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虐华事件 儒家的人情社会被玩坏了

人情本是有助于构筑良善社会关系的柔器，但不乏一些人将其异化为绑架他人、为自己谋利的工具。15日，中国环球时报独家报道了曾先生及其父母在瑞典遭到警方暴力执法事件，随后引起国内舆论的关注。事发后，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以"侵犯人权"为由向瑞典方面提出交涉，要求瑞方赔偿、道歉。

就在中国国内舆论纷纷指责瑞典警察对人权的藐视令人发指时，事件发生了反转：瑞典互联网新闻资讯网站“晚报”（Aftonbladet）当地时间15日经调查后报道，这3名中国游客在预定房间时弄错日期，9月2日深夜抵达时客房已满，而三人只能第二天中午以后才能入住。中国游客要求睡在大厅沙发上，旅馆人员不同意，要求离开，而游客不从，大声吵闹，旅馆决定报警。并且根据目击者拍下来的视频来看，当事人在未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的情况下突然倒地，母亲则大哭大叫。

目前中瑞双方各执一词，该事件一些细节还有待披露，但可以确定的是：旅店以不允许客人在大厅过夜的规则为由拒绝3名游客在大厅逗留的请求，当事人曾先生以父母身体不好为由请求旅店能将规则先放一边“通融一下”。曾姓游客这种试图通过将父母年迈的人情凌驾于规则之上的方式来争取自己家人的利益，这一行为是中国人情社会下民众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普遍选择。这一行为的典型特征是无视规则，或者试图通过“把事情闹大”让规则为人情网开一面。

中国社会中存在普遍不遵守规则的现象的外因可追溯到自古以来中国治理国家以人治手段为主。古代中国纵然有法律，却从未形成法治，始终是人治社会。法治社会不讲人情，以规则为本，任何人都不例外。而人治社会以人为本，除了法律以外还要考虑人的因素，有些事情因人而异，可以讲人情。

这一充满人情味的治国手段源于中国人情社会的现实。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人与人之间像狼一样”（霍布斯语）自由竞争的商品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大于人情不同，“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更需要基于地缘、血缘关系基础的人们相互之间协作共同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人情”有了其经济基础，并成为民众的思想基础。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了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的熟人社会，家庭血缘伦理关系成为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就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拓展和延伸，即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家族制度在过去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在这种伦理关系中集体主义起着社会凝聚力的主导作用，以人情、情感等手段加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

儒家构建的整个社会的伦理关系是由家庭血缘关系推演出来的。例如孟子构建的五种伦理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最基本的天然骨肉父子之伦位于五伦之首。虽然秦汉以后，“君臣”被提到第一位，父子退居第二，但并不意味着具有血亲关系的父子之伦在社会秩序中地位的降低，相反执政者基于这一天然伦理之情希望百姓能像对待血亲一样对待自己。比如皇帝们自称“君父”，将君主和父亲合而为一；大臣也自称“臣子”，将臣下和儿子相统一。州县地方官也自称“父母官”，呼百姓为“子民”，“爱民如子”这是这一主张的诉求。因此君臣之伦的内容是由父子关系引申出来，而朋友之伦则是兄弟之情的扩充。

如此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石构建起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在治理国家时更倾向于讲“情”，即使也有讲“法”，但其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护以人情为核心的公序良俗。中国古代立法以“礼”为指导，执法以“教育”为第一要务，法律规则的确定要体现以公序良俗为具体表现形式的人伦规则。其目的就是为了营造出一个“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温情世界。

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决定了具体法律规则的片面和滞后，柔性的人情可以适度弥补刚性规则的漏洞。比如此案例中如果中国游客患病的老父亲真的突然当场病发急需一个场所停留等待被援救，但由于规则的强硬拒绝了这一线生机被救援的可能，从规则的角度来讲无可厚非，但对于生命的漠视则令人不寒而栗。当然该案例中老人的情况并没有那样严重，情况也并没有那样危急，而且该游客一家完全可以寻找其他合规则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而中国古代不乏“依法治国”的历史时期，秦朝采用法家学派的主张，反对礼义说教，力推严刑峻法的强制力来统一并治理天下。但历史也表明：单纯地依靠严酷法律并不一定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当然这里并非一味地否认规则的意义，抬高人情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下，统一规则的确立有助于以理性保障公共利益，明确公众预期。但一味地推崇有缺陷的规则从而造成一系列问题的现实是否也该值得反思？

不过该案例中游客的做法既不合规则，也玩坏了人情的初衷。人类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以价值良善为核心理念的人情可以温暖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理念的规则冷漠，但人情的初衷是为了以鼓励的方式引导人心都从善，人人都怀有“恻隐之心”感知他人疾苦，从而自觉产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利他行为，一切罪行自然相应地消失。人情的初衷是利他，但该案例中游客却以人情作为要挟强迫他人妥协，博取他人同情失败后面对围观群众做出一系列夸张举动，将人情作为谋取一己私利的手段，从而违背了人情良善的初衷。

中国游客以人情凌驾于规则的方式去维护自身利益的案例在中国国内是一个普遍现象，追溯促使这一现象产生的制度根源在于中国自古以来采用人治的方式治国，而人治的文化根源在于中国自古以来是个人情社会，讲人情，不那么讲规则。人情社会可以弥补法治社会中刚性法制制度的缺陷，具有一定意义。但不乏一些人强行将人情作为绑架规则而谋取私利的工具，绑架其他守规则的人在非自愿情况下被迫牺牲自身利益，长此以往，规则尊严不再，更无法保护公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