中国政府在中发联彭明身上开了先例，这种办法后来是屡试不爽，甚至用到了海外潜入中国境内的民运人士张林、魏泉宝、周勇军等人身上。
第二天，我从公安局返回，召集彭明家属在内的中发联在京重要成员的紧急会议，通报了彭明出事的全部我所了解到的过程。诡异的是，一直联系不上的龚道居然突然出现在会场。他也承认彭明被抓是个陷阱，但绝对否认他在其中的角色，而且表示他有责任去弄清真相。
龚道表示，彭明被抓，中发联骨干成员尤其我是十分危险，强烈要求我马上离开北京出访美国。我表示，中发联群龙无首，我的出访计划延后，等彭明的事情弄清楚再出去。实际上我知道我的处境，这样说只是缓兵之计。
我这一表态似乎激怒了他，他猛然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说：我警告你，易改，中发联现在在中国不需要你，你最大的任务是按彭明的计划去国际社会寻求支持。
我不示弱，并恶狠狠地瞪着他说：龚道，彭明这次被抓，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心里清楚，你在里面是什么角色！
龚道冲上来就是一拳，好在离我较远，被其他成员给拦住，否则他那一米八五的个头，非将我打趴下不可。不过，几位成员将他连劝带推弄出了会场。
我们形成决议，其一，向媒体通报彭明被中国政府诬陷，遭拘留的消息；其二，我出访的计划不变；其三，鉴于中发联其他三位执行局书记一人已经退出，二人被公安部门遣回，无法行使任何职责，中发联临时事务由北京的王建军负责。
下午，我立即联系了美国大使馆政治一秘，并约于晚上在使馆附近一家酒吧见面。我通报了彭明被抓的全过程，并告诉他我随时可能被抓，我已经买好第二天的机票，明天将离境。这位美使馆官员没有表达更多的意见，只是告诉我，如果形势明朗没有危险就赶快回中国。
当晚，我找到一位曾经在机场工作过的朋友询问机场安检的情况，以备不测。这位朋友爽快地答应我，将我主要携带的彭明的《第四座丰碑》和中发联《参照》杂志的行李交给一个搞安检的哥们带进去。
第二天早晨 4 点，出生四年来几乎一直与我形影不离的女儿还在酣睡中，我亲了亲她无邪的脸颊，饱含泪水离开了我北京的家。妻子和我一直矛盾很深，对我的行为一直无法理解，但我要走了，也只能依依惜别。
我开着那辆一直在北京伴随我的切诺基接上那个机场工作过的朋友，直奔首都国际机场。在机场，这个朋友给了我两万元人民币，我将那辆切诺基交给了他，就算是两抵了。
过关很顺利，安检的朋友将行李交给了我，我便迫不及待，第一个登上了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据说，上了美国的飞机就等于到了美国的领地，这时，我才开始一一通知中发联的其他核心成员和美国的唐柏桥。
中发联当时的海外联系，比较直接的是三个人。其中唐柏桥是因与我有同校同学及六四高自联渊源，我们经常在邮件中交流一些双边的信息。后来我到海外后听说，他在周围传言，我是他安插在中发联的骨干人员。杨建利是以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席的身份直接与我们联系，他并通过第三方渠道转汇了 1000 美金给我，以示对中发联的支持，这是我们收到的海外唯一一笔所谓的经费。另外一位是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编外学生冯东海。
冯东海是需要我多着墨几句的人。中发联在中国很活跃时，冯东海几乎每天都与我们有电话或者邮件联系。鉴于他的积极状态，彭明任命他为中发联驻美国代表，并让他参与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项目申请。
中发联第一次派遣一位女成员到美国，便由冯东海接待。这位女成员是中共军中一位军级干部的子女，曾经给中发联上万人民币的赞助。但她的美国之行，既没有完成中发联在NED 的项目申请，也没有和国际社会更多的组织发生实质性的联系。匪夷所思的事，她到美后不到一个星期，居然给北京中发联的办公室发回一份传真，声明要退出中发联。当我们与她联系时，她一概不予理睬，这是件十分蹊跷的事。后来我到美国试图找到她了解个中秘密，她接过我一次电话，表示了对中发联主要领导人人品的质疑，以及对海外民运人士的反感。我希望就她这种转变做更多交流，但被她拒绝，更拒绝见面。
在我到达美国后，尽管唐柏桥直接关照了我，但冯东海并没有与我疏远。中发联的项目，我个人的政治庇护的申请他都是最主动积极。帮我申请庇护的律师取证，只有他是亲自去那个律师楼完成的，可是他那次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糟糕。我认为在非正式场合，不修边幅乃无伤大雅，但他到如此富丽堂皇的律师楼（全美前 5 大律师楼之一，最大反垄断案At & T 的分割重组即是这家律师楼完成的），居然直挎着一只女式的黑色尼龙坤包，穿着一件浑身结满油腻的夹克登堂入室。我明显看到律师见到他时很是皱了皱眉头，鼻子的吸气方式明显是在回避那斑驳陆离的夹克发出的油腥味。更可笑的是，他这身夹克，只剩下中部的第三粒扣子，他居然给扣上了。
与冯东海有关的有几件事使我看到了海外民运生态的复杂性。其一是在我到海外后直接与NED 发生了联系，并得到 NED 主管人员对中发联项目的批准意向后不久，冯东海告诉我一条十分蹊跷的消息，说 NED 收到一份署名王军涛的传真，正在向王军涛求证。这份传真上说，中发联是一个小商人组织，在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动员力，而且已经被中国政府解散，已经没有活动余地，NED 不应该给这样的组织以支助。
另一件事是，我与唐伯桥已经貌合神离后不久，冯东海在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让我登录海外一个民运人士比较活跃的论坛《北美自由论坛》上去看一篇攻击唐柏桥的帖子，这个帖子署名本人尊姓大名。
我发现这个帖子的确属于捕风捉影的攻击帖子，便署名跟了一帖。跟贴说明三点：其一，该帖并非本人所为；其二，该帖所述内容本人一概不知；其三，我与唐伯桥已无任何关系。此帖算是我公开说明了自己跟唐柏桥决裂的关系，这种决裂是唐极不情愿对外公开的事实。
此后一段时间，该论坛上攻击唐和本人的帖子便铺天盖地而来，基本上都是匿名。其中《攻击为中国民主事业呕心沥血的唐柏桥的始作俑者—小人易改的真面目》即是当时攻击本人的代表性作品。这篇文章很明显为唐柏桥所为，文中除了只有他才能了解的关于我的似是而非的内容外，我熟悉那个阶段他电脑上使用南极星中文输入法设置打字，中文拼写造成的字间距总是多出半个字节，这种格式也使他暴露无遗。
冯东海是我见过的这么小年纪就弓腰驼背如此厉害的人，走起路来俨然一个刘罗锅。他特别喜欢参加民运的活动和民运人士的 Party，定期给民运中的著名人士打电话。他电话中的声音显得老成持重，跟他的个人外在形象有巨大的反差。他跟这些人交流的内容主要是传播小道消息，评价其他民运人士，当然也会交流他对时事的一些看法。冯东海是海外民运中被指认是中共特务嫌疑最多的人，但我不以为然。其一是我觉得民运没有什么秘密，中国政府犯不着派遣特务；其二是我觉得冯东海这个人的形象太猥琐，与我对特务的精干老练映像差距很大。
最终使我对冯东海真正产生了疑虑的是有一次在冯东海位于哥大的宿舍，当时他正在与我原来的合作伙伴，已经移民洛杉矶的刘洪在电话上神侃。我觉得有些无聊，位于角落书架上的一本相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过去随手取出来翻开看了看，是冯东海的一些生活留影。当我翻回第一页时，我有点好奇一张已经褪色的他儿时的照片背后还夹着另一张照片。我将这张照片从下面抽了出来，发现是一张 8 人左右在一起聚餐的合影，饭桌上的所有人都是年轻的着装军人，其中包括了冯东海。我觉得比较惊奇，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冯东海有过当兵的经历。当我正要拿着这张照片询问冯东海时，他立即挂断了与刘洪兴头正酣的电话，十分惊恐地从我手上一把将照片和相册抢了过去。并说，没什么好看的。
我问：你怎么会有当兵的照片？他敷衍道：好玩而已……他脸涨得通红，变得十分尴尬。
实际上，我的疑虑不在这张看起来是军人学生合影上，我的疑虑在于为什么我看到这张照片后冯东海会变的如此惊恐。他说过他是清华的学生，但据了解，他的清华学历并不完整。我开始疑惑，难道他是传说中的专门培养执行特殊任务人才的南京某军事学院的学生，后转往清华，留学出国，肩负有特殊使命？
我到美国 3 年后，冯东海考取芝加哥商学院，就读 MBA，然后在海外民运中销声匿迹。据传，他现在是广西国安局某处局级工作人员。
未完待续......
易改：我是特务我怕谁？
易改：我是特务我怕谁？
易改
前几天，民主小贩杨恒均专门就特务间谍这个话题做了一个视频讲座，我受到很大启发。因为从小接受党国的教育，对特务有天然的排斥心理。原来我很忌讳被戴上“特务”这顶帽子，听了老杨头这个讲座，心中就豁然开朗了。
呵呵，我是特务我怕谁？
我曾撰写过一篇博文《海外民运第一课：特务是怎样炼成的？》，讲述了我在海外被打成特务的缘由。做为特务，我在美国所受到的特殊待遇，说起来还是话很长......
一、海外第一站
98年底，彭明被关押，中发联被遣散，只是导致我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半个月左右赴美。原来对美国的仰慕和对斑斓人生的憧憬，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只是由此多了一份呼吁援救彭明的责任和义务。
而且，我确信，彭明的被抓更突出了我在中发联的重要性。我的前途将一片光明，无论是商业还是政治，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由此，家庭问题已经变得遥远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字眼就经常蹿进我的脑海，让我激动，我象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什么中发联的三五八计划，彭明的大象战略，以致人类从哪里的，要向何处去的问题等等，就主宰了我的思想体系。
经济上，我编制了10亿美元以上的项目计划，准备到美国后与唐柏桥、冯东海讨论细化，向NED递交报告。政治上，中发联我是当仁不让的第一领导人了，我相信有唐柏桥的支持，中发联即便失去了中国，我们还可以得到整个世界，我想，正义在我们这边......
唐柏桥常在邮件中告诉我他在海外的影响，什么《湖南人权报告》所奠定的学术地位，什么天安门一代组织公认的领袖地位，什么海外最大六四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什么中国和平组织的主席，什么军阀唐生智的后裔，什么西南王龙云嫡孙的乘龙快婿。现实中各类政府组织，NGO领导人，渊源深厚。各类媒体报道，汗牛充栋，社会关系，信手拈来。魏京生、刘青这些民运大佬是随叫随到，至于王丹，我的理解，那应该是直接可以忽略的了......
唐柏桥直接将我接到纽约中国民运县阿姆赫斯特，我住到了他家里。
初到的几天，唐柏桥像个经纪人一样忙于应付我的公关活动，每天家里总是要聚那么几个人来前瞻我们的革命前景。他的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使我有些黯然失色。唐似乎在中国民运县气场很强大，一位来自上海的画家胡安宁告诉我，他给唐算过，是中国的真龙天子。
二、初识海外民运
安顿下来后，我首先去波士顿拜会了杨建利。建利告诉我海外民运组织错综复杂，建议我要多依靠“中国人权”这个实力派组织。在建利家里，他直接拨通了中国人权主席刘青的电话，通报我到了美国就在他的身边，并把电话交给了我。
刘青在电话中呈现了极大的热情，像久违的兄弟，使我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我便决议，在第二天返回纽约后立即去拜访刘青。心想，按我了解到的信息和与刘青通话时的感觉，说不定能提供我一笔帮助，最起码也可以提供个栖身之地。毕竟，住在唐柏桥家总不是个事儿。
回纽约后，我将见刘青的计划跟唐柏桥说了一下，唐告诉我，他本来就要在适当的时候安排我和刘青见面的。唐对我自己与刘青的联系有些不以为然。
我给刘青打电话，准备去拜访他。在电话中，刘青的话语仍然是那么感性，并保留着前一天的余温。他急迫地问我现在在哪里，让我感觉他是正在等着我，并马上要出来见我似的。
我告诉他：我就在纽约，在唐柏桥家里。
电话里刘青的声音停顿了一下，最后传来一声“喔，喔喔……你们认识啊……”。好像我与唐的认识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意外，他的声音立即变得理性起来。
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了他，我跟唐柏桥是大学的同学，是八九六四时期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扒拉扒拉。我急于想表达的意思是，我易改在海外也是有根基的。
刘青似乎听得很仔细，在电话中的声音变得断断续续：啊..，这样啊……
当我问他我们怎么见面时，他似乎从沉思中回到了现实，十分迟疑和谨慎，良久说道：啊，那这样吧，回头我跟你联系吧.....呵呵呵。他匆忙放下了电话，让我有点迷茫。
以后，就再也没有刘青回头的消息了。刘青的这种冷峻，在两个月后的一天，最终让我感受到了一股侧骨的寒意。
那天我从帝国大厦脚下经过，给帮我做政治庇护安排的纽约人权律师协会去递交一份我的申请资料，临时需要复印一份表格。想起中国人权组织办公室就在帝国大厦第三十层，便翻出了中国人权的电话。秘书将电话接转给了刘青，我自曝了家门，说想上去复印一张表格，顺便拜访一下他。
刘青的声音还是那么纤细，但是这次却没有任何迟疑：啊啊，是这样，中国人权是公益组织，我们不提供私人服务...... 刘青的语气十分坚定而有力，让我伫立在帝国的脚下，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有点不平，想起来，我是因中国政治受到迫害的人，我申请政治庇护不也是应该是中国人权服务的一部分吗？我对事物逻辑关系的建立总是比它需要出现时来得比较晚……
三、话别唐柏桥
去中国人权找刘青复印资料时，我早已经从唐柏桥家里搬出去了。那时候，我与唐柏桥有些貌合神离。我感觉到不少人在我提到唐柏桥时，他们都是欲言又止，我跟唐柏桥安排约见的民运朋友见面时，大部分也只是例行公事。
此前我们几乎无话不谈，我坦诚了我在农村受欺压的背景，在海南目无法纪，弄虚作假的历史，也告诉了他我是怎么发迹和花天酒地的。我的核心秘密我全都一股脑儿掏给了他，包括怎么样串改年龄，冒充应届毕业生考取大学的，怎么样在军队最为精神污染被清除回原籍的，怎么样被倾心六年的女朋友给抛弃的等等等等。甚至我担心自己湖南师大的文凭在美国不管用，我让北京的哥们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外马路上去弄了个硕士文凭，也寄给了他......
我似乎不太在意他的历史和人生阅历，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现实政治舞台上的光环。只是在他多处宣扬的他撰写的《湖南人权报告》中，我发现关于我的信息，完全是胡扯，我根本就没有被政府逮捕关押两年。想了解一下他任主席的中国和平组织，总是没有拿出一份像样的资料。我发现中国和平组织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一个成员，更没有听谁说过是他的核心成员。连个组织的章程文件也没有，最终只是翻出了一份32开页的泛黄的打印传单，这个令我有些意外。
基于此，终究我还是没有与唐柏桥一起署名发过一份共同声明，更没有成为他当主席的中国和平组织的核心成员，甚至尽量回避了跟他一起出席公共活动，也不跟他一起见记者和美国政府及NGO组织要员。更没有接受他将中发联给NED的报告通过他去递交的建议。
话说回来，生活起居倒是还惬意。为了让我见识国际大都市花花世界，柏桥还专门带我去了曼哈顿的男人俱乐部。过去，电影上才有的场景，终于见识到了。并且，在柏桥的辅导下，我学会了怎么样给脱衣舞小姐的比基尼上塞小费。
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我以为，我跟唐柏桥成不了政治上的合伙人。但我总是想，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来到美国的第一站，是给了我关键帮助的人，我必须保持与他的友谊万古长存。但是，因为政治上的忠诚度发生了动摇，有些想法就不跟他交流了，有些人的见面，也就不再通过他，甚至都不让他知道了。
在唐柏桥家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发现回国的冲动越来越少，勇气越来越弱。我有了自己必须留下来的打算，并打探到了留下来路径，开始做政治庇护的准备。
我没有按唐柏桥的预期返回中国，唐柏桥做为中发联海外代理人的身份和形象自然开始落空，他明显地感受到了我的失控。
我在阿姆赫斯特找了一间民居，准备拉开与唐柏桥的物理距离。当我正式提出来的时候，唐似乎不是太情愿，但也是感觉落花流水，随我去了。只是我离开后追着他将我存在他手上的美元核算一下，把余款抓紧结算给我时，他总是表现得比平时忙出许多。不过，最终还好，除了按市价计算我居住他家的房租外，电话传真费、网络费、打印消耗等都还在我的预算范围之类。只是王炳章给我的$200美元的支票他说不见了，我有点意外。我很重视这笔钱，是因为我到海外后得到的唯一一笔来自民运的支助，有极强的代表意义。
尽管我们已经有一些心照不宣，我还是告诉了唐柏桥，纽约人权律师协会给我提供法律援助，安排了律师楼协助我申请政治庇护已经在程序中，我需要他提供个人证词。其实许多有社会影响的名人包括王军涛、杨建利、陈破空、卢四清、冯东海以及尚在中国的徐文立都承诺了，准备给我作证，但我觉得，最了解我的莫过于我的同学、战友唐柏桥，他来做一个证词是理所当然并天经地义的。
唐柏桥答应了做我的证人，我非常高兴，并将他的联络信息传给了律师。
我的律师是一家非常著名的律师楼的合伙人，曾经被被授予“杰出人权律师”奖章。律师有一个中国人助理叫李波，是个双料博士，绝对的学霸，取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和哈佛大学取法学博士学位。如此学历，让我顶礼膜拜。
律师楼位于曼哈顿中央火车站旁边一栋富丽堂皇的大楼，每次谈话，取证，他们都会安排车辆接我送我，律师楼的午餐十分丰富，但用餐时，我还是装出一副矜持的模样。每次走进这座大楼，都让我对美国产生莫名的顶礼膜拜。在北京，我去过人民大会堂，去过中南海，都没有过这种崇拜的感觉。
李波为人亲和，但当我试图刺探他的政治倾向时，他似乎不偏不倚，表现的十分职业。也许是他经手的第一个案子，案子的材料做的十分仔细，装订成册两大本，有上千页，是我在电影里经常见到的那种大卷宗。
遗憾的是，我的案子经历了八年抗战，李波没有坚持到底。李波中途离开这家律师楼去了香港。后来据传去了中国中央人民银行，现在是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司的司长。打开Google搜索一下，图片上当年青春焕发的年轻人，已早生华发......
政治庇护准备材料，取证的工作最后在唐柏桥这儿很不顺利。律师多次约他，他都非常忙。其他人的证词都做完了，包括香港卢四清的，甚至在北京被政府收监的徐文立，也由其夫人贺大姐发来了证明材料。律师最后决定，约到唐柏桥家里取证。
第一次的约会日期被唐柏桥以事务繁忙提前一天改期了，第二次则是律师当天与他确认时，他表示了歉意。第三次，他没有推却，约好了律师下午2点到他家里见面，并表示不再变动，律师可直接上门。
我已经感受到他的不配合，但没有办法，我的政治见证，只有他能给出最有说服力的证词。律师按约上门，可是唐柏桥家门紧锁，门铃无人回应。律师拨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律师电话告诉我，他会在唐柏桥家门口等待半个小时。
我四处联系，唐柏桥也是无迹可寻......
傍晚时分，终于由他太太（当时并没有结婚）接了电话并转给唐柏桥。我强压住心中的嗔怒说：柏桥呀，今天律师等了你2个小时呢……
“喔，今天太忙，我把这事给忘了。”唐柏桥连个歉意都没有。
我怒火中烧，但还是轻描淡写道：兄弟，不能这样啊，你承诺了的事，我们得有……
“呃，你有信用吗？你承诺的事呢？你为我做了什么......”还没有等我说完“信用”两字”，对方便劈头盖脸地质问起我来。
我一下头懵了，反问道：我承诺什么啦？
唐柏桥说：“你说的，把中发联交给我的，你忘了？你做了什么了？”嘴里还叭唧吃着什么。
我有点语塞，一时间搜肠刮肚，确实想不起我说过要把中发联交给他的话。按我的常识，这不是我可能和应该说的话。一个政治组织，我怎么会有这个资格和权利说出这种话？
良久我说不出话来，最后，憋出一个响屁来：“唐柏桥，我操你妈！”
我狠狠地把电话摔在了地上，电话那头传来“我操你妈”的回响，唐柏桥毫不示弱。我躺在床上，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唐要操我妈的回声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我彻底见识了唐柏桥这个政治白痴，心中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我去了律师楼，告诉律师，唐柏桥这个证人可能要泡汤了。律师倒是比较淡定说：没有关系，你的证人证词早已经足够了……
唐柏桥决裂后，我的特务身份便浮出了水面。一时间，唐柏桥走街串户游说，网络论坛上的匿名帖子成堆，坊间传闻甚嚣尘上。其中，当时对我百般呵护的辛灏年先生在一天下午就被唐柏桥苦口婆心地游说了5个小时以上。由于辛先生总是将信将疑，不置可否，未能及时对我的特务身份给出肯定的答案，他在坊间的身份也被变成了假教授，假学者。为了清白，老辛在情急之下有时候甚至下意识地掏出一个ID来晃一下，那是他在哥大做访问学者时的身份证件，以为可以验明正身。
民运中有两个人专门著述论证过我是特务，一位是号称民运理论家的徐水良先生，一位是民运急先锋卞和祥先生。这两人当时都是唐柏桥的拥趸，唯唐马首是瞻。
我仔细拜读了他们的论文，发现他们掌握了我大量的证据，其中大部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其逻辑性之强，推理论证之充分，是一般的博士论文所难以企及的。令我折服、诚服。
最后，唐柏桥使出了他的杀手锏，搬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我们耳熟能详的“FBI”。
......
纽约民运村，芸芸众生相
纽约民运村，芸芸众生相
（接《我是特务我怕谁？》
五、纽约民运县，芸芸众生相
两位FBI探员到访时，我还住在被誉为“纽约中国民运村”的阿姆赫斯特（Elmhurst）。
说阿姆赫斯特是中国民运村是名副其实的，这里聚集了中国民运70%的牛鬼蛇神。有邓小平点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王若望、文革时期广东“李一哲大字报”的始作俑者王希哲、六四运动天安门广场与李鹏政府对话团团长项小吉、现在网上不停折腾的民运分子GOGO陆麟、在法拉盛开卡拉OK手刃西班牙人至一死一残无罪开释的魏全宝、正统中共特务出生，却出版了《如何推翻中共》一书的高光俊、口诛老台胞谢先生为“中共走狗”当场让人气绝身亡的傅神奇、给唐柏桥算命，视其为真龙天子的胡安宁、被我称呼“陈妈妈”，能酱卤出一碗口水鸡爪让你三月不知肉味的“老干妈”陈立群、有揽装修活当大工让我打下手的邢大坤，与陈立群一起被称为纽约民运三朵金花的女侠客吕京花和张菁、异军突起的中国民主党主席谢万军、挑战徐水良以抓特务为己任的鲍戈、搭上民主党便车流亡美国总被唐柏桥拉夫的上海人姚振宪等等等等。安营扎寨在这里的唐柏桥、辛灏年、王炳章则更是活跃于我的政治思维，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中国人权主席刘青、民运理论家胡平、徐水良也都住在附近。还有《中国之春》《北京之春》，中国正义党的办公室等等，等等......
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十分精彩的人生故事，我当然是无法妙笔生花的，尽管其中大部分人与我一样，相互之间，前前后后，或多或少地被戴过特务的帽子，但许多人与我缘分未到，就只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
王炳章是海外民运第一人，尽管我与他交集不多，但他的特务资历却是我不可企及的。炳章在我出来之前就被民运打成特务了，而且是双料的。一边是以林樵青为首的国民党人把他打成了中共特务，开他的批斗会；一边是前几年给习大大写万言书要推动“党主立宪”的，以冯胜平为首的民运主流把他打成了台湾军情局特务，公开登报开除了他的民运籍。我到美国前后，则因他带着美元去了中国寻找民主党人，又被中国政府抓起来打成了美帝国主义的特务遣返回美，说起来已经是个三栖特务了。其特务光环之登峰造极，令民运的其他特务们都望其项背。
我要写炳章，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他是唯一一个给了我个人美元支助（唐柏桥说这张$200美元的支票丢了，鬼才知道怎么回事）的民运人士。而且我们还有过一段特殊的“基友”之情。
炳章去越南前半年，我还住在民运村一座破落建筑的阁楼上。阁楼有3间房，用木板间隔的，我的房居中间，实际上应该是一个过道隔出来的。其他两间房居我左右，一厢是一对虔诚的法轮功学员夫妇，十分安静；另一厢是一个东北汉子，则特别闹心，经常带着不同的女人回家，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弄的整层阁楼天摇地动，极大地磨炼了我的心理和生理适应能力......
我的房间很小，刚好是两张单人床的宽度。之所以这么确定，是因为王炳章曾经在此倦宿时，每天把我的单人床垫拿下来放地上后，房间就无法下脚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每天他睡床板，我睡床垫。
炳章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和规律，每天早晨准时起床去厨房熬一锅白米粥，吃饭之前一定会向上帝祈祷，嘴里振振有辞，求上帝原谅他的罪并解救苦难的中国人。几乎每天他都会向我讲道，劝我归顺他的主.......
炳章非常乐观，每天都西装革履，梳理得油光毛顺，精神饱满出门，带着一袋他刚出版的《民运手册-中国民主革命之路》，总是晚上两手空空，满心欢喜，满怀希望归来。
尽管我没有如他所愿归顺上帝，但我们之间的革命友谊却建立得十分深厚。他把我视为最可靠和最有能力的人之一，以致在他入狱多年以后，还从韶关监狱让他的弟弟带着信上门找我，讨论援救他的事项。可是，至今我什么也没能做，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能够送到他服刑的监狱中去……
纽约的民运人士高平给炳章找了间地下室，他就搬出去了。我很高兴看到他又找了个女朋友，挺温顺的，是名噪一时的中功的精神领袖张宏宝的小姨子张琦。张琦看起来挺秀气，但据说也是个特务。因为炳章去越南时，就是跟她一起。炳章被弄回了中国，做为间谍和特务，被判了无期徒刑，她却安然无恙回到了美国，后来就销声匿迹了。
没有能力帮助到炳章是我心里永久的痛和恨，他$200美元的支票，和他太把我当回事奠定了我痛恨自己的基础。在我的内心世界里，炳章是我最崇敬的人，我总是想，是否可能去中国劫狱把他给弄回来......
关于刘青，在前书上一回文字中我已经拿他开了个头，因为他在民运中掌管了在帝国办公的权利，他总是让我意犹未尽……
唐柏桥曾经告诉过我，刘青贪污腐败，任人唯亲，拉帮结派问题很大，有人（好像说的是曹长青）撰写了长达十万字的调查报告要揭发他，是他给压下去了。刘青给我留下了极深的成见，不仅仅来自于唐柏桥口中的传闻，而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以后任何人在我面前提到他，我都会嗤之以鼻。
刘青有个小兄弟，叫李林，是纽约民运一位游走乡间，想白道黑道通吃的人，曾经一段时间跟我打的火热。后来这个人多次要拽着我去刘青家里叙叙，我都断然拒绝了。
李林当时以算命为职业，有个别名，叫“圆命大师”，他在《世界日报》上有一个巴掌大的名片广告，我们就都习惯了叫他“圆命”，便逐步淡忘了他的大名。
圆命大师是个很神的人，据说是六四时湖南衡阳市的工人领袖，他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一度占领了衡阳市政府一天，李林做了一天衡阳市的地下市长。他凭此逃到了香港，与许多民运的大佬们关在一起过，并最终在香港97回归之前，做为政治难民被西方列强分别接收。圆命到了美国，得到了刘青中国人权组织的关怀。尽管圆命生活上有过不尽人意，据说还靠拾荒，在垃圾桶捡易拉罐去换钱讨过生活，但政治庇护的绿卡是十分顺利地拿到了，老婆孩子也十分顺利地移民了美国。
圆命在地上摆摊算命，在报纸上打广告看风水，在家里招收学员教人赌博秘笈，后来又在刘青家边上开上了洗衣店，再后来，在法拉盛的建材市场开了个门店，做起了地板生意，取名叫做“纵横地板集团”。总之，圆命看起来是发财了。
圆命大师与我的渊源极深，除了同是来自于湖南的老乡外，最先与我一起鄙夷唐柏桥的人就是他了。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唐柏桥的信息，说唐是个骗子，其实海外民运没有人喜欢他。圆命还介绍我和曾经被唐柏桥欺骗过并对唐恨之入骨的雷少军认识，雷少军也专门撰写过“民运骗子唐柏桥”的文章。
从圆命的嘴里，我知道了刘青也上过唐柏桥的当。不过，我没想通的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又一起组建了“公民议政”，让唐柏桥当上了执行长。结果一年不到，唐柏桥以起诉他及胡平、封从德、韩东方、周封锁几位创办人为要挟，让他们乖乖地一人掏出了几千美元补缴税款散伙。更搞笑的是，唐柏桥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场券后，刘青还让老婆韩晓蓉签名给他担保学生贷款。可是哥大的出场券太他妈难了，眼看毕业遥遥无期，哥大要赖掉他的毕业证，唐柏桥认为贷款也理所当然就可以赖掉了。这成了一笔三角债，银行把韩晓蓉的信用视为了呆账准备金，直接把这笔烂账计在了她的头上......
我和圆命一度打的火热。圆命做得一手好菜，在他家可以吃到地道的剁辣椒蒸鱼头、腊肉炒酸豆角等湖南菜。大部分时间，圆命总是坐在他的一张宽大的老板桌后面的旋转椅上，叼着冒着滚滚浓烟的雪茄，两手捧着一副扑克牌，用只有赌场职业发牌员才具备的技巧，娴熟地来回洗牌发牌，同时谈论民运中的一些趣闻逸事。他总是强调和标榜自己算命看相的精准水平，我有意让他给算算，看看我的运势，但他有些卖关子，说轻易不会给我算命。
一次，在大师家酒足饭饱之后，临走时他让我抽个签。他把我带到一个说是台湾国民党大佬刘泰英先生送给他的大理石轮盘前面，叫我先许个愿，然后随心所欲转动一次轮盘。我看了看上面形形色色的签，都是吉利的成语。我搓了搓手，照做了，信心和期待满满，等待这个轮盘带给我好运。最后，轮盘终于停止了转动，银白色的指针指向了一签。圆命大师小心翼翼地取下来一看，再用奇怪的眼神盯了我一下，十分迟疑地递给了我这注签：过河拆桥。
看到这个签，我的头一下子懵了，心里顿时象装了个铅球一样，直接沉了下去，眼睛根本不敢正视一下圆命大师和另一位同行的朋友。我说了什么，和怎么离开圆命大师家的，居然后来一点也回忆不起来。
此后，我总是要想起这个签，常常扪心自问：我是这样的人吗？一段时间，我再也没有了去圆命家里混吃家乡菜的胃口。
两个月后的一天，与圆命大师不期而遇，我告诉他我跟唐柏桥已经拜拜了。他忽然一拍大腿，大笑：哈哈，兄弟，这就对了，过河拆桥啊！真他妈太准了！
经圆命这么一说，我便恍然大悟。抽签的目的不是在对一个人的人品作出评判，而是要提示一个人未来去做什么啊，所谓“运势”。这“桥”，不就是我的同学唐柏桥吗？只是，这桥是唐柏桥自己给拆了，我还根本没有过完河啊。唐想让我掉进河里淹死……
圆命称刘青为大哥，拿他的话说，他与刘青是莫逆之交。尽管我觉得圆命大师每天口若悬河，他的话，十句中有九句我是不会相信的，但刘青是他的铁哥们这话我信了。因为我后来亲自参加了圆命为刘青举办的60大寿生日party，那个硕大无比的九层塔蛋糕就可以说明一切。
圆命大师一直想缓解我对刘青的憎恶，几度直接将刘青带到我家做客，让我们释了前嫌。圆命知道我电脑技术不错，让我在我的电脑上打开赌博网站，他们赌博时的投缘和亲密无间就更让我深信不疑他们之间的友谊。
至于后来坊间传闻，圆命在法拉盛开纵横地板集团，是刘青给钱的依据，我倒是没有看到有说服力的东西。只是一个我认识的做会计师的湖南老乡告诉我，刘青的太太好像参与这个店铺的财务管理或者报过税。
圆命大师一直游走于民运大佬之间，经常给大佬们出谋划策，是民运不可小觑的人物。彭明在产生内部危机后，也曾经登门拜访过他。
那是中国联邦党在费城的尾声阶段，联邦党的核心成员高光俊被彭明打成了特务，彭明在圆命家谋划怎么样惩罚高光俊。圆命从他的房间里摸出一支手枪，说道：简单的很，你说吧，什么时候我们开个车，我把他骗出来，拖到没有人烟的地方，把他给做了.......
尽管，根据我对圆命的了解，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主，但这种话，没有办法不往心里去。看他们对光俊表现出来的那种深仇大恨，万一擦枪走火怎么办？
我心里冷气直灌，浑身发凉，心想，光俊的特务身份还有待核实，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第二天，我立马找到高光俊，问他跟圆命大师有什么过节没有，并告诉他，近段时间千万不要单独出行。光俊哈哈一笑，毕竟是在中国公安部门工作过的人......
后来，我跟圆命大师的关系彻底掰了，是他去了一趟中国后回来。
08年秋天，圆命为拓展“纵横地板集团”的业务去了中国一趟。从中国回来时，不但我预期他会请我吃大餐的希望落空，反而对我置之不理，似乎对我有了深仇大恨。反差太大，直让我好奇。心想，你回中国前，人前人后都抬举我，稍微有点来头的人见面都拉我作陪，介绍我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甚至是朱镕基身边的人。尽管我每次都当面对旁边的人说，他胡说八道，但看到周边的人对我肃然起敬，我也就乐的享受了。这回去一趟，天就变了？
圆命此次回国前，我搜肠刮肚介绍了在国内的社会关系。包括原来在海南一直罩着我，在北京有深厚人脉的老大，包括原来一起扛过枪下过乡嫖过娼的哥们，还有跟过我创业，现在在北京是亿万富豪的小兄弟。他去了北京，我的老大找了一辆加长红旗牌轿车让司机陪了他一天，他有了国宾级的荣耀，导致他在北京大宴宾客。圆命在电话那头告诉我，到座的还有副国级的孙辈。
我的老大成了他“纵横集团”的董事，在他临时拼凑的公司简介上，与他的老大刘青的名字赫然摆在了一起，导致后来安全部门的人找到老大的门上，还不得不费了一翻口舌。
圆命从中国返回美国后不理睬我，确实让我很诧异。昔日无话不说的兄弟，回了趟中国回来也不报告一下，且老大还专门从北京打来电话问他的情况，告诉我圆命大师在北京还是挺大气的。我想，好歹我介绍了个他认为很有价值的朋友，回来也都得有个说头吧……
实际上，事情有些蹊跷。圆命衣锦还乡到了湖南，被长沙的安全部门请去在茉莉花酒店住了将近一个月，过了一段与世隔绝未食人间烟火的日子。回来美国时，圆命有点神情恍惚，总说是长沙的安全部门给他下了迷幻药。
他认为，这次回国是易改向中国安全部门打了报告。
我得到这个信息，还真是特别想找到他煽他两巴掌，心想，我们之间是兄弟啊，这么点信任都没有吗？你他妈也不是个什么重要人物，我告密，我犯得着吗？这他妈还是个什么哥们？我居然还一直等他找我去吃饭呢。
一天，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找到圆命的地板公司，对他进行质问。我问：哥们，听说你也把我打成特务啦，哈哈哈......
圆命似乎不愿意面对我，但还是说了，他现在常常头疼的厉害，且经常冒虚汗，湖南省安全部门的人肯定给他注射了迷幻药。最后，也确实道出了他说我是特务的三个理由：
一是圆命回国的机票是在我太太的旅行社买的，对他的行踪一清二楚；二是我给他介绍的在长沙的哥们马明他没有联系过，但在茉莉花酒店看守他的人员中，一个叫马明的人曾经出现了；三是长沙安全部门的人曾经出示过一张他和刘青的合影照片，背景就是在我家里。
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我确实找不出他被抓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的证据。我只是想，圆命回去很高调，不需要我去报告啊；马明这个人是我在海南闯荡江湖时，带进公司的总工程师，也不是安全部门的人啊！至于在我家里拍的照片，我该怎么解释？我没有任何线索。
离开时，我只是骂了他两句：你他妈真的神经出了毛病了吧……？其实，我知道，这个国骂十分苍白，无济于事。
我与圆命的缘分就这样断了。后来，我见到他时总是嘲讽他：哈哈，你又碰到特务啦，哈哈哈！表情上，好像反而他这个指出我是特务的人还比我心虚。
后来，圆命的生意好像更红火了，而且当上了一个湖南同乡会会长，与另外一个湖南同乡会常常为了在中国住纽约领事馆案头的正统地位和宴会上的排名而大打出手。
......
未完待续
（下一回题目还在冥思苦想中，无法预告..）
激情燃烧的岁月（海南遗事）
（本章节可能有非成人不宜的敏感情节，不建议单纯的善男信女阅读。另外，时代久远，部分描述可能有误，会伤及当事人，故部分使用化名。且文中真名也不必对号入座，权当小说吧。）
【接六、《生存是硬道理》（twishort.com/Runnc）续】
七、激情燃烧的岁月（海南遗事）
易改
生存是硬道理的道理，其实我在更早的时候就体会和理解了，那是八九六四后我逃亡的过程中。我流窜到海南时，已经是90年的夏天。
在海南，最大的问题不是丰衣，而是足食。因为海南天热，不需要避寒。海南是盛产菠萝的国度，菠萝有甜份，很容易驱逐人的饥饿感。一个菠萝被分成6份，削好后泡在盐水里，那时卖五毛钱一份，可以管大半天不饿。记得一次饥饿难耐时，实在找不出五毛钱去买一份菠萝充饥，我还当掉了自己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副眼镜。所以，在后来五毛盛行的日子，我也从来不去讥讽他们，我理解他们正处于当时我一样的饥饿状态。
那时候，找工作，许多地方都要先交几百不等的押金。好不容易，我找到一个不收押金的广告，但距离较远，需要坐公共汽车从海口市到府城。搜遍全身，我居然找不到搭车的一毛五分钱，只好在烈日炎炎下徒步将近两个小时。海南六月的地面，穿鞋也不管用，还是烫出了我满脚板的血印水泡。可是，结果还是没有找到这家招聘的门脸。要回海口的时候，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也许公共汽车还可以怜悯我，把我捎回去。
搭车的人很多，我躲在一个高大的身影后面一挤就上去了。车开了，售票员不叫我买票，我觉得不踏实，硬是挤到前面，脸红脖子粗地对售票员说：不好意思，我没钱了，要回海口去，实在走不动了。还没等我说完，这小姐马上叫起来：下车，下车！司机停车！不由分说，我硬是被售票员给推攘着挤出了车门。售票员的声音很刺耳，长相是我不想说的那种。望着这绝尘而去的巴士，我就开始暗暗发誓，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开上巴士。
一般来说，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我果然如愿以偿，现在在美国我还真是拥有了几辆巴士，开巴士成为了我主要的工作 ，只是，我永远也找不到牛逼的机会。
后来，一位叫陈思根的台商收留了我。我是径直找到陈思根办公室去的，秘书小姐正要打发我时，一位杵着拐杖的老人从里间办公室走了出来，让我进去了。陈先生只是问了我名字和出生日期，便抽出桌上的便签，写下几行字，然后装进了一个信封，封了口交给我，让我到博爱路最大的餐馆海台饭店找姓秦的经理。
后来在美国认识了刚从哥大毕业的郭岩华，郭岩华说，那时他就是陈思根的大内总管，招聘的事是他管。居然插肩而过，心想，要碰到他，这命运是否又走上另外一个岔路口。
路上，我有点好奇，还是小心翼翼地将信封打开了。一行繁体字跃然眼前：“此人面善，可堪重用。” 落款陈思根。从此，与人为善，就成了我人生的信条。
尽管秦经理没有重用我，但我的吃住便有了着落，做了两个月“Busboy”，就去了其他饭店，因为餐馆的服务程序我都熟悉了，那时候，一个餐馆熟练工找工作就不是很难了。
91 年中的时候，我结识的老大哥，被海南省政府任命为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他上面是机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是省长刘剑锋。
我与老大的渊源在于，此前，我曾作为一个拿提成发展会员的海南省经理厂长协会的编外人员，将他发展进了这个协会。他当时是一家天然气公司的常务副总，因为财大气粗，他成为海南省经理厂长协会的常务副会长。我把老大拉进了协会，老大掌权了把我扶正当了办公室主任，这叫相互提携。后来，因为办公室同事被海口地痞流氓欺负，我拔刀相砍被警察局拷在派出所窗棂上一天，他将我保出来后，发现了我的义气。我们就成了忘年之交、莫逆之交。
在老大将我招到机场之前，我本来已经是个小老板了。我在海口市最为嘈杂的地方，老城区博爱路的海口大厦最底层开了个酒吧，名曰“音乐茶座“，专门调鸡尾酒给那些转运途中在海口靠岸寻花问柳的韩国人、日本人海员。
一句顺口溜：到北京知道官儿小，到深圳知道钱少，到海南知道身体不好。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是各个地区社会形态的真实写照。海口市的色情泛滥一直站在全中国最前列。在海南，据说当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卖淫小姐10万以上，是祖国无烟产业的生力军。
海口的卖淫小姐们主要集中分布在海口宾馆和海口大厦。
海口宾馆是海南第一家三星级宾馆，一层的大厅非常开阔，供应简单西餐和饮料，可以同时容纳300人以上。因为宾馆的空调好，人们就把这里当作了休息、约会聊天的场所。一杯柠檬汁，可以在里面泡一整天。
海口宾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楼大厅内花枝招展的小姐们，只要你是单身男人，进去往桌子边上一坐，就会有吸着一杯饮料的小姐向你款款走过来，坐在你身边，主动跟你搭讪：大哥从哪里来？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去的大哥们都会比较矜持，假装圣人，第二次去就会直奔主题了。我带过好几个从内地刚到海南的朋友去过，见到这种症候，第一次他们都比较羞涩。跟小姐们的交流，都是我示范给他们的。当我问他们，要不要带个回去，或者在楼上开个房间？朋友们都比较难为情，特别急切地表示：不要，不要。
其实，大部分人跟我一分手，当天就一个人偷偷回访了这里。因为，当我们再次聚会这里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动作和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娴熟，已经远远超过我的水平。
自然的，海口宾馆就成了人肉交易的集市贸易中心，这里的景气指数，成为了海南建省后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海口市老城区与博爱路交口的得胜沙路上的海口大厦则是另一番光景。海口大厦是50年代以前建成的海口市地标建筑，古老而庄严，宏大的建筑只有5层楼，进到里面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天井。围着天井走一圈，每层都有几十间出租房。大部分房间都被小姐们租下来提供“按摩”服务。
海口大厦是最抵挡的那种色情服务，只解决人类简单的原始冲动。嫖客中主要是劳工和当地的土著居民，10块钱人民币，不少人系着拖鞋进去，10分钟不到就心满意足地出来了。有些房间门口还有专门守门收钱的，有的甚至是按摩小姐的老公。
海口大厦的门口总是游人如织，我看中了一个正在招租的门面，租金是4500人民币一个月。当时我已经手上积累了好几千块钱了，觉得可以试一试。我找到在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做工程设计的老乡马明，借了一万。尽管说好三个月还他，但后来马明不到一个月就天天打烊前等在我的店里收营业款了。
拿到马明的钱，我立马就交了一个月房租和押金。弄了些木制的网状隔断，在隔断上挂上一些假的藤本植物花卉，室内装上可以调节亮度的灯饰，一组廉价的音响，二个星期就开张了，叫“蓝色音乐茶座”。
之所以取这个名，是因为我读大学时，在学校发起组织过一个小乐队叫“蓝色音乐社”，还经常在学校周边租场地举办卖门票的周末舞会。
我的音乐茶座一开业就很红火，小姐象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我不用管他们在昏暗的半封闭隔间里干了些什么，只要他们把我的饮料和鸡尾酒卖出高价就行。
我在餐馆的夜场干过，知道所谓的鸡尾酒，无非也就是调酒师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倒在一起摇晃几下而已。我亲手调的鸡尾酒，以及20多块钱一瓶进货的长城干白，小姐们给我卖800人民币一杯。事实说明，我的调酒水平还是不错的，因为那些不懂中文，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海员们，总是赞不绝口。
当然，我这个酒吧没少停业过，被上海人大胖子房东不断地敲诈，被水电部门停过水电，被工商、税务、文化、城管罚过款，被地头蛇用手枪顶着头下跪过。后来，与片儿警称兄道弟，定期交保护费才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为了音乐茶座的服务品质和格调更上一层楼，我将本酒吧量身定做的一位贵州小姐礼送到了海南省文化厅一位副厅长的家里。厅长大人在里屋完事后出来，意犹未尽，揪着这个小姐的奶子，告诉我，这小姐的逼还挺紧的，就是屁股稍微小了一点。后来，听到共和国央视的金牌大主播赵忠祥老师也说同样的话，我就知道，中国的文化人还是挺讲究的……
91 年年底，老大到我昏暗的酒吧来看我。看到我苍老的样子，跟我说：小湯，别干了，跟我去三亚吧。老大认识我的时候，我姓汤，是因为我流亡需要，在自己的姓氏前面加了个“氵”偏旁，好掩人耳目。后来，即使我验明正身，老大也仍然叫我小汤。
人们发现，第二天，这个酒吧就关门了，比前几次警察局封得还彻底。
到凤凰机场，老大将我放在了策划部。我们策划部有三个人，最先去的一个叫刘洪。这个刘洪就是我前后文字中经常出现的那个人。
刘洪说话结巴，但又特别急于表达，总是眉飞色舞，把那对没有眉心的眉毛挤得更紧。但他总是把所有的话都堵在脖子以下，上气不接下气，将脖子胀得水桶一样，刚好与他缩进去的下巴拉平。当他有更多话要讲时，脸上就像灌了一桶猪血，红的吓人。智人语结，聪明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同时，在机场策划部的另一个人是个走路摇摇晃晃，整天耳朵上挂着个单声道随身听耳机的大胖子。大胖子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来自天子脚下，叫张平。天子脚下出身的人有个统称，又叫侃爷。张侃爷十分神秘，不断会带来一些小道消息，故作神秘状，在你的耳边上耳语。
我见识了张侃爷的神通广大。我们有钱后，把胡绩伟（原《日人民报》社长，因六四被废黜）弄到三亚修养，把陈子明（六四黑手，被判 13 年）的太太王之虹弄到三亚让我们赞助，都是他牵线干的，连王军涛的名字我也是从他的嘴里第一次听说的。甚至我们高自联失散后的卢四清主席到了香港、唐伯桥主席到了美国的消息都是从他那儿听来的。一次，张侃爷问我，你们湖南有个叫唐柏桥的吧，我表示听说过。他说，这家伙厉害，还在美国搞了个什么湖南人权报告。
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唐主席有点刮目相看了。这骄傲、自豪真是油然而生，应该跟国内现在跟他在网上神交的人感觉一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张侃爷专门给我透露这些小道消息，是从哪里弄来的，他怎么知道我会关心这些东西？后来才明白，他整天挂着个短波随身听，敢情是在那儿收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BBC中文广播以及法国广播电台的节目呢。两年后，他告诉我，一眼就看出我是个落荒而逃的六四动乱分子。
刘洪和张侃爷弄到一块，是我们老大的杰作。有他们两，整个机场就生气勃勃。刘洪是上海交大的硕士生，论经济的确是一套一套的。什么萨缪尔森、什么凯恩斯主义、什么亚当-史密斯，什么市场经济、第三只手这些陌生名词我全是从他那儿第一次听说。他们一侃起来，连老大都听得目光炯炯。我到机场后，与他们两人住一间房，这近水楼台，那还不把我给灌晕？
我到机场策划部不到两个月，刘洪就跟我说：哥们，咱们出去搞个公司。
我挺疑惑，问这公司怎么个搞法，谁出钱？他说，这个不用我操心，只要我跟他一起出去就行。他并说，这个公司我们一人一半。
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个馅饼。公司是否有我一半我倒没在意，我的确对刘洪的智慧是顶礼膜拜的。我们在一起，听他谈经论道，我就像个小学生一样，听的特别认真。他对经济的分析，对公司的憧憬，煽动的我每一根汗毛都充满了创业的激情。
他以凤凰机场综合开发要成立服务公司为名，说服了老大。老大让我们自己以凤凰机场的名义打报告到省政府去要批文。
批文是个难题，因为凤凰机场是建设性项目，建设期间的工程指挥部根本就没有什么综合开发和经营性功能。
我们的直接管理协调部门是省政府计划厅，我找到厅长姜巍的秘书小武去了一趟歌舞厅，第二天小武就将报告交给了厅长。但是，厅长没有批，让小武将申请报告转往省政府办公厅。我想，完了，这是要主管省长签字才行的事了，这公文旅行还不得十天半月的？而且能否批准，还是个极大的问号。
我有点对这个厅长大人不以为然了。在我的印象中，这位来自河北的厅长做事风风火火，很有魄力的，在海南岛上可谓呼风唤雨，怎么落到我的事上就这么迟疑？
当时海南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美孚炼油厂”就是在姜厅长手下诞生的。我们总是看到美孚那个头发梳得像周立波一样的南洋老板与他在一起。后来，由于内资消耗完毕，外资未见踪影，美孚炼油厂触礁了，溅出来的几滴油花随着那个满脸冒油的南洋老板一起漂浮不见了。厅长也因粘了这几滴油花的腥味被弄进了大牢，15 年。
当时的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长叫李善友。我有见过几次他陪着省长到机场建设指挥部视察，所以，我就直闯他办公室。坊间传闻他是省长刘剑锋的人，给人们的感觉就像半个省长一样，胆子极大，常常与常务副省长鲍克明、省委书记邓宏勋死掐。
继沪深股市之后，李善友居然在海南开了中国第三家股票交易市场。开张那天，他穿着红马甲，以海南股票交易中心主任的身份揭牌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月，这个股票交易中心就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给关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又一个月后，他的一个朋友将他约到当时海南最为高档的“海口国际商业大厦”的一个高档套房，给他安排了个女朋友，录下了他们在里面的全部过程。进去了，五年。
我的批文申请李善友是否送给省长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海俯大道一个地摊上弄了个“海南省机场建设领导小组”的公章，盖在了公司注册申请表上主管单位这一栏，在海南省工商局的走廊里，签上了省长刘剑锋的大名，直接将公司注册材料递进了窗口。
三天后，1000 万注册资本的全民所有制公司，营业执照我就拿到了。法定代表人是刘洪。他就是当然的总裁，我担任起了常务副总。
按刘洪的吩咐，我又揣着从某信用社借款 20 万的担保函，找到老大画押签字。这钱当天就到帐了。我帮刘总裁配置了豪华的办公室，我也在我的办公室支了个床垫。
公司开始招兵买马。我弄来了原来在海口一起喝花酒的，搞工程设计的老乡马明到公司来担任总工程师，以支撑我在公司的地位。马明是我们县有名的少年大学生，极其聪明，15岁就上大学，但情商很低，总喜欢弄比他高出一头的女人，对自己亲自捉奸在床的女人还不离不弃。而且，他还特别喜欢琢别人啄过的馍馍，接管哥们的女人。市电视台的一个工商记者，老缠着我在他们电视上做广告，把我给缠到床上去了，我一分钱的广告费也没有花。结果当我不在公司一个星期，马明就接管了她，竟然让我们公司成了电视台的大客户。他商业智慧也不够，我们散伙后，他也进军北京了，在北京某大型证券公司做投资银行业务，弄了项目公司 5 万元人民币，结果被弄进去5 年，刚好一万块钱买一年。不过还好，据说是因为有关部门调查到他跟我是哥们，希望他多做做我的工作。他满口答应，并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他积极改造，两年半就出来了。有一段时间，他经常 MSN 给我，告诉我又恋爱了。
刘洪后来又弄来一个整天骂骂咧咧的天津人，来配合马明工作，担任执行副总，叫李军。
李军这个人的口头禅就是：你个傻逼。对谁都一样，包括对我和刘洪。后来我们干脆叫他“李傻逼”，简称“李傻”。
李傻值得下笔的东西很多。譬如，李傻的公关能力极强。没有他，按三亚市城市规划景观线标准，我们这块地只能盖8 层楼，后来我们的楼高设计就是在他的努力下，蹭蹭蹭，一层一层往上拔，居然升到了32 层，雄踞三亚第一。那时候，他几乎天天就蹲在规划局，我们都称他为三亚市规划局编外局长。为了我们的项目，三亚市规划局后来专门修改了城市规划中的所谓景观线。
没有李军，三亚市的地痞流氓我们也搞不定，他用一辆两室一厅（日本 NISSAN 农夫皮卡车）搞定了三亚市的防暴大队队长，导致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呼叫他为我们的事冲锋陷阵，包括我们酒后开车被交警扣车，都可以让他去取回来。最终，财务在报告公司财务状况时，我们也发现公司的管理费用一半以上是李傻给花出去了。帐上数万数万的现金支出都签着李军的大名，什么大哥大的，BB 机的，各种饭局、客房、歌舞厅、按摩院的账单不计其数。
李傻后来找了个海南妞做老婆，因为海南妞经得起骂，从来不还嘴。
李傻的胆子足够大，93 年春节，大年初二，带着老婆去文昌拜丈母娘。那时他跟我和刘洪一样，没有驾照。公司里面除了马明以外，我们三人都是无证驾驶。他驾驶一辆用公司海马车交换的一辆外资牌照蓝鸟车，以他一贯的风格，在马路上风驰电掣。结果，在一个上坡的过程中超车，在坡顶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出租车狭路相逢，撞的人仰马翻。对面两死一伤，车毁人亡，李傻和老婆居然只伤皮毛，安然无恙。他们躲起来了，弄的我大年初二不得安宁，找人给他办驾照，赶去处理这起惨祸。
我们以机场的竞争优势，将三亚湾我们办公室小楼所在的地皮的红线图，以建设机场航空服务中心为名弄到了手。很快我们又从重庆某证券公司搞了个证券回购，弄进了一千万资本。我们搞了个假台商，将我们这个项目命名为“台亚国际航空广场”。几个哥们便象三亚湾一轮喷薄的红日，冉冉升起，《海南日报》的跨版广告便由我们公司开了先河。
我专程跑到北京，顺藤摸瓜，摸到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家里，将他弄到三亚来给我们助阵。
杨成武是很小就参加共产革命的红孩子，被授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官拜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红军长征四渡赤水，飞跃大渡河时，他是团长。他这一生以追随“主席”和“小平同志”为荣，因为他和毛主席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四人帮”迫害他，是小平同志给他平的反。
杨老头子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我们将他弄来之前，总参给海南省政府发了明传电报，要求保卫工作不得出现任何纰漏。结果，省政府把我们招了过去，问这是怎么会事？我向省政府办公厅做了汇报，没想到不但没有受到指责，反而，他们表示杨成武此行的费用，省政府将承担一半，他们并责成省公安厅、省武警总队派专车全程陪同和保卫。
我们将老头子安置在鹿回头 18 号楼，每天进出都是 10 辆以上的车队，我的车技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每天的出行，都是武警的车开道，风驰电掣，公安的车压阵，步步紧逼，我跟在杨成武坐的面包车后面，快了不是，慢了也不是。
时任海南省省长刘剑锋专门来了一次，付省长孟庆坪（后在湖北副省长任上一头栽进了监狱，10 年）专程来了三次。每次我都可以做陪。三亚市江市长的父亲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的第一任卫生部长，小时候就跟杨家有过来往。杨的三个儿子跟他都认识，此次随父亲访琼，把个市长给累坏了。杨老大以“二炮研究所”科研项目为题，给三亚市政府打了个报告，让老头子在上面签了个“请三亚市政府批准”，市长立马就弄了 50 亩地。市长陪同老头子视察了三亚的许多市政工程，在亚龙湾游览时，并挥毫留下“天下第一湾”的墨宝，被后人刻成石碑，立在了亚龙湾的入口。但后来李鹏同志在视察三亚时，也在亚龙湾题了个“天下第一湾”，两块石碑长的完全一样，这两人的字迹象相互 Copy的，要不看下面的落款，人们都以为是李鹏同志的题字。
在这期间，我还真结识了不少人，那个随杨成武专程来琼的总参保卫局的于处长，一把左轮手枪给弄丢了，回去被革职。武警三亚警备区的邓司令，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后来因为司令被怀疑与侄女有染，成为准侄女婿的刀下冤魂之前，差点成了我的岳父大人。与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的秘书们，有几个成了哥们。
杨成武的到来为我们公司赚足了眼球。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将我们的项目搬上了新闻联播，我和刘洪，以及我们老大都露足了脸面。机场和老大一度成了我们的配角，甚至杨老头儿在我们台亚广场奠基仪式上，把我给他拟的讲话稿里的“凤凰机场”字眼念成了“台亚机场”，老大也没有半点怨言。
老头儿跟我的友谊与日俱增，导致后来吃饭见不到我时就会用他的福建腔问：小易呢，怎么不见小易来一起吃饭？刘洪授意我弄个什么聘书之类的给他，我给他颁发了个顾问聘任状，现场照了个照片，这张照片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们公司最养眼的公共关系压寨招牌。
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老头子支气管常年发炎，多痰症在鹿回头居住半个月后明显祛除。他们一行二十多人，除了三个儿子公务繁忙陆续离开外，老两口及其随从仍没有返程的意思，弄的我和省政府的人都有点头晕。一个月后，我们才将杨老推荐给了广西北海的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那个公司以不亚于我们的热情，告诉他北海的气候比海南更宜人，老将军才与我们依依惜别。
送走了杨老头，我们公司的这个坑边挖边填，台亚国际航空广场很快就正负零零。马明成了公司的大忙人，李军还是在外面吃吃喝喝不见人影，刘洪则还是保持他的风范，每天跟周围的人谈经论道，脸红脖子粗。我倒是有点闲了，有些找不到北。在刘洪的授意下，他的司机给我找来了一套《哈佛商业管理丛书》。等我将这套书研读完毕，发现哈佛的 MBA也不过如此 。
自台亚广场奠基后，围着我们要买楼花的人，就接踵而至，我们一直都待价而沽。到 93 年3 月，广场项目正负零零时，一家公司追着我们，要以每平米 1000 元的项目利润全部买断。我掐指一算，5 万多平米的楼花，我们什么也不用干，就可以拿5000 多万人民币走人。即使不按刘洪原来的说法分我一半，我只拿走 3 分之一，也够我生活一辈子了。
我强烈要求出手，而刘洪不干，他认为可以弄更多的钱，要干更大的项目。他是法人代表，财务已经变成了他的人，我有些无奈。我想起，原来这个公司我们一人一半的的说法自从公司注册完，弄到第一笔钱后就再也没有听他说起过。我对刘洪的疑虑越来越大，开始萌生退意，但每次试图挑明，刘洪都唾沫四溅，除了要马上拨款我们四人在海口各买一套公寓外，要为我，以及马明和李军谋更大的福利。
甚至我们合议注册了一家公司，我取名叫金石，意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军在鹿回头海边弄了一块地，马明规划了四套别墅，预期我们四个人将来白头到老，左右为邻。鉴于我是他们见过的少有的情种，刘洪要将这个项目命名为“金石情圣水庄”。当然，这个水庄的命运，最终还是因为朱镕基整顿中国金融市场而导致海南山穷水尽，被三亚市政府当烂尾楼给铲平了。
三亚市经贸委的一个职员，广东姑娘，温文尔雅，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我去办过一次公务后就一见钟情了，不过是单相思，人家跟我出来喝过一次茶后，再也不跟我出来了。我不停地作诗，传情书，让兄弟们为我诗歌中的情愫所感动。只要对方有任何风吹草动，我这边都会波涛汹涌。刘洪见到我激动地在地上打滚吟诗时，总是火上浇油。
可是一个多月，我发现姑娘越来越内敛。一天，我们终于约好了在经贸委门口再次见面，她拿着一大叠书信，我一看就知道，全是我的作品。她告诉我，这些诗她都看不懂，眼睛瞪着我，怪怪的，象看动物园的大猩猩一样......
不过这个女孩在一年多后，给我打过两次电话，说就是想听听我的声音，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时候我已经成了三亚武警司令部司令员的准女婿了。
与武警三亚警备区的司令是老乡，一起吃过几次饭就成了至交，在刘洪几个哥两操纵下，打起了他女儿芳芳的主意。
芳芳并不是那种惹人怜爱的女孩，但因为是地方大户人家，也被周边呵护有加。93年暑假，我成为司令家常客，司令也总是把女儿叫到一起吃饭，聊天，显然是有意而为。眼看暑假要结束的时候，一天，我约好带司令太太和女儿去海边吹吹海风，临出门时，就只有女儿跟了我出去。
这是个和风煦日的下午，芳芳在海滩上撒野，我给她照了许多照片，成了我跟她接近周旋的纽带。芳芳是小学霸，当时是西安财经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她返校三天后，兄弟几个一合谋，让我毕其功于一役，我便飞到了西安，在古城的西安宾馆安营扎寨。小姑娘应该没有见过如此凌厉的攻势，一个星期，我硬是赶走了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以共产革命的豪情，将造反有理的红旗插了上去……
我高歌凯旋了，兄弟们比我还激动，开始到处宣扬我是司令员的准女婿。
可是，司令员在三个月后就不见了，被割断了喉管，死在了自己的客厅里。这是当年解放军中的大案要案，南方边境一度高度紧张。部队要案，外界最终公布的信息很少。据传，手刃司令员的是他手下的一个排长，是他侄女的男朋友。这个侄女我见过，应该不是近亲，跟司令员在一起时，总是不太情愿，排长怀疑司令员与侄女乱伦而手起刀落。后来，排长自首了，司令员家里还搜出来20万现金，在当时就是一笔巨款了。估计徐才厚、郭伯雄当时的财富也不过如此。
司令员的逝去，我与芳芳的恋情受到了极大的困扰。其实，芳芳是个纯情的姑娘，十分执着，尽管父亲的离世给她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她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我花了很长时间去陪她，甚至于当年春节带她回我的老家去见我的父母。但我们的激情已经没有了，我就象一只蜗牛一样，十分沉重地爬行着，芳芳则总象一个犯错的小孩一样，小心拘谨......
芳芳毕业的时候，没有了方向，我找到在海南省建行做分行长的老乡汤总，请她一定收留她。这位老乡后来一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跟班，负责筹备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汤总是位慈悲之人，与司令员也有过几面之缘，不免有些恻隐之心，让我放心交给了他。此后，芳芳再也找不到我的人了，汤总每次跟我见面，都会把我骂的狗血淋头……
我是我们四个人中公认的情圣。机场财务处的小吴是由人事部部长王忠作为美女，引进给老大做后宫的，但稍微矮小了一点，不太符合老大高大壮实的偏好，小吴就被凉在了一边。
小吴绝对是个妖精，白嫩的细肉象没烤过的乳猪，捏起来酥软而油腻。说话声音嗲气，让人魂不附体。既然老大没有胃口，兄弟们也就不必矜持了。尽管小吴是王忠招聘进来的，财务部与人事部也就一墙之隔，但王忠是有妻室之人，再下功夫也不是我这种钻石王老五的对手。更何况，我们有一个作战团队，刘洪、李军和马明几乎天天与我一起要进行沙盘推演。搞定总公司财务，也是我的一大职责。
众目睽睽之下，小吴就成了台亚公司的常客，当然是说来检查我们的财务的，但每次都主要呆在我的办公室，一般都是公司其他人都下班了，小吴和我都还在工作。不到两个星期，台亚公司的员工们看到小吴离开我的办公室，就经常是早上九点左右，第二天上班的时间了。
那时候，为了工作生活两不误，我和刘洪的办公室都是套房，我是完全以公司为家的。小吴每天早上从我的办公室出去，众目睽睽之下，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是，事物并不是那么有规律可循的。后来，当小吴到我办公室再也找不到我的人时候，向刘洪和几位兄弟哭诉，说把一切都交给我了，我就知道她确实是个妖精了。老大也把我叫过去语重心长地训话。说，小吴都是你的人了，你可不能不负责任啊。
小吴怎么就是我的人了？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兄弟们一个也不相信。刘洪总是质问我：你没有干过她？！那眼光，把我看成个怪物一样。是啊，那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了，晚上下班就过来了，第二天早上才出去，你没有干她？鬼都不会相信！
从此，我理解了人类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冤魂。我确实象窦娥一样冤啊，我就是没有干过她，你要信不信。我只能跟他们这么说。本来，按每天晚上小吴和衣与我躺在一起的感觉，我对她的怜爱和珍惜都是发自心底。中国的男人们都有处女情结，我觉得，我比杨振宁还幸运，这是上帝在眷顾我，给我送过来的一个礼物。
理性，对男人来说，是必要的。并肩躺在一起，我总是要去触碰小吴细腻光滑柔软的肌肤，但她总是让你浅尝辄止。即便翻身将她压在下面，我们最终也还隔着一层柔然的睡布。我还是很收敛，心想，迟早也是我的。
但是，理性也不是一定能战胜一切。否则，忍无可忍这个成语就没有产生和存在的环境及必要了。
一天下午，我处心积虑准备晚上要越过三八线，喝了点啤酒，壮起了色胆，扛起了真枪实弹，雄赳赳，气昂昂，硬是用一双勤劳的双手，解开了她打成死结的裤带。可是，正准备攻占堡垒的那一刻，小吴突然翻身，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我还没有回过神来，脸上便迎来“pia pia”清澈的两声，是巴掌啊……
我走了，再也没有回头。至今，我也不敢肯定，小吴是处女吗？但我确实很清楚，她没有把一切都交给我，不是我的人。可是，当所有的人对我进行责备的时候，我却没有一点勇气要求她去妇科医院，做一次技术鉴定。
后话是，王忠最后得到了小吴，连自己的警花妻子和乖巧的女儿也不要了，机场人事部长也不干了。几年后，王忠跟小吴的离婚官司打得天昏地暗，在一次短兵相接后与我相聚，脸上还带着巴掌掴过的印迹。王忠告诉我，他的所有的商业合同都被小吴复制了，而且正一个一个与他的合作者谈判，要公开并且向他们的主管部门揭露他们的秘密。
我告诉王忠，我也曾经吃过小吴几个巴掌。王忠似乎幡然醒悟，并责怪道：哎呀，兄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
我好笑，那时候咱们都是情敌，我告诉你，你信吗？......
我是个情圣吗？我敢发誓，现在你们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我一点绯闻。躁动的时代过去了，人总会安静下来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