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发动堆“印度毛派”全面战争

莫迪在印度的民气极为高涨，人民党也在基层颇有支持率（图源：VCG） 对仍在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游击队作战，维持“0.5场”战争状态下的印度来说，一则5月27日前后的消息正在印度各地引发骚动。印度内政部长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曾在莫迪政府确立之初确立“红色走廊”的印共毛派游击队已经得到当局有效遏制，莫迪政府正在逐渐赢得这场战争的主动权。 辛格（Rajnath Singh）称，一度影响印度40%国土的游击队而今已经元气大伤，目前印共游击区虽然仍有50个上下，但游击队的核心根据地已被压制在8到10个地区内。印度内政部也在5月23日称毛派游击队的“insurgency”（叛乱）状态已进入“last stage”（最后阶段）。这甚至意味着自2004年以来，印度毛派和新德里当局的战争即将结束。

毛派游击队急转直下的战局无疑让外界大为吃惊：印共的一败涂地固然值得追问，莫迪（Narendra Modi）的战场优势又是怎样取得的？ 萎缩的“红色走廊” 自2004年开始的印度共产党毛派游击队的行动一直是外界长期关注的议题。这场持续了14年的冲突也被视为印度的“0.5场战争”。在华语世界，印共游击队（即“人民解放游击军”，简称PLGA）更是一支既神秘又强大的力量。在中印洞朗对峙期间更是如此。 的确，印共毛派游击队在国大党政府时期纵横南亚次大陆，势力最强时其游击区拓展到了印度9个邦的180个县，波及面积占印度国土的五分之二。但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时。从近年来的情报看，印共毛派游击队正在为生存陷入苦战。 莫迪执政期间的对内政策调整，让新德里在印共游击队面前占到了便宜（图源：VCG）

在“国大党”执政时期，新德里当局发动过“绿色狩猎行动”，诱捕并杀死了印共毛派的至少6名政治局委员和32名中央委员，诱杀了三号人物拉吉库马（Cherukuri Rajkumar）和二号人物金尚吉（Kishenji）。但印共游击队仍可以与前来“围剿”的各路武装周旋。但这种战场优势很快在2014年，即莫迪政府确立后消失。 面对莫迪政府重兵进剿的局面，装备简陋、兵力不足的游击队不得不避开锋芒，游击区因此大大收缩。到2018年时，尽管有传言称部分印共游击队“跳出红色走廊”、“转移到中印边界”。但游击队的基干力量仍被困在印度中部北方邦、马哈施特拉邦、恰蒂斯格尔邦与奥里萨邦四邦边界的山林地带。这一区域包含10个县市，也是游击队最后的根据地。

印共游击队展开战略转移了吗 围猎印共一号首脑 毛派游击队最危险的时刻 在百年大局之前迟疑的莫迪 被逼上绝路的游击队从2018年1月开始反击，于苏格玛（Skuma）、加德奇罗利（Gadchiroli）、马尔康格伊里（Malkangiri）等地区多次重创围剿的军警。但莫迪以印度空军（IAF）、印度边境安全部队（BSF），印藏边境警察（ITBP）和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为主，以各邦军警为辅，以“坚决行动突击营”（又称“眼镜蛇部队”）为先锋的“剿匪”也并非徒劳。游击队一号军政大员，总书记贾纳帕蒂（Ganapathy）都几乎成为“剿匪”战果。

这样一来，伴随着印共游击队于2018年5月后的行动逐渐限于锄奸、破袭等小范围行动，且罕有作战行为。不少中层指战员也“归顺政府”、“回归主流”，这就让印度内政部看似自夸的发言显得有几分道理。而毛派游击队长达14年的武装斗争似乎也真的即将告一段落。 游击队仍有一线生机 当然，熟悉印度政情的观察家会发现辛格的发言可能有所夸张。辛格曾长期担任人民党主席，还是莫迪的亲密战友。在莫迪为首的人民党政府即将迎接2019年大选之际，辛格有关“战胜毛派”的发言就成了一种炫耀。此举也成了人民党阵营打压竞争对手“国大党”的手段。

但必须承认的是，就印度“红色走廊”的实际战局来看，印共游击队的确已被大部封锁在中部狭窄边区之内。游击队的兵员、装备和补给也捉襟见肘。这种战况的出现，和莫迪政府在2014年后的政策调整是分不开的。 首先，莫迪当局改革政治制度，大力推动中央集权的进程客观上打破了地方之间的山头。尽管莫迪此举本意在于打破各邦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进而打击地方职业官僚集团。但这种打破山头的行动客观上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促成了地方之间的合作。也让原先在国大党执政期间各自为战的各邦军警与中央派驻部队形成了联合。这种政策变化让印共游击队遭遇的军事压力陡然增加。也让兵力有限的游击队和印度军方陷入了持久的对峙。

其次，莫迪当局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手段，分化了印共毛派游击队的城乡社会基础。相对于2014年前印度军警对毛派游击队的“恐怖分子”指控，莫迪上台之后，这种干瘪的宣传就被更有指向性的新闻故事所代替。 莫迪在印度国内目前一片风光，但他的政治改革本身充满隐患（图源：VCG） 在印度主流媒体的新闻故事中，印共毛派游击队首脑“生活腐化”；游击队掳走幼童“参加文工团”，却不让他们接受教育；游击队领袖还“挪用党费”，让自己的子女去海外上学。尽管这些新闻一部分是为莫迪2016年的“换钞令”服务的。但随着这种消息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容易被“朋友圈”消息影响的印度城乡民众就会对左翼人士逐渐产生反感情绪。

再次，2014年前新德里方面对游击队一味格杀勿论，国大党当局对“剿匪”大军的待遇也很刻薄。相比之下，莫迪政府正在逐渐以抚代剿，除仍对极个别高层领导采取“斩首行动”外，开始允许中高层人士投奔。进而为冲杀在前的军警人士设立专门的社保基金，借此多谋福利。这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2017年12月特伦甘纳邦特委书记贾潘纳（Jampanna）夫妇归顺后，游击队中变节者就大量增加。

印共方面固然大发雷霆，多次发表声明声讨“叛徒”。但印度当局从变节者中多次取得重要情报也是事实。譬如4月22日印度军警对印共中央秘密营地的突袭，就是在变节者提供情报，称“总书记贾纳帕蒂参会”后展开的。尽管这名线人在一个月后就死于游击队的锄奸行动，但他死前毕竟得到了来自当局的巨额赏金。

这样一来，外界应该可以发现一个现实：急于应对2019年大选的莫迪当局依靠其内政措施实现了短期内的“剿共”。但这种政绩背后也有着社会不稳定的阴影：莫迪寻求改革政治制度，大力推动中央集权，建立强政府的行为已经变成了一种艰难的重洗牌过程。稍有不慎，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引发国内局势的剧烈动荡，从这里看去，蛰伏在根据地的印共游击队可能也在等待这种动荡的自然发生，进而再一次打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