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发布的课题报告估算，2016年中国中等收入比重约为34.79%，到2020年将达到45.01%，要在2020年达到一半的中等收入者并非易事

　　中国当前中等收入者比重严重偏低，并且，中等收入者在收入分配中所处位置不稳定，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等级的难度较大，底层收入群体出现一定程度的固化现象。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我国中等收入者问题研究》报告（下称报告），得出上述结论。该课题组由李实、万海远等学者组成，使用了1988至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以及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

　　预计2020年中等收入者比重超四成

　　2016年10月21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提出“不断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国家关于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措施进入深度落实阶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现阶段中国中等收入者该如何界定？所占比重又是多少？

　　课题组介绍，学界对中等收入者的界定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绝对标准，即设定一个固定的收入上下限，按此标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也会逐步提高；第二类是相对标准，从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角度来划分中等收入者。根据此标准，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大小，取决于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不是普遍收入水平的提高。

　　报告认为，因为中国居民收入的分布呈现“倒金字塔型”，相对一些发达国家，居民收入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偏离较大，以收入中位数作为参照更符合当前国情。

　　报告结合了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提出选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当年收入中位数的66.66%、300%作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下限和上限。

　　“（这个标准）既可以反映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变化趋势，还可以反映出全世界整个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课题组表示。

　　报告发现，中国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在逐步提高，但仍然较低。从2002年的4.8%上升到2007年的14.33%，又进一步上升到2013年的24.03%。据估算，2016年中国中等收入比重约为34.79%，到2020年将达到45.01%，要在2020年达到一半的中等收入者并非易事。

　　Gustafsson等（2016）使用欧盟15国中位数收入的60%至200%这个绝对标准，来平行度量了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同时，Kharas（2010）还利用购买力平价修正这一标准并计算了145个国家在不同年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按照这个国际可比较的标准，发现中国2013年中等收入者比重为16%，而可比较标准下法国同年中等收入者比重为45%，比利时为49%，卢森堡为53%，芬兰为57%，欧盟15国的平均值也高达42%。

　　报告称，总的来看，在国际可比较的标准下，中国当前中等收入者比重明显偏小，与不少发达国家50%以上的比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国际经验显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等收入者比重在40%以上时，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就会相对平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还没有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仍是低收入群体偏大的社会分配结构。

　　中等收入者画像

　　报告基于2013年的CHIP数据，采用前述标准，把每天户人均收入在76.65元到345.26元之间的视作中等收入者；贫困人口与低收入者的分界线则是每天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

　　报告发现，三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都在60%左右，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财产性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中，中等收入者明显高于贫困人口、低收入者，而其转移性净收入的占比则明显低于后两者。

　　在家庭条件和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方面，中等收入者所住同类住房的市场价平均月租金为1917元，大大高于低收入者（533元）和贫困人口（202元）。尤其，在“家里是否有水冲式厕所、是否有空调”这两方面，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的差距显著。此外，72.9%的中等收入家庭拥有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而这个数字在低收入和贫困人口家庭为33.8%、14%。

　　就居住地而言，中等收入者中，超过七成居住在城镇；低收入者中超过半数居住在农村，这个比重在贫困人口中更大，达到85%。

　　从地区分布来看，约三分之二的中等收入者居住在东部地区，剩下40%的中等收入者大致平均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分布则正好相反，西部地区居多（44.5%），其次是中部（34.6%），东部最少（20.9%）。

　　课题组把“是否为共产党员”也纳入了中等收入特征的讨论。报告表示，总体而言，中等收入者共产党员所占比重为19.5%，而贫困人口和低收入者中，党员的比例仅为4.2%、6.7%。

　　收入阶层存在固化倾向

　　报告发现，2010年至2014年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均有所提高，其中，农村地区从21.46%上涨到27.06%，比城镇地区增长得更快。报告认为，这是由于近年来一系列惠农政策，使长期处于低收入状况的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增加，从而导致其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不过，农村的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较低，大多分布在中等收入者划分标准的下限。

　　研究组介绍，报告选取了2010年和2014年CFPS数据中的47804个个体，样本覆盖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和海南之外的25个省份的人口，有全国性代表意义。

　　通过分析发现，2010-2014年间，中国低收入群体中近八成的个体，在四年的周期内维持其收入等级，流向更高收入组的几率仅略高于20%，短期内很难实现各阶层间跨越式变动。

　　除此之外，中等收入群体中有39.3%的个体收入水平向下偏移，仅1.1%的中等收入群体进入高收入阶层。

　　总的来说，中国居民在各收入等级之间的流动，呈现“向下迁移的概率偏高、向上迁移的概率过低”，中等收入者的流动性较强；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等级的难度较大，底层收入群体出现一定程度的固化现象。

　　报告指出，一般来讲，收入分配差距越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越小。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比重增加，有利于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因此，课题组建议，未来要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在减少中等收入者向更低收入等级下降的同时，关键要促进低收入者向更高收入等级转移，实现由不稳定的“上字型”社会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