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在哪里？

《参考消息》转载香港《亚洲财经》2016年2月号文章《中国新动力：刺激经济扩大内需》作者：岩华，中华研究所。文章如下：

目前，我国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和PPI（生产者物价指数）都在2%以下，近年来甚至低于1.6%。反映制造业前景的PMI（采购经理人指数）连续跌破50以下……这对我们这个不均衡发展的二元经济来说，明显属于“通货紧缩（deflation)” 征兆。目前，中国包括农民工的失业率已达9.4%，外贸下降了8%，企业资金链供应中断（captain chain ruptured)导致正常企业面临停工和倒闭，引发出口产业、银行、原材料等上下游企业的连锁亏损或倒闭。这正是中国出现“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的内在原因。

第一、中国经济面临通缩危机

如果我们只是根据这些表面现象，简单地去库存，减少剩余产能，清理僵尸企业，就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domino effect）”效应，引发更大更多的企业连续倒闭。如果整个经济基本面fundamental出现问题，最敏感的金融资本就会率先做出反应。1980年代南美的汇率危机，1995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这样：股市恐慌、货币贬值和资本外逃交相竞赛。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所谓的“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将引发“集体恐慌”使政府宏观政策失效，短时间内，或导致一个或几个经济体崩溃……

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也是这样发生的。但美国没有坐视企业连锁倒闭下去，更没有落进下石去“强制清理”僵尸企业，而是及时以政府资金收购濒临破产的“两房”，来稳定美国整个房产业和抵押贷款行业；以“看得见的手（sivible hand）”出资拯救面临亏损和倒闭的银行、汽车等支柱产业。美联署的“货币宽松”，以超发货币现金来兑换银行债务，四轮EQ先后向市场提供了4万多亿美元的流动资金，终于稳住了整个经济面。

第二、胡佛的“不干预”与罗斯福新政

1930年代，美国华尔街股市在一个“黑色星期五”，信心崩溃，投资者恐慌抛售，股票一钱不值，经济被破产，人民被套牢。这就是美国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后来经济学家研究的结论是，当时美国市场缺少大约30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万亿）流动资金，导致资金链断裂，发生流动性危机。当时的胡佛总统听信迂腐的“经典市场经济学家”建议，实行灾难性的“不干预（nonintervention）”政策，坐视企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连锁倒闭，任凭经济破产，人民挨饿。仍空喊“紧裤腰带，坚守苦日子”，等待市场经济发挥作用。那时美国各个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homeless （无家可归者）用纸板和垃圾围成的“胡佛屋（Hoover houses）”，形成对胡佛经济学的绝妙讽刺。直到人民用选票赶走胡佛，迎来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罗斯福。

“罗斯福新政（new deal）”的主要措施就是以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拯救失效的市场，恢复和发展经济。他每天通过收音机向人民发表“炉边谈话”，发表利好消息让人民“恢复信心（restore confidence）；他在未开发的中西部大规模修路、造林、挖河、建霸，开发新农场，建设新城镇，开展系列的基础建设；他首创设立全民社会福利制度（social security），使每个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他以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增加供给拉动消费，迅速恢复了美国经济。罗斯福新政不仅改写了美国历史，也改变了现代经济学。在此后的现代经济学上，国家主导宏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以1936发表总论为标志），政府计划刺激市场经济的罗斯福新政，永不过时。

第三、如何刺激中国经济增长？

今日，中国的经济状态比西方完全的市场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绝对优势（这就是李总理强调的“弹药充足”）。我国的资金、资源的人力资源绝大部份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象很多市场经济体那样由民间掌握，即使政府想拯救经济也无能为力。另一些国家如日本、俄罗斯及澳大利亚等因为人口不足，即使大规模投资，也不会拉动就业和消费，只会造成浪费，因为没有中国这种庞大的人口和消费潜力。因此，现在正是我国强力干预市场，刺激经济的大好时机。

但是，如果我国还是象2008年那样，政府指挥银行“放水”，就会引发物价房价上涨，各大城市更加拥堵污染。而正确的选择应是，投资贫困落后农村，广大未开发的西部地区，占中国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才是中国经改的突破口。当务之急短期刺激，诸如设立数万亿的“农村发展基金”，带动庞大的民间资本，全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把所有农村建设成现代化小城区等，这将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拉动经济迅速回升，全面向好。

目前人大通过的“农村土地物业抵押贷款试点”，正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如果全国普及实施可以吸收数十万亿的资金进入农村生产和建设市场。目前，中国库存的钢铁、玻璃、水泥等建材、航运及能源产业的“过剩产能”，将迅速逆转、供不应求！中国经济将以7-8%以上的高速持续增长。

第四、高瞻远瞩：提升教育

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全面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目前，先进国家的强制性“义务教育（voluntary education）”已经普及到18年，从两岁儿童到社区大学全部免费，任何一个孩子无故坠学，就追究家长、校长的刑事责任，问题儿童就强制送进“工读学校”。中国的当务之急应普及高中以上的义务教育，以大幅提升我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这样十几年内，当我们80%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中国的国民素质、高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将形成交替上升的良性循环。

第五、长期战略：科技创新

目前，西方推崇的“科技创新”当然没问题，但那是他们教育普及，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等要素生产力综合形成的“绝对优势（absolutely advantage）” 。如果我们不从自身长期的教育、科研、法治等基础要素生产力改进，仅仅急功近利，简单模仿，皮毛移植，并与他们竞争那无异于以卵击石、拔苗助长。

我国过去几十年依靠“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支撑的出口制造业，随著人力成本上升，出口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面临一个“刘易斯拐点”。那么，我们中长期的增长动力在哪里？

全面普及和提升教育，是科技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唯一突破口。政府应从教育、法治和制度等宏观环节上，促进科技创新，培育和引导民间企业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以市场竞争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效率最大化。政府必须做的是，普及提高义务教育，提升大学研究生博士升学率，设立更多国家实验室，设立科技创新企业的孵化器（高科技园区），从税收、土地、税收和优惠贷款等方面宏观诱导。但却不是由政府投资更多贪污低效的“科技创新”的国营企业，那种短期和人为的拔苗助长，只会事倍功半，劳民伤财。

第六、中国最大发展动力在内需

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就意味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这正是我们的下一个经济优势和发展动力，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也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三大动力（投资、出口和 内需）之一。我国可以这个绝对优势与先进国家“不对称竞争”，并再次打败他们。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城乡、工农和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这严重阻碍我们内需市场发展。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教授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传统的增加供给和需求促进经济成长的老模式，方向错了。必须从普及社会福利，减少贫富差距，消除社会不公，均衡城乡发展，才能让多数人有消费能力，增加市场供给，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也正是我写的几百篇文章所反复强调的：中国当务之急应是土地改革，允许城乡土地产权自由交易；实现全民社会福利均等化，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等，而新农村建成之日，就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之时（另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