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台高筑：中国印钞量是欧美日加起来的两倍多

纽约时报：要强起来，中国得先慢下来
RUCHIR SHARMA 2017年10月26日

2012年中国主席习近平上台时，世界上几乎没有数字现金。去年，中国的移动支付高达9万亿美元，是美国人的80倍。中国消费者用手机应用支付的数字现金占了他们购买总额的25%，大约七分之一的人不带现金。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用纸币支付出租车和餐馆账单变得很困难。

无现金社会的快速崛起，是习近平第一个任期里中国作为超级科技大国实力爆发的一个生动例证。新时代中国私营部门中的科技巨头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不受管制，可以自由创新，前提是只要和政府的审查机构建立合作。

移动支付系统完全由中国私人公司设计和研发。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太阳能和电动汽车市场，也是第三大的风险投资交易国和机器人增长最快的国家。《MIT技术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称，人工智能的未来正在中国逐渐成型，并敦促西方复制、不要恐惧这种“革命”。中国比其他任何新兴国家都获得了更多的专利，而且按照现在的速度，明年它的研发经费就会超过美国。

现在，2017年的共产党大会已经确定了习近平会在接下来五年全面掌权，问题是他如何利用这种势力来追求中国的最终目标：赶上美国，成为全球领先的经济超级大国。

答案取决于习近平是否认识到，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增长，就必须放慢速度。为了匆匆赶上美国，中国一直把增长放在首位，对于一个正在成熟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雄心勃勃的增长。为了实现增长目标，北京一直在为旧时代中国留下的国有企业注入创纪录的债务。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和习近平的超级大国野心来说，那些债务是眼下最大的威胁。

旧时代中国的国有经济仍在该国的经济产出中占有约30%的可观份额。2008年以来，越来越多旨在支撑旧时代中国的贷款流入了股票、房地产泡沫等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以及那些浪费严重的公共建设项目。虽然在2008年以前，1美元的债务可以刺激1美元的增长，但是近期，4美元的债务才能刺激1美元的增长。

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大印钞票来刺激危机后的复苏，人们已经讲了很多，但中国的印钞量是这三者加起来的两倍多，货币供应量总共增加了16万亿美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从工业转移到了股票和房地产泡沫中，这种情况令中国投资者感到惶恐。截至2015年，中国投资者每月向国外汇出数十亿美元的人民币。为了阻止资本外逃危机，北京不得不采取新的控制措施。

现在有一大堆急于外逃的资金被困在了中国。外国人对不能自由流动的货币无法产生信任，本国人也是如此，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眼下所占不到百分之一，美元却超过60%。北京希望人民币能成为储备货币，让中国成为金融超级大国，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为了培养人们对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信任，中国不能注入这么多债务来达到6.5%这种不切实际的年增长目标。它反映的是，需要什么样的增长步伐才能实现2012年党代会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将经济规模翻番。当增速降到6.5%以下，当局就会担心增长放缓会削弱他们的地缘政治目标，然后就会推出更多的债务。如果继续这么做，到2020年时中国的GDP可能是会翻番，但债务（不包括金融部门）对GDP的比值将从现在岌岌可危的235%上升到可能会破坏稳定的280%。

习近平可以采取的最重要步骤就是废除设定增长目标的习惯。要稳定目前的债务水平，中国需要接受不超过5%的增速——就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奇迹”经济体之前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一样。设定更高的目标可能就会让中国陷入债务危机，从而导致中国在多年时间里脱离增长轨道。

中国保持债务流动的时间比很多人预期的要长，这是因为在很多时候，贷款方和借款方都是国家控制的企业，债务可以从左手腾到右手，就好像在玩三张牌赌一张的把戏。乐观主义者认为，北京可以无限期地玩这个把戏，因为债务是在国内持有的，但是有朝一日，银行将会耗尽资金，存款见底。

现在，银行系统中的贷款总额超过了存款，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贷款可能会超过存款的120%。历史显示，债务危机到了那种程度，即使像中国这样，债务资金来自内部而不是外国，这样的国家也会发生某种金融危机。

旧时代中国的任何危机都有可能蔓延到债务相对较少、富有活力的私营部门中。私营部门目前占经济产出的70%，但仅占企业总债务的30%。防止新时代中国债务危机蔓延的唯一办法就是减缓债务流动，这意味着放弃那些基于政治野心而不是经济逻辑的增长目标。

习近平似乎明白债务的危险。债务问题颠覆了过去很多帝国，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多个朝代。他最近质疑官员对GDP增长的迷恋，称发展不是一个“数字游戏”，大部分中国人更关心生活质量问题，比如污染。值得注意的是，上周在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里，习近平没有提到2020年的增长目标，这意味着可灵活决定是否需要实现这个目标。

但在习近平完全取消增长目标之前，旧时代中国的所有竞争者都优先瞄准增长目标，不管它会带来多少债务。政府为收紧信贷监管而所做的断断续续的尝试，不过是让债务流向了新的目标，距今最近的是按揭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称，如果更加强调降低债务的增长速度并减少对实现高速增长目标的重视，中国“从长远来看成为富裕国家”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如果允许中国的经济进一步放缓，就像之前的经济奇迹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所做的那样，中国经济达到与美国经济规模相当所需的时间会更长，而且肯定比中国领导人所希望的时间要长得多。不过，因为让中国走上了一条通往真正超级大国的漫漫长路而被铭记，好过因为让中国走上了一条通往危机的捷径而被记住。

Ruchir Sharma著有《大国的崛起与衰落：后危机时代的力量变化》(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Forces of Change in the Post-Crisis World)一书，是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首席全球策略师、文章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