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120年祭

作者：岩华，中华研究所

一、中国历史性的转变时刻

120年前的今天，晚清正在经历一场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戊戌变法(也称百日变法)”运动。当时的“洋务运动”已历经三十余年(1862--1894)，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面临着最后改革攻坚的关键性转变。大量的西方机械制造、工业科技传入中国，从最早一八六二年曾国藩建立“安庆军械所”开始，大清帝国建造了二十个新式军工厂；李鸿章在上海建造的“江南制造局”到了九十年代已成为“远东最大的综合军工厂”；福州马尾造船厂已建造三十四艘机械舰艇；全国修造铁道四百多公里，已有一百多家大型民族工商业、大企业，和更多的官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企业；1888年北洋海军成立，成为“远东最大的海洋武力(英国《泰唔士报》1890年报道)”。李鸿章就此夸耀：“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1862年开始，专责翻译引介外文科技图书的“京师同文馆”成立，1864年上海、广州同文馆相继成立；1867年福州成立了“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成立了翻译馆，大量引入西方现代科技和社会思想著作。1870年代始清政府公费派出大量留学生，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到了八十代很多人已学成回国服务。从1885年开始晚清不但还清了全部外债，还出现财政盈余，到1894年止每年高达400万两； 晚清的改革的确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丰硕成果，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学者(基督教士)李提摩太评论道：“大清帝国从1860年的愚蠢的战争到1895年间迅猛的进步，实不能不感惊异！”这就是晚清帝国曾有过的辉煌的“同治中兴”时代，历史再次慷慨地给予了这个古老的帝国，重新出发、长治久安的绝好机会！

二、洋务派不能突破的瓶颈

但是晚清社会发展也到了“非变根本之法不足以救国(康有为语)”的最后关头。“师夷之长技，以夷制夷”之“洋务运动”技术改革，只是一种“徒袭其皮毛”的政治实用主义和权宜性过渡思想，到了晚期已面临着象今日改革开放一样无法突破的困境：如何突破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即今天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管理混乱、贪污腐化？科举人事制度改革落后，只重人文(即今日党性政治)，不重务实、法制之弊端？官僚主义之政治腐败、人治无能、荒淫误国(机构臃肿、行政低效)？一道道改革的难关急需一种理论上、思想上、制度上的创新和突破。

1885年(光绪十年)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恭亲王弈诉被慈嬉解职，这时正值洋务运动改革涉及皇权上层、社会组织、人事制度等最艰难的攻坚时刻。慈嬉背后的那批“空疏迂谬、竞腾口说、以博时名”的保守势力：“清流党”趁势发难，把不改革积累下来的如贪污腐败、低效无能等体制性弊端，说成洋务派的改革导致的，把体制遗留弊端推到洋务派身上，企图制止进一步的改革。此后几年间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务实派重臣，如李鸿章、文祥、曾国藩、佐宗堂、沈葆桢、张之洞等人，随着那一代人老化退职，稍有主见棱角、智慧才干的重臣，在风云诡秘的官场上荡涤已尽，而晚清又缺乏正常的人才递补渠道，使朝廷内只剩下些八面玲珑、 见风驶舵的平庸文人和阿谀唪承的势力小人，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才空洞”局面。从此，晚清在日趋恶化的国际环境下应接得狼狈不堪，每况愈下。这是晚清王朝洋务派在顽固的保守派面前，第一次改革攻坚的失败。

三、不该在那个时候打那一仗

当时大清国际国内的环境与今天中国也大同小异。在洋务运动面临现实世界严峻考验之机，那场本该那个时候避免的战争，却在那时爆发了。甲午战争的起因一方面是，同文同种的东邻岛国日本在历经“明治维新”和“文明开化”的彻底改革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获得巨大发展，其爆发户心态恶性膨涨的结果。中国洋务运动开展十年后才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仅仅在三、五十年内，使日本完成了西方国家二百年才完成的近代化进程，他们打破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封建包袱，首先推行根本性的政治和教育改革，颁布《五条誓文》和《政体书》，“虚君权，开议院，立宪政，重法制、三权分离”；强制普及国民义务教育“城乡无别、建学设校”，全面提高一国之本的国民素质，把国家发动成一个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而自称中央帝国的大清此时还沉醉在几千年的古老文明里，做着的恒古不变的黄梁美梦。当时的传统私塾教育已经数千年未变，绝大多数人民则处于“只能关心肚子”的原始农业造成的愚昧贫弱、一盘散沙状态。这种发展差别和心理失衡，也直接诱使日本萌生侵华辱祖的狼子野心。人类社会千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就是：落后就要挨打！

另一个原因却纯粹是晚清朝廷的外交无能和政治愚蠢。这里的主要因素就是洋务运动后期出现的“人才空洞”，而那群愚昧平庸的文人士大夫和阿谀奉承的势力小人（清流党），对外界一无所知，不思根本改革、开放进取，奋发图强，却封闭在自大又自卑的怪圈内，偏激仇外。很多历史学家总是把甲午战争的起因仅仅描绘成：日本无原无故地向中国发动的野蛮侵略。其实从两国内政治发展思路看，这并不准确，真正起因祸源于：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争夺名誉上的亚洲霸权。那时的大清仍然幻想自己是中央帝国，朝鲜是她的天然属国，而不计后果首先出兵朝鲜、不自量力与早己变成凶神恶煞的日本武力相向，才引火烧身自身难保，一败涂地竟断送了整个国家的和平建设和近代化发展进程。政治并非理想，而是现实的妥协和交易。做为政治家在做出决断前，理应知己知彼，基本预料到政策后果。

正如康有为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0年就写出的《保朝鲜策》中指出：“不变法则不能自强，必为人弱。吾有琉球、缅甸而不能保，救越南而无补，此无力之证也。既吾无力，捐为万国之公地援比利时例，各国共保护之，此上策也。圣人之能事在思患而预防之，若不虑久远之变，苟徇格式之旧，仅图虚名，急则倾其国力而援之，吾陪京必至速危，吾海疆必至有事，是朝鲜为吾之火致燎原也。”真的，不该在那个时候打那一仗。

试想今日， 若中国继续纵容盲目仇外的狭隘民族主义， 与她越来越仇恨的“美国霸权主义”打一场全面热战或持久冷战，那样中国的命运会不会比一百年前更惨？

四、公车上书：绅士阶层的首次觉醒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大清十八省数千名举人聚集北京，参加科举会试，但当他们翘首企盼金榜题名时，却迎来了中国有史以来首见奇耻大辱。自光绪十九年七月一日(1894年7月1日)始，中日在朝鲜开战(史称甲午战争)，腐败无能，指挥无方、使用双枪（鸦片枪）的清军一触即溃，日军很快占领朝鲜半岛，跨过鸭绿江直逼中国东北；黄海大战日本海军以弱击强，一举摧毁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主力；至十月，日本陆军登陆辽东半岛并占领旅顺，并在山东半岛的荣城登陆，从后面攻击北洋舰队的基地；次年正月十八日，京都门户威海卫陷落，兽性大作的日军一路烧杀奸掠，从北面和东南威慑北京。事已至此，腐败朝廷不是破釜沉舟，血战到底，以雪国耻，而是准备跪地求饶，派出软弱无能的李鸿章与日本谈判议和条约。四月十五日，即将签署《中日讲和条约十一条》即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其中包括：

一、大清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二、大清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
三、开放沿海内地四通商口岸，给日商免税特权、特区特惠。

据江山渊著《丘缝甲传》记载：当时宝岛台湾人闻此噩耗，“若午夜爆闻轰雷，惊惶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台湾有志之士“鸣锣罢市，群相捶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拱手而让台......”。当时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处于蒙昧状态，对此一无所知，但各地的有识之士闻此都是义愤填膺，顿足捶胸、仰天长嚎。
乙未三月，广东南海县举人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拟上一公呈”，“举人车马集于都察院者，长五里，阗塞院门，台湾举人涕泪哭诉， 院长长揖引过， 中国数千年未闻有此大举也”－－这就是史称的“公车(举人)上书”。

康有为，又名康有钦、康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 (1858年3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银糖乡(现改为银河乡)，晚清乙未金榜题中进士第五名。他用一昼两夜的时间不吃、不喝、不睡，一气呵成，草出洋洋一万八千字的那篇名垂青史的《上今上皇帝书》。其实这是他第二次上书皇帝，早在七年前他已有过第一上书，只因晚清朝廷根本未予理会，才落得了如今恶果。康先生壮怀激愤、慷慨激昂，例陈时弊，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及今日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他沉痛地指出：“今辽东及台湾一割，法窥滇、桂，英窥滇、粤及西藏，俄窥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让为国哉？”

五、康有为：五千年文明的硕果

学贯中西的儒学大师康有为先生，自幼熟读诗书，博古通今，著作甚丰，早年在中华文化的瀚海中游历时，就著出发掘中华文化真谛、寻求历史原貌的《新学伪经考》，反映他治学严谨的国学大师风度。他研究中华文化固有的政治改革、体制创新思想的《孔子改制考》，为他以新儒学思想结合西方文明，改造中国现代社会，谋求“小康大同”理想世界，“托古改制”打下理论基础。他从中华数千年古文化中发掘出崭新的瑰宝，例如历代士大夫把孔子的名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理解为：“只告诉人民去做什么，而不可让人民知道为什么去做”。他斥之为害人害己的“愚民政策”，重新解释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意思是：人民的素质可以了，则让他们自由去做，人民的素质不高，就应普及教育，使他们启蒙开化。在国难当头、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写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希望的一页。他真情意切地上书恳请光绪皇帝速下三诏，以救亡图存：

第一、下罪己之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励天下同雪国耻.
第二、下明罚之诏。严惩辱国割地守御无备者，以振刷朝政.
第三、下求才之诏。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破格拔耀者，必誓死力报皇上。

他根据现实时弊提出具体而可操作的远谋近略。主张弃离危机四伏的孤城北京，立即迁都西安，埋首于中华腹心，与日倭血战到底，他气壮山河地写到：即使“百战百败、 沿海糜烂、 不雪国耻、绝不议和”；再用两万万两赔款改充军费，购买“英国黎姆斯枪和毒烟空气之炮数十万”；提调勇将李秉蘅(主战派、山东巡抚)遣其将才十人，不拘资格各练十营，以为选锋；责令州县各荐一名慷慨知兵之士，十中挑一，是为选将；再加上南洋群岛四百万华侨，“虽经商异城，都以丧师割地为外邦姗笑为耻”，可回师报国。康有为写到：“方今当数十国之窥凯，值四千年之变局，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他提出振兴中国长治久安三法：

第一“富国之法”：一曰钞法(开设银行金融市场) ；二曰铁路(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三曰机器轮舟(扶植民族机器制造业)；四曰开矿((开发国家潜在能源)；五曰铸银(统一国家货币、外汇管理)；六曰邮政(建立快捷的信息通讯系统).
第二“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以农立国，科教兴农) ；二曰劝工(研究制造、奖励发明)；三曰惠商(减税优惠、鼓励工商)；四曰恤贫(移民开垦、恤老养残)。
第三“教民之法”：一曰普及教育(强制普及国民义务教育)，他写下流芳警句：“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凡七岁学童，皆必入学，逃学中缀，加罪父母”；二曰改革科举 (废考八股，振兴科技) ；三曰开设报馆(新闻自由)，“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教兼述，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四曰设立道学 (效仿基督教会，建立文化道德修养院：孔教会) ，在国内，“今宜亟立道教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加以徵礼，量授国子之官，或被学政之选”。在国外，推选儒学大师象基督教教士那样传道全世界，弘扬中华先进、优秀之文化，竞争于世界民族文明之林。

最后，他建议皇帝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进行“官制改革”，裁撤沉员，培训人才，颁诏国内外，积聚人才；令各府县士民公举贤能直言者，十万户而举一“议郎（即议员）”“上驳诏书，下达民词”，政务均由各级“议郎”讨论决定，对各府县实行监督。

康有为年轻时就学于当时的现代都市的香港，后又送自己的女儿远赴海外深造，他主动学习西方进步文化科学，但又不盲从崇拜，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不仅继承了中国儒家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优秀传统，更把中华文化中“入世、有为、进取、务实”等积极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近代史上，他首次明确而系统地学习西方科学，提出中国式的“变法维新”思想，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是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的硕果。

六、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第一人

当时的满清朝廷与今日中国类似，仍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封闭状态，把如此忠心爱国的栋梁之才的真知卓见和治国良策当成一张废纸，束之高搁。早已与日本签署了那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然而此时，康先生的一派忧国忧民的热情丝毫未变，他五次远征北京，七次上书光绪皇帝；为“去塞求通”，“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他兴学堂办报刊、开学会，奔走于士大夫之间，大声疾呼。乙末六月(1895年)他自费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圆首创《万国公报》，十二月又改为《中外纪实》送给那些不通世界政事的士大夫们，以探讨“万国强弱之源”。此后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中国各地。十一月他组织朝廷内外开明士大夫创办“强学会”，发行《强学报》“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学自强之学”；丙申年元月，慈嬉太后以“私开会党，贩卖西学”为罪名强令查封。此时，康有为目睹“自经割台巨创之后，我士大夫醉乐酣嬉，不识不知，三年于兹”，痛心疾首！

戊戌年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又达到一个狂潮。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被杀，突然出兵占领胶州弯，并无理要求租借胶州弯。愚蠢的清廷竟然把宝压在俄国身上(中俄签有《互助联防密约》)，邀请俄国舰队来到胶州弯，结果引狼入室，俄舰不但没帮大清，反而以俄国丧失了“胶州弯停泊权”为借口挥兵武力强占了大连、旅顺两港。戊戌年二月十一日，俄国向清廷要求租借两港二十五年。可悲的是，对如此卑鄙无耻的要求，清廷竟然答应了，这一下子引起西方列强们瓜分中国的连锁反应：法国要求租借广州弯九十九年，并把魔爪伸向粤桂；英国要求继续九龙半岛的九十九年借约，更无理强行租借日本撤离后的威海卫；日本则向清廷声明：不得割让与台湾相近的福建省(伺机窥视福建)；俄国更贪婪地祸及满、蒙、新疆。这样，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四月，康梁创办著名的“保国会”，宗旨在“保国、保种、保教”。

他在北京皇城下仰天长啸：“我四万万人知之不保，种族沦亡，奇残大痛，宜亦仁人志士所不弃也耶？宜亦仁人志士所不弃耶！”

1895年，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第一次真正传到年轻的光绪皇帝手中－－直到1898年光绪终下决心，疾志变法的三年间，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奔走在士大夫间号救哀求，绕过各种封建宫廷障碍，向光绪递呈的各种奏折、著作十数件。他博古引今，力陈时弊，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政治改革、体制改革方略。到了戊戌年间，在他就读于日本和美国的女儿帮助下，他又专为光绪著作三部外国政治改革的变法考证，这就是《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通过日俄由封建贫弱落后之国，改制变法，终于变成世界列强，及波兰帝国因俗守旧，不解外事，结果残遭瓜分、蹂躏蚕食之铁和血的事实，向光绪揭示出正反两方面的榜样。另外还编译一部《列国政要比较表》，站在现代世界意识的高度，一一列举“中国土地、财富、商贸、学校、生徒、兵卒、船舰、铁路、电线等等，事事远逊于人，吾中国既在万国之末，又数年不能举一事，可异矣！”

当时年仅二十八岁、聪颖好学的光绪皇帝收到这些书，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读到高兴时击节叫绝，读到悲哀时叹息流泪，达到“日置左右，次第择而行之”。特别是当光绪读《波兰分灭记》时，使他联想到他自己的国家目前的处境，不禁“泪承于睫，汛澜湿纸”。康有为一边写，光绪一边读，时时不能赶上光绪的进度。有一天深夜，光绪阅读全书深受感动，命令总理衙门，连夜赏给康有为“编书银两千两”。戊戌六月，光绪皇帝终于忍无可忍，他透过庆亲王奕勋毅然向老朽昏庸的皇太后慈嬉禀告：“朕不甘做亡国之君，若仍无事权，宁愿退位！”

七、戊戌变法：古老帝国的青春梦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 ，在康梁等人劈肝沥胆，救国民于水火的赤胆忠心、苦苦申求和改革派重臣翁同和、杨深秀、高栾曾、徐致请的秉力相助下，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开始变法革新，这可能是满清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一份文件:“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蔗，各宜努力向上，发愤图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法，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先以皇帝的名义，把学习西方、推行新政定为基本国策的创举。从这一天开始到慈嬉发动宫廷政变为止的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也就是“戊戌变法”的高潮。戊戌六月十六日，光绪顶着慈嬉的压力，打破“皇帝不见四品官以下小臣”的祖宗家法，首次召见康有为，委予重任。祥细叙谈维新变法各项政策，更坚定光绪变法图强的决心。也自这一天始康梁“对固疾下猛药”开始了他的密集的变法运动。他在维新派和其学生们的帮助下，日夜议政拟制、上书勤政，最繁忙时每天都向光绪发出一折片，据查此一时期收入《杰士上书汇录》的奏折，仅重大的革新创举上折就达四十七件，十三件是以他自己的名义上折，其他三十四件是他代为其他维新派草拟或授意的上折。在这些上折中，康先生在原《公车上书》的基础上，更全面而具体推行他的变法思想。

以日本“明治维新”彻底改革为榜样，以俄国彼得大帝坚韧不拔的决心为蓝本(俄彼得为求俄罗斯强盛，只身留学英法做最苦最累的学徒工，在西方各国摸爬滚打七年有余，学得西方先进知识，回国后锐意改革，终于把封建贫弱的俄国变成世界列强之一) 。针对中国国情，维新派雷厉风行地推出一系列措施：废八股、兴学校、办报纸、尊孔教、修铁路、练新军、禁裹足、裁沉员、置散卿、严惩庸官、招举人才、重奖发明，广泛外交、竞争国际。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军事各方面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

其中《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必入学折》的实施，对以后的中国不缇是一种历史性的伟大改革。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真对中国信息封闭造成的：“疾苦如山，积弊如海，上淤下闭，民智不开，无由闻知，重重浮屠，层层塞隔”之严酷现实，设立当务之急的“制度局”，以及对应“以八股取士、以年劳累官。一职而有数人，一人而有数职，务为分权制衡之法，不能尽其才”等弊端，设立“议政銮勤殿”，达到“人人可议国是，匹夫皆可上书”的言论自由。也就是真正的国民议会制度，和政党参政的体制改革，这才是变法的关键。他特别强调“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本源，必至无功，故臣以为，若决以变法，势当全变！”

仅几月间，戊戌变法已取得举世睹目的效果，激荡神州、振奋人心，出现“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的局面。该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 报道：“激进的改革举世为之震惊，第一他们终止了对外国人的传统憎恶和闭关自守的政策，鼓吹与列强友善与结盟的政策，倡导全国开放；第二他们改革了那个愚蠢傲慢、自称世界第一的教育制度；第三不复以中国文明与制度为自满，维新派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比起这个青年中国来，就连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堂乎其后。”

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多位评论家都对康有为的改革给予极高的评价，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主编的《Cambridge:China History of The late Ching 1800-1911（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康有为的变法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务实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若能继续下去，今日中国早就不是这个贫弱的样子了！

八、戊戌政变：“祖宗之法不能变”

但是，就在维新伊始，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以慈嬉、荣绿为代表的愚腐保守派，却在密谋着一场宫廷政变。晚清光绪时代朝廷内实际上分成为两大派，以慈嬉太后和她的侄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兵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崇礼，等等这些满清贵族、皇亲国戚勾结得宠西后的太监小人李连英形成“后党”；而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御使杨深秀、大学士徐志清与工部主事、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形成“帝党”。维新前后，由于变法改革触及了皇权贵族们的直接利益，使改革与保守两派自始致终进行着殊死决斗。“帝与翁(同和)一面谋改革，太后与荣(禄)一面谋废立”。在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的当天，太后为了打压帝党，就令光绪下旨免除改革派重臣、户部尚书翁同和的职务，令其退职回了老家。对开制度局和官制改革，后党攻击道：“意在夺枢密院之权归制度局，夺六部之权归十二分局，夺督抚将军之权归各道民政局......朝论哗然，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所以，当维新进行到最后关键的政治改革时，一场宫廷阴谋也在同时酝酿，后党一面对改革敷衍塞责，一面狂揽朝廷军政大权，暗中布下天罗地网。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 ，慈嬉太后调兵三千，关闭京师九城门，停运京津铁路，下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步兵统领崇礼率兵三百包围南海会馆，当场拘捕康广仁。九月十八日，慈嬉将改革派重臣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史称“六君子”，在菜市口斩首示众。光绪皇帝曾试问太后何故如此，慈嬉怒斥：“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吾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慵至此？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慈嬉担心“维新剧变，恐失人心”随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这场宫廷政变就是臭名昭著的“戊戌政变”。

就这样，大清帝国和她苦难深重的人民失去了历史给于的最后机会，从此一厥不振，百乱不堪，历经“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之内忧外患，江河日下。最终在“辛亥革命”大潮下彻底倾覆。

九、近代史：未实现的中国梦

一代忠良康有为所幸死里逃生，获得“光绪密昭”逃脱追捕，辗转香港、流亡日本、加拿大和美国。为了祖国维新复兴，他游历欧亚拉美，遍访三十一国，“遍尝百位苦草，以寻求医治中华固疾之良药”；为寻求列强帮助，他“踏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在海外流亡十六年间，他无时无刻不在忧虑他的人民，思念着他的祖国。如今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旧藏书中，仍可读到康先生的女儿康同璧九十多年前，在该校就读时，每天课后驱车前往Brooklyn问安的故事，屡见康有为“临睨太平洋，泪眼望神州”。1899年在北美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 ，得到广大华侨的热烈支持，简称“保皇会”或“C.E.R.A.”。当时它在全世界200城市活动，建总会11个，支会103个，会员多达百余万人，并在21个美国城市成立现代军事学校，召募美军退休军官训练数千名华侨子弟”。当时康先生在美国的一场演讲下来，竟能募的十万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百万以上) 。而当时，海外的革命派孙中山一年都募不到一万美元。至今纽约市还有他成立的“大内公司”在经营着！公司大堂上仍康有为的题字：“欲铸新中国，遥思迈大秦，吾能不拯救，四万万生民？”

1908年11月14日，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在慈嬉临死前几日，忽然不明不白地中毒死去(后来证实慈禧指使李连英用砒霜毒杀)，而这个古老帝国也在三年内便随即土崩瓦解了，那个美好的春梦也成为千古遗恨。而那些愚蠢腐朽的皇权贵族、王公王孙，最后只落得国覆族灭、家破人亡的可耻下场，和遗臭万年的历史骂名。

康有为始终坚信就中国国情“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立宪有利进化，革命带来破坏”。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始成功”，但他却忧心忡忡地写道：“废弃孔教，礼坏乐崩，学子无知，文化断层。轻则去跪拜而行鞠躬，重则废经传而栽俎豆----洪水猛兽也”。这也许回答了十几年后，孙中山在他的临终遗嘱中，大惑不解为什么：“去一满清之专制，演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更是为什么中国近、现代史从专制解体到军阀混战，从北伐战争到民国专制，从国共战争到内部暴乱，国民素质每况愈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民政治卷土重来！为什么今天大陆民众，大都谈吐粗俗、举止鲁莽、没有了起码的礼貌礼仪，文明的性格修养，和温文尔雅的传统文化、民族美德......

康有为流亡海外十六年后，直到晚清崩溃才得以回国。尽管他仍试图力挽狂澜，在张勋的辫子军支持下，上演了“复辟清帝”闹剧－－但中国的现实早已时过境迁。晚年，他致力于儒家文化复兴运动，在全国成立数百“孔教会”，并亲任会长。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内忧外患，每况愈下，已使人民彻底丧失了对中国文化自信心， 洪流滚滚，大势已去，康先生也无能为力了。1927年3月31日他病逝(传说被欲灭我中华的日本医生毒杀)于青岛，享年七十岁。文革中他的墓被“打倒孔家店”的红卫兵抛骨扬场，一颗颅骨和几缕白发被拉去游街示众。1985年重修康墓，如今，就座落在笔者母校青岛大学校园旁。呜呼，逝者如斯！

事实上，康先生在百年前真对国情时弊，提出和推行的那些具体而可操作的真知卓见，不正是今日中国所面对的所有问题吗？可悲的是，时光流转一百年，经过一个“怪圈循环”后，中国的这些基本性问题远没有解决！现在大陆经济改革中的先决条件“XXXX不能变”，与一百年前慈嬉太后的名言：“祖宗之法不能变”，又有什么区别？中国人，能否记住历史？不再重演中华民族悲剧的现实？！

本文节选自岩华著作《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第十三章http://chinasforum.com/home/news/china_research/
主要参考书目：《中国近代史》，《戊戌变法纪》，《康有为大传》，《康有为全集》、《饮冰室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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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有幸与中国的不幸

张鸣

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明治维新，是世界史上公认的成功变革的范例，相反，比照中国，无论是与日本同时期的洋务运动还是稍后的戊戌维新，似乎都失败了。比较中日两国近代的命运，我们不能说，日本是幸运的，而中国则非常的不幸。

在迈进近代大门的时候，日本正处在封建时期的末端，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最底层的贵族士，或者叫武士阶层，空前地活跃，大规模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各个诸侯，或者叫大名、藩主，如果不用具有才华的武士，那么他们的地位就会下降，藩土被人侵蚀。事实上，在明治之前，日本的武士已经在西南的诸强藩掌握大权。在整个国家范围，也拥有着最广泛的话语权。

然而，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国正处于专制帝制时期，鉴于清朝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保守性王朝，严厉的理学推行和文字狱，已经把士大夫的活力窒息了。日本在这个节点上，不仅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而且还一大批具有从政经验的实干家。而中国，能干的只有一个林则徐，即便是林则徐，面对洋人，也只能出点火攻之类华而不实的主意。魏源似乎要比林则徐明白一点，但却没有机会为皇帝效劳。

在这个节点上，日本虽说也实行锁国政策，但毕竟留了一个荷兰的窗口，让日本有兰学这样一点新东西。然而，进入清朝之后，明末由利玛窦们引进的西学知识，基本上被中国士大夫忘却了，万国舆图也被置之脑后，清人的地理知识，再一次回到了利玛窦之前。所以，前去禁烟的林则徐，居然也认为洋人腿是直的，不吃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被大便胀死。

中国的不幸，还因为自己是一个大块头，“中央王国”，西方世界要开辟东亚，首选的目标，只能是中国。所以，中国大门被人家用武力打开，“天朝上国”的惨败，让周边国家不得不学得乖一点。不仅日本的幕府在大黑船（美国佩里舰队）面前妥协，连暹罗国王，也开始学习西方，进行改革。如果这个不幸首先落到日本头上，那么，日本人恐怕也不会那么乖。

对于变革来说，日本变法的武士们，手里握有西南四个强藩的武力（其他各藩不过是看客），而日本政府，恰是一个二元结构，拥有最高统治虚名的天皇和实际控制国家的幕府。只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来，就在名头上让已经跟西方妥协的幕府，处于失语状态。尽管攘夷后来不提了，但搞臭幕府的目的已经达到，只要西南强藩的武力兵临城下，幕府的抵抗力，就没法有士气。其实，在本质上，打掉幕府，无非是武士们自己掌权，掌握向西方学习的主动权。

然而，戊戌维新志士们，面对的也是二元结构，帝后二元。但是，他们身后没有强藩的支持，大一统的帝国，不存在各路诸侯。而中央的二元结构，恰是一个强势的太后和弱势的皇帝并存的结构。维新志士拥戴一个无权的皇帝变法，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在前面操作变法的皇帝，越是往前推进，在后面的太后，就越是感到了失权的威胁，所以，政变是早晚的事儿。

近代的变革，是一个后发国家永恒的话题，但是，在做题过程中，中国人的命运一直都不大好。条件、环境，结构，处处落人下风。若要成功，只能靠自己改变命运。昔日如斯，今日亦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