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英雄：中条山抗日战役

2010-06-02 02:23:31 作者：admin 来源：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失败的英雄：中条山抗日战役
	今天是美国的国殇日（Memorial Day），各个城镇正在纷纷举行老兵游行、象征性长跑等纪念活动，那些星罗棋布的铭刻着阵亡将士姓名的纪念碑下，也都放上了鲜花……此时此刻，我却想起了中国许多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中国民众是否知晓他们、是否缅怀他们？　　爆发于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走麦城”、败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被蒋介石称作“抗战中最大之耻辱”。日本侵略军得意洋洋地称“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此役中国军队战死被俘共近8万余人，遗弃尸体约4万2千具，可以说是创了抗战史上历次战役的记录。幼年时曾亲睹这场战役的中央党校退休教授杨圣清认为，日军统计数字基本准确。　　因为一位前国军连长马兆麟，于此役60多年后冒充该役中的“代军长”“团长”，绘声绘色地自述“英勇事迹”（注），中国军人这道深深的耻辱创伤，被血淋淋地又撕裂开来。　　但当我重新翻开泛黄的历史档案，访问当年军人的后代，透过奇耻大辱，涌上我心头的更有光荣——无数中国将士在重围中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无数官兵在绝境里同仇敌忾、生死与共，无数民众在枪口下舍生忘死、救助军人……他们的精神感天动地。中条山与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晋、豫、陕三省边界，靠近黄河大转折处的北岸，是西安、潼关、洛阳的东北部屏障。华北沦陷后，中条山是中国军队在黄河以北唯一集中重兵据守的防区，成为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日寇要想南渡黄河，进扰西安，威胁陪都重庆，必先占领中条山。　　正像有人分不清“平型关大捷”和“平型关战役”一样，也有人将中条山抗日斗争与中条山战役混为一谈。我们今天谈起中条山地区抗击日寇，须分清几个时间段：　　——1938年到1940年，这里发生过多次激烈战斗。日寇为实现其南侵迷梦，13次进攻中条山，其中六次进攻黄河的重要渡口垣曲（旧垣曲县城现被小浪底水库淹没），每次集中一万到数万兵力，突破中方防线；中国军队组织反击，迫使敌方败退，又收复国土，如此反复拉锯。　　——1941年5月7日到6月中旬，这是战史上所称的“中条山战役”（国民政府称为“晋南会战”）。战役开始时，中方有守军约17万人；日军则集中了18到21万人，志在必得，终于全线攻破，中国军队败退过了黄河。　　——1941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军队仍然在中条山出没，但只是潜伏下来的零星部队、从黄河南岸派遣过来的游击队，对敌袭扰，不再有大规模作战。　　中条山战役开始时，中方防线呈半圆形，宽达160公里，从西向东摆开16个师。军队编制复杂，头绪繁多，我们将焦距集中在其中由高桂滋中将指挥的17军84师——马兆麟在其造假“回忆”中所冒充的，正是17军“代军长”。带出一支陕北子弟兵　　对高桂滋这个名字，当今人们不太熟悉，但人们或许知道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张学良软禁在“高公馆”吧——那正是高桂滋刚建好还未入住的公馆，借给了张学良派用场。高桂滋中将。　　高桂滋1891年生于陕西省定边县一个贫民家庭。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又参加过反袁护国和反段护法之役，1926年与李大钊等联络，响应北伐。他没上过几天学，但就像那个年代所有关心时局的年轻人一样，追求新知，懂得了不少爱国救国的大道理，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局面中，他带起了一支由陕北子弟为主体的军队。　　1933年，他率84师参加长城抗战，受命在冷口与喜峰口之间布防，付出1800多人的代价，顶住了日寇多次猛攻，毛泽东后来给他的信中对此称赞说“国人同佩”；1934年10月高桂滋被调回陕北“剿共”，毛泽东派人与他联络，签订“互不侵犯协定”。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桂滋请缨抗日，在南口、沙城、广灵、平型关、忻口、太原等地打过多场恶仗；1938年，他在太岳山区受18集团军副司令彭德怀指挥，屡建战功。　　高桂滋是军长兼师长，师长是实，军长为虚：说实，84师是他的子弟兵，官兵有战火中淬炼的感情，他说话算话，部下也愿泼了命跟他打鬼子；说虚，17军有时就只有84师一个师，有时上级临时派来另一个师归他指挥——“七七”抗战军兴，蒋介石头一封调兵电报就令84师到华北前线，高桂滋率兵赶到大同时，军委会来电升其为17军军长兼84师师长，将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李仙洲21师划归17军辖下，21师由陕北开赴察哈尔前线。但高桂滋实际上很难指挥得动来头不小的21师。该师后来又调走，高桂滋能管的，还是只有84师。　　1939年4月，高桂滋的部队调防中条山，6月就碰到日寇集中37师团全部和20师团部分兵力，发动攻势，84师浴血抵抗，至6月25日，收复全部失地。稳住阵脚后，受命守备中条山横岭关一带，在这里与日军犬牙交错互相对峙。那时有些部队一直没下决心修筑较坚固的防御工事，但高桂滋的人马不同，白天阵地被日寇炮火覆盖，夜晚士兵赶修防御工事。两年时光，在连绵十余公里的防地，用石条、石块修筑了200多座碉堡，有独碉、对碉、三角碉、梅花碉、子母碉及地堡，还用石条砌成三道一米厚的防坦克石坝。　　1940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晋军新编第2师划归高桂滋的17军，任命独立第5旅旅长高增级为师长。独5旅已经在中条山长期坚守，口碑不错，但新2师却是一支伪军反正部队，编制不足，武器低劣，战斗力差。从此，17军辖84师四个团及新2师三个团。高桂滋命84师担任横岭关西侧主阵地防守，新2师为预备队，集结于青廉村，军部驻在紧靠青廉村的柴家圪垛。敌寇侦察细，我军判断错　　中条山朔风凛冽，军中疫病流行，士兵逃亡严重，编制严重缺额，纵深配备薄弱，连军事要害地点如渡口、司令部、仓库等，都没有专门守备兵力。官兵食不能果腹，衣不能御寒，劳务繁重，背粮、磨面、砍柴、修筑工事……每天两餐，每月每人30余斤毛粮，都要各军队派大量兵员到黄河北岸渡口去背。前沿距渡口几十到百余里，往返一趟要好几天。看看高桂滋在中条山的照片就可见一斑：军长瘦骨嶙峋，何况士兵！火力更不能与日军相比了，高桂滋17军用的汉阳造步枪，射程近、精度差，轻重机枪数量远远不如日军，全军一共才有山西土造山炮三门；而17军当面之敌，为日寇41师团的主力池田旅团，山、野炮就有20余门，还有20多辆坦克。固守中条山时期的高桂滋。　　中条山守军主体为来自各个派系的杂牌，只有少量中央军。卫立煌发话，各部队长官还能听命；但敌人进攻前，卫立煌并不在洛阳的长官部，他到重庆去述职，受到蒋介石责备，闹起情绪，到峨眉山去休息了。　　卫立煌离开后，1941年4月18日及20日，蒋介石派对中条山防务并不了解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河南洛阳召集第一、第二及第五战区军长以上军官两次开会，讨论敌我部署。　　日寇在进攻前，派人化装成小贩过来侦察地形、配备。据说对中国指挥机关、粮库、通讯中心、战地医院都了如指掌，甚至连许多军、师、团、营长的名字也弄得一清二楚。中方前线各部队也有谍报队，不断猎取敌情，探知日军企图，向战区长官部上报，还曾向何应钦面陈，要求增兵固防，然而指挥中枢却战略判断错误，断定日军意图将是抢渡黄河，控制豫西，进窥西安。因此，自1939年起，从中条山地区陆续调出了宋哲元第二集团军、有“中条山铁柱子”之称的孫蔚如第四集团军，以及第五集团军的14军、第36集团军的第47军、76军等，到黄河南岸等地布防，将本来隶属于第36集团军的高桂滋，改为归第五集团军曾万钟司令指挥。中条山的一线兵力配置也不合理，竟将战力低下的80军和军心不稳的反正部队43军，部署在十分重要的地段。　　蒋介石于战役打响前三天的5日4日密电卫立煌，仍强调要把防御重点放在日军渡河上，终于铸成大错！日苏条约让日寇解除后顾之忧　　1941年年初，日本中国派遣军提出“1941年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中条山战役的直接诱因是1941年4月13日，日本和苏联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和“共同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苏联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为了集中军力对付来自西面德国的威胁，跟日本达成了一笔肮脏交易，向中国背上猛插了一刀！　　日军解除了来自苏联的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地从东北调来300余架作战飞机，又抽调21、35两个师团，第3、第9、16三个旅团，会同原来已在晋南的33、36、37、41师团，还有野战重炮第2旅团、骑兵第4旅团、山炮、化学及空降部队等，以及所谓“大汉义军”等部伪军，要一举拿下中条山。　　日寇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疑兵计”，1941年4月中旬开始，每天南运渡河器材，扬言要渡黄河，进攻西安。4月20日，日寇控制的同蒲铁路停止客运，专供军用，每天由临汾、侯马开出两三列满载日军、渡河器材、铁舟的列车，到风陵渡卸车。夜深人静，又原车开回。如此循环一个多星期。　　5月7日下午，战役全线陆续打响。日军分东、西、北三路，实施现代化立体攻击，不仅飞机轮番轰炸、大炮连续轰击，还频频施放毒气。日机覆盖整个战场，连一辆马车、一艘渡船也不能幸存；而中国守军不仅没有飞机助战，甚至没有对空射击武器，只能挺着挨炸。歌中唱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但是磨砖合缝的城墙都被敌军重武器摧毁，何况血肉之躯！　　中国俗话说：“绳子断在最细处。”日军摸清了中方的虚实，看准了防御的短板，选择中方的结合部及薄弱环节撕开缺口后，大军蜂拥而入，穿插分割，以黄河各渡口为先期攻占目标。日军事先潜伏的便衣队攻击我军各级指挥部，破坏通讯设施，战区长官部、集团军部与各军各师都失去联络。部队只能各自为战，被敌各个击破，最后只得分散拼死突围。战役打响的第二天，5月8日19时，日寇南进快速部队在伞兵配合下攻占垣曲，封锁了渡口，将中条山我军防线分隔成两半。12日，战役打响的第七天，日寇完成对我军的包围，占领黄河北岸垣曲东、西各渡口，切断了我军补给线及南渡退路。随后在整个中条山战区进行梳篦式反复扫荡，以全歼我军有生力量。晋南会战垣曲战场作战经过示意图。红色标记和文字为中国军队，蓝色标记和文字为日本军队。此图根据山西省垣曲县政协主编《垣曲战场实录》（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的示意图修订。　　横垣大道（由山西绛县横水镇，经横岭关至黄河北岸的垣曲县）是日军重点进攻地段，集中了三万余重兵。大道西侧，由高桂滋17军防守；东侧，由晋军赵世铃43军、及战役打响前刚由黄河南岸陆续调来、正接43军左翼防务的蒋介石嫡系94师防守。5月7日下午4时，日军同时攻击横垣大道东西两侧。至5月8日凌晨2时，突破43军贾家山阵地，9时，敌攻陷望仙庄。另一股敌人南进至横垣大道旁的王茅，对正坚守阵地的高桂滋17军的右后侧构成威胁。刚调来的94师立足未稳就受到敌人攻击，8日凌晨其左家湾阵地也被日寇攻占，随后被敌迂回包围，混战至11日，师长刘明夏被俘，残部分头突围南渡黄河。　　至6月10日，战役结束。　　此役惨败，社会反应强烈，指挥官卫立煌后被撤职。 17军转移中与日寇激战　　中条山战役打响后的17军战报，今天读来仍觉硝烟扑面，枪炮震天—— 　　1941年5月7日下午，敌军向17军84师防线全线猛烈炮击，一直到晚上也未停止。8日拂晓，两千余名日寇在七八门炮、20余辆坦克掩护下，进攻84师的250团阵地。我军凭借坚固工事奋勇抵抗，并以集束手榴弹炸毁敌坦克一辆。敌伤亡惨重，至上午11时溃退。　　这天上午10时，敌寇也向84师251团阵地轰击；又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向252团路家沟北山阵地进犯，未能得手，至晚21时溃退，我歼灭敌兵百余名。　　高桂滋的部队守住了防线。凤凰卫视2009年8月17日在《凤凰大视野》推出“中条山之战”系列节目，再现了这场惨烈的血战。但是百密一疏，称“开战后，在日军猛烈攻击下，43军和17军很快招架不住，仓皇后撤，被日军撕开了中条山防御的口子”。　　查有关资料，“17军很快招架不住，仓皇后撤”与史实不符。当时的真实情况是：8日凌晨，右翼友军94师左家湾阵地被敌突破，日寇向84师防线右后侧涧底村、皋落镇直插，致使84师腹背受敌。高桂滋命预备队新2师进入西坡、石头圪垛（现名长直镇）第二线阵地，84师的野战补充团在其右前方阻敌西进，激战甚烈，入夜仍成胶着状态。　　8日13时，友军94师溃退，高桂滋的部队处境更加艰危；15时，高桂滋指挥的新2师，向西延伸，衔接野战补充团阵地，与敌人激战，掩护已接到上级转移命令的军部。　　但是，8日凌晨2时就攻陷了友军43军贾家山的日寇，直插横垣大道之王茅镇，到黄昏时，新2师也腹背受敌。高桂滋当即命该师向西转移，与野战补充团共同阻止由朱家庄西来之敌。　　17军右翼之敌突入垣曲，左翼之敌侵入架桑、马村，这样，17军被日寇包围了！9日拂晓，高桂滋接到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命令：17军转移至夏县皋落大道南侧山地，继续战斗，但这时战况已经极为混乱，各团与军、师部失去联络。84师的野战补充团行至歪头山，被敌追上，激战一直到深夜。　　9日晨到10日拂晓，17军向西转移的新2师三次被日寇包围，又三次突围，损失一千余人，师长高增级负伤，副师长赵奎阁被俘，最后化整为零，或藏匿深山，或南渡黄河。这个师的第四团一营在殷家庄被围，拒绝投降，10日21时拼死突围，11日8时再次被围于柴家圪垛。至6月10日中条山战役结束后，营长胡成铎仍率领收集的残兵三、四百人，在山中袭扰日寇，伺机渡河归队。没有军长的部队　　10日，日寇以20余门炮、三架飞机轮番向高桂滋的主力84师阵地全线进攻。11日拂晓，84师252团在余家山以南地区与敌千余名激战终日，晚23时转进至金圪垛、前后焦之线，激战四小时，冲出第一道封锁线；251团和带有四门炮的一千五六百敌寇激战，到中午伤亡惨重，便向闻喜方向冲出重围；250团与由架桑北上千余名敌寇激战终日，午夜4时也冲出了封锁线；野战补充团在横皋大道南之焦家沟，被二千余敌人包围，上午11时，团长艾雅春向敌猛冲，中弹牺牲；团副杨世伟颈部及手部也受了炮伤，率领残兵冲出重围。　　84师各团总算都冲出第一道封锁线，但军部却下落不明，高桂滋杳无消息。部队只能自行判断军情、决定对策。几位团长开会决定，部队由闻喜县东北突过铁路，经新绛县过汾河，向阎锡山二战区驻地吉县方向突围。但是到了下马关庄，又被日军骑兵及机械化快速部队追上。84师抵抗一天，得到老百姓送水送饭大力支持，并掘开河堤放水淹敌，他们乘夜撤离战场，由泥峪口西渡黄河，奉令开赴河南新安整训后，担任黄河河防。　　高桂滋的儿子高斌告诉我，抗战胜利后，四位陕籍高级将领高桂滋、孫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均被蒋介石架空或免职，高桂滋赋闲在家时，饭桌上数次提到下马关庄百姓对84师的支持，感慨万分。他说，一待时局平静，就要去那里慰问百姓，但这个愿望终究未曾实现。　　17军残部等来了担负护卫军部的特务营（即警卫营）突出重围，但一问营长齐天然，原来已跟军部失散，他也不知军长下落，官兵们顿时都急了。高桂滋17军有个“猛进剧团”，中尉团长是投笔从戎的原西安易俗社著名小生刘清华，演出多是弘扬爱国情怀、民族气节的剧目，如《苏武牧羊》、《民族魂》等等。这时，他们派遣剧团的少年演员化装成拾粪小孩，重回日寇攻占的地区寻找高军长，没打听到军长的下落，只是弄清了他未曾被俘。　　战斗最紧张的时刻，高桂滋在何处呢？是不是像那位冒牌“代军长”马兆麟所说，是“决定去后方休养”、“带着副官和秘书一起走了”呢？没有部队的军长　　当右翼友军被日寇突破，驻扎在柴家圪垛的17军军部右侧后受到敌人直接威胁，上级命令向西南转移至第五集团军总部驻地马村。5月8日，高桂滋率军部转移，当晚驻马村以北15华里的架桑村。5月9日晨四时，第五集团军总部派参谋赶来通知高桂滋，日军已逼近，正在攻击马村。　　部下打散、失去联络的高桂滋决定率军部向北寻找自己部队的主力。北行途中，日军已占马村，向高桂滋所率军部人员炮击并追击。间不容发，军特务营营长齐天然率部抵抗追兵，以寡敌众，掩护军部北撤，在血战中特务营损失了二百余人，也在这时与军部失散。　　高桂滋率军部北行至南沟，七架敌机前来轰炸，军需处军粮驮子及随军家属损失最重，人仰马翻，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未受伤的人也溅了满身血迹和掺血的面粉。　　高桂滋等人走到西大山，南、东及北面枪声密集。军部残余人员已无部队护卫，只有向西边大山攀登才可能有生路，于是连同随行难民，潮水般向西山涌去。突然，山上几挺日本歪把子轻机枪扫射下来，高桂滋听枪声判断西边也是日寇，已被四面合围，只好让大家都弃马钻入密林之中躲藏。其实这是误会：西山上是他的84师250团，所用机枪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团长艾捷三误认为涌过来的军人和民众是日军化装的便衣队，下令开火——当年战场上的混乱局面可见一斑！　　高在密林中看见追过来的日军向西山整天攻击，直到深夜，还有日军一千余人由高桂滋藏身之处经过，皮鞋声清晰可闻。 “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10日清晨，饿得前胸贴后背的高桂滋决定回南沟找吃食再做打算。刚刚抵达，日军又由西边搜索回来。高桂滋等人高一脚低一脚地向东南方的河西村撤退，刚到那儿，日军就四面包围上来。高桂滋及军部数人隐藏在村南小沟里，眼看拉网搜索的日军逼近了！他向中尉随从副官范国清要过手枪，准备自杀殉国。没想到命不该绝：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日军没发现踪迹，撤走了。他们才进入村中烤衣、休息。　　此后数天，日寇不时前来搜索，并驻扎在河西村，高桂滋等人分散躲藏，在山中小土窑碰到84师副师长高建白及17军秘书长韩一帆；5月14日，高桂滋又和17军副军长刘礽祺、军参谋长金崇印、副官处长王秀泉等人会于金圪垛。　　东躲西藏中，金崇印和王秀泉两人熬不住了，向高桂滋进言“另谋出路”。金崇印说：“目前我军主力存亡不明，日寇正包围搜山，情况危急，很难脱险。即使脱险回去，委员长对你早有宿怨，能饶恕你吗？军座北伐时和汪精卫有过交往，如果军座不愿直接和汪接洽，北平伪政权中有我的同学可代为牵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军座应审时度势作出决定。”高桂滋一听，勃然大怒：“这次失败，责任不在我，责任在左、右翼友军的防线被突破，曾（万钟）司令完全知道。我相信我军主力不会被敌人全歼。北伐时我和汪精卫是有过交往，当时他是国民政府领袖，现在他是日本的奴才、汉奸，而我是堂堂的中国抗日部队的军长，我能投奔他？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次能脱险回去就好，再跟鬼子干，否则我就自杀为国尽忠！” 　　金、王见军长雷霆震怒，胆颤心惊，吓得当即逃走了。　　5月15日晚，高桂滋等人由北大坡又进了金圪垛村，烧水做饭之际，日寇又来包围搜捕，大家再次分散隐藏。高桂滋和副军长刘礽祺、军秘书长韩一帆、军医汤中甫、军需王子衡及副官范国清等人趁夜幕逃脱，韩、范两人化装进入石头圪垛，找到乡民郑忠义相助，安排高桂滋等人隐藏在这里的一座天主教堂内。山西垣曲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高中民告诉高桂滋的儿子高斌：当年军队被打散后，日寇到处搜捕，高桂滋被村民引到这个天主教堂掩藏了几天。终于虎口脱险　　17军残部陆续脱险后，特务营长齐天然又率领便衣队20人，穿上伪军军服，重新进入中条山沦陷区寻找军长。他们看到日军张贴的布告，悬赏十万元搜捕高桂滋，不由得暗自高兴：军长并未落到敌人手里！　　便衣队发现有位17军伙夫的遗体体型高大，很像高军长，就将其掩埋，用弹药箱做了一个墓碑，写上“陆军第17军中将军长高桂滋之墓”，好迷惑日本人放弃搜捕。日军发现这个墓碑，果然扒开该墓验证，日军这时也掳获高桂滋的坐骑、公事包、私章等物，终于确信高桂滋已经战死。1941年5月20日敌伪天津《庸报》载：“据俘虏声称，第17军高桂滋，据云在垣曲西北方地区战死。高桂滋军长为陕西定边人，讲武堂出身，年50岁。又新编第二师副师长成为俘虏。因第84师四散，失去高军长之第17军，似完全溃灭之。” 　　高桂滋治军相当严，很重视军民关系。他在中条山驻防期间，修桥铺路、赈灾救贫，助民收割，战争间隙，还和老百姓搞军民联欢，在民众中口碑甚好，所以在劫难中，得到众多百姓相助。医官汤中甫及军需王子衡联络了乡民郭金声，将高等人藏在郭家中；日军放松搜捕之后，他们又将高桂滋化装成伪军头目的老太爷，送出了日军封锁区，于6月10日抵达吉县克难坡（原名南村坡，阎锡山二战区总部所在地）。　　高桂滋离开郭家后，日寇还是发现了踪迹，放火烧了郭金声的房屋，还吊打了郭金声的母亲。高桂滋后来要其在天津的亲戚给郭金声汇了些钱重新盖房。　　84师副师长高建白5月15日夜负伤，辗转向北突围。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多位乡民的名字，他说，靠他们照顾掩护，才于5月20日和来寻找军长的特务营长齐天然相遇。6月10日，他也到达克难坡，和军长重逢，悲喜交集。高桂滋再次指责金崇印、王秀泉二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表现不好”。高建白一行5月底突围到达郝庄时，得知金、王二人都在郝庄西边一个小村隐蔽，便派人邀他们一同去找部队，两人都不愿走，最后被日军俘虏。（有资料称金于1941年9月在山西阵亡，此说不确，金崇印后被关在日军设在北平清华大学里的战俘管理所。）　　6月10日，高桂滋在阎锡山总部给蒋介石、何应钦发电报告：“职及副军长刘礽祺和副师长高建白，由敌区冲围出险，本日抵克难坡，谒阎长官后，即转陕赴洛。所部师建补各团及直属部队之一部，已余准渡河整顿，新二师残部正陆续收容中。详情俟后到陕续呈。” 　　这一仗，17军参战官兵11675人，共伤亡2663人，失踪3408人。更多将士流尽最后一滴血　　高桂滋、高建白等人幸运脱险了，无数将士却在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1年5月9日，第80军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牺牲。王竣是陕西蒲城人，1924年冬考入黄埔军校。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率部担任黄河防务，同日军作战。1940年春，奉命率部进驻中条山。　　5月13日，第3军军长唐淮源在中条山战役中率部与日军浴血厮杀，战至弹尽援绝，于大雨中在尖山山顶自戕殉国，时年57岁。唐是云南江川人，云南讲武堂毕业。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卢沟桥事变后，参加高碑店、易水、涞源、保定等地作战，并在娘子关战役中与日军鏖战，战功卓著。1939年，晋升为第3军军长。　　壮烈殉国的还有第3军第12师师长寸性奇。寸是云南腾冲人，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3军12师第34旅旅长，不久升任12师师长，奉命调守中条山，坚持4年之久。前34师师长公秉藩在回忆录中写道：5月11日夜，寸性奇师长突围中与日军战于胡家岭，寸师长及杨副师长负伤。5月13日，12师先头部队已越过胡家峪隘口，但师部于拂晓时被敌重兵包围，寸性奇师长第二次受伤，腿被炸断。“寸师长嘱部下勿因自己而致军队于绝境，以稷王山为目标，向西突围”。身中八弹的寸师长殉国于该地，但第三军残部终于突围抵达稷王山，又渡过了汾河。　　梁希贤，陆军第22师少将副师长，陕西同官人。梁率部在夏县泗交至望原一线节节抵抗，出生入死十余次。5月9日，退到台寨村继续抗击日军。梁见全师伤亡殆尽，遂投黄河殉国。　　陈文杞，陆军第24师少将参谋长，福建莆田人。5月9日下午，该师余部转移至台寨村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最危急的时刻，陈振臂大呼：“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率余部与敌厮杀，壮烈牺牲。　　以上仅列举了几位将官，更多的军人英勇战死，或者在弹尽粮绝之后不甘被俘，藏匿于深山老林中，宁愿饿死。他们表现了中华民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　　“胜败乃兵家常事”——中国人都知道这句俗话，但是中国人又常常以胜败论英雄。中条山战败成为一颗难咽的苦果，致使在丛山峻岭中挺立和倒下的十多万将士也湮没无闻。今天，我们在讴歌立下丰功伟绩的英雄的同时，也应该铭记他们——这些未能完成使命，却虽败犹荣，无愧于民族、无愧于历史的军人。　　（高桂滋将军的儿子高斌先生等人提供图片和部分资料，谨此鸣谢） 1951年西北军政委委员会彭德怀、习仲勋等成员合影，左一为高桂滋。注释：　　《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9日登载了一篇图文并茂的长篇造假专访《中条山战役17军代军长马兆麟：团长走了我接任团长，军长走了我接任军长》。风行一时，数年来在主要门户网站上流传，也一直受到读者揭露、质疑。中条山战役中真正的17军军长高桂滋中将的儿子和女儿，多次写信、打电话给《南方都市报》，指出此篇专访中的主人公马兆麟纯属忽悠，自述事迹与史实相去甚远。《南方都市报》先不置一词，后拒绝认错，其律师肖女士“最后答覆”称：“无法对此作出公开的赔礼道歉或者更正”。　　为了还原史实，去伪存真，高桂滋的女儿、陕西退休干部、杨虎城将军社会福利会副会长高士洁，专程自费前往甘肃，拜访马兆麟当面调查；还约见此篇报道的撰稿者、该报前特派记者王鹏深入了解，继续向《南方都市报》反映。　　我得知這一情況后，将他们的揭露信件，请一位与《南方都市报》编辑熟悉的旅美学者帮忙，转交给报社有关负责人。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的揭露终于引起了《南方都市报》领导的重视，在事过四年后，派出首席记者韩福东重新调查。　　韩福东后来记叙说：他在一周多内，在西安与高士洁就疑点问题做了沟通，也让当时参与报道记者还原采访场景，并先后两次前往马兆麟家与其核实相关历史事实，还采访了村里及镇上当年的知情人。在甘肃省靖远县公安局档案室，查阅了一整天的相关档案。最后确认：自称“当过营长，在中条山战役中火线接任团长、17军军长”的马兆麟，虽然在中条山一带参加过抗日战斗，但并非高桂滋的17军，并没有参加过1941年5月的抗战史上特称的“中条山战役”。而且——他那时只是个连长。　　又过了几个月，《南方都市报》终于刊出了署名为“首席记者韩福东”的一篇《“抗战老兵”报道“马兆麟”一文再调查》（明镜网于11月26日转载）。　　这篇“再调查”勘误，一句也没有提到《南都》的记者责任、编辑责任、审查责任，而且，最后见报时，首席记者韩福东原稿中致歉的语句也被删除了。　　不能正视历史，不能正视自己错误的，看来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