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危险三角：谁将主宰中美台的关系
九六年元月二十六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世界最大的美国奥
尼兹号航空母舰已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穿过台湾海峡，到达香港。在此之前几天，
该报有意识地报道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从北京高层带回来的信息”：中共
已做好准备将在台湾总统大选后，对台实施有限度地攻击。同时，美日驻大陆武官
同行刺探南海舰队的军情，并被抓获、驱逐(美军终于获得了情报)。美国几家大报
随刊文向美政府请命：派出航空母舰驶往台海，阻止中共的威胁！美军真的、立即
地这么做了----这实质上是中美台战略关系的又一个聚变。
后冷战时代：中共与美国对抗
早在四十年代，美国远东军区司令麦克阿瑟就说：如果我们丢掉南韩和台湾那
么美国的西部防线就是California、Oregon 和Washington！九二年,东欧苏联解体
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森上将在夏威夷的军事会议上，明确指出：亚洲在今后
二十年内将发生战争，而那里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此，美国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亚
洲的军备，即使以“裁军总统”著称的克林顿上台，大量裁减世界各地的军备的情
况下，亚洲军备不但没削减，反而在卫星侦察、情报搜集、海底监测等方面得到加
强。
而冷战后的今天，美国与中国大陆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及人权观念的仍然存
在根本差异，及关贸和智财权等国家利益的冲突。冷战时期蒙在两国关系上互为利
用的战略关系上的灰尘，被拂去之后，实质上另一个类似另一种冷战的新型对抗，
又显现出来。其特色为：单层面的政治对抗和多层面的经贸、文化交往竞争与并存
的合作互利等复杂关系。而台湾推动的“务实外交”，是这种迟早要发生冲突的不
稳定关系的一个契机，终于使双方关系一落千丈。台海重现危机，又出现冷战的味
道。
模糊状态：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
如果台海进一步爆发战争，美国会不会涉入太深？会不会围堵中共、甚至与中
共武力相向呢？没人能作出回答，诚如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九五年八月
十九日所说：“因为克林顿总统也不知道，而《与台湾关系法》也并未规定美国要
采取何种行动”。而这话到了一些情况出现后，即九六年元月二十六日，美国太平
洋军区海军上将普鲁赫就变更为：已拟妥了为因应不同状况而建议总统裁决的各种
应变方案--
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罗德宣称：美国将主要维持与中共的“接触”
和“介入”关系。原哈佛大学教授，现任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 奈伊(J.Nye) ，在
《外交关系》 (Foreign Affairs) 八月号上，撰文《深刻介入的案例》(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指出：美国的“介入”有两个层次，一是和解友善的接触，
二是“和平演变” 。显然，国务院、基辛格和罗德、布什，依然主张沿用“尼-基
战略”对付中共，只不过他们的言行也同样是采用基辛格《外交》中的“外交词令”
而已。
而在人们听到当政者信誓旦旦地强调：“一个中国政策”时，不能不想起，就
正美国总统宣布允许国府李登辉总统“私人访问”的前一天，举国上下的官僚们也
同样信誓旦旦地强调：不会允许他来！
对这一点，深悉美国政治运作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说：“美国总统听美国
国会的，美国国会听美国传媒的”。这也许是到目前为止最贴切的答案。
围堵中共：美国传媒甚嚣尘上
那么我们看一看美国主要传媒的近期的态度。美国影响最大的政论杂志《时代
周刊》(WEEKLY TIMES)7月31日，刊载著名评论家克瑞萨默(C.Krauthammer)的专题：
《我们为什么必须围堵中国？》，他举出四点理由：一、现今中共已没有了苏联时
代意识形态理想，没有那种集团式的附属势力，只是纯粹的伪马列主义的赤裸裸的
权力独裁体系；二、十九世纪的德、日就是因为兴起的太快、太强又没有围堵它的
政策，才造成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三、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败，维也纳会议吸取
教训，建构了个围堵法国的联盟，才带来欧洲百年和平；四、目前的中共迅速扩充
军力、在南沙侵略、恶劣的人权记录、非法出售导弹技术等已证明他的侵略本性，
若不堵截将成浩劫。实质上这代表了美国部分人的看法。
8月3日影响深远的《远东经济评论》封面故事《轻柔漫游(Tripping Soft)》，
认为东南亚国家早已达成围堵中国的共识，只是没有统一战略，美国必须联合他们
对中共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围堵政策，包括政治接触经济拉拢来进行和平演变。
8月7日美国几大报纸之一的《洛杉矶时报》著名中国问题记者占姆曼(J.Mann)报道：
中共不要美国在亚洲作“东方救世主”，认为美军“介入(engagement)”已不再是
一支中性力量，它干涉中国的内政。他认为中共升高从亚洲逐出美国势力的作法，
并把东亚东南亚纳入自己势力范围，势必引起东亚、东南亚及美国与之对抗，真的
重返旧时的围堵政策，那美国重返苏比克湾和进入金兰湾也是必然的事。同时美国
《华尔街日报》8月7日发表评论家梅隆(George Melloan)文章《现在不是对亚洲举
棋不定的时候》认为围堵中共刻不容缓。在同期的社论《第七舰队在哪里？》，甚
至建议美国立即出动航空母舰，赶往中共正在演习的东海“阻止他(prevent him)”，
以显示美国势力在亚洲的存在。并发出要求回复到“五十年代对中共全面围堵”的
呼吁------事实上，九五年底美军真的这么试行了。
围堵战略：美国传统的冷战法宝
“围堵战略(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在美国并不是新名词，它是典型
的冷战时代产物，这一战略的首创者为乔治.肯南(G.Kennan)，1950-1953年韩战期
间，由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以68号(NSC-68)决议案通过，首先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
营实施围堵战略，再由杜鲁门政府大力强化；艾森豪~杜勒斯在其《新视野》 (New
Look,1953-1961)进一步将“围堵战略”与大规模核武毁灭相结合，形成全面冷战；
继之以甘奈迪~杰克孙的“弹性反应”战略(1962~1969)，使冷战由军事对抗深入到
社会、 经济、文化的各方面；于是产生了尼克松~基辛格的冷战分化战略，“权力
均衡(Balance Of Power)””一词是中美新型关系的奠基人之一基辛格博士在其著
名的《外交》(The Diplomacy) 中提出的，形成强于美国以往任何一种战略的“尼
克松--基辛格模式”，这就是寻求与对手之间妥协的“权力平衡”。实事上，它成
功地分化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以“接触”的形式与次要敌人中共寻求共
同利益，形成统一战线，并对其进行无形的“和平演变”。而对主要敌人苏联则集
中围堵，平衡了东、西方阵营对比，使对手自我瓦解并最终达到冷战胜利，一直维
持到苏联的全面瓦解。而这正是世界兵家战略老祖宗孙子的“远交近功”。
今天，不仅传媒的鼓噪要对中共故技重施，美国政界部分精英和智囊们也在策
划新冷战围堵战略。 在美国主要智库之一的哈佛大学， 亨庭顿教授 (Samnel
Huntington) ，在其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中主张：美国应联合其它西方文明长国
家，“抗衡(Contend With)”儒家、回教文明。最近他又立专论建议：美国联合日
本、越南、印尼、甚至俄国、印度，“对抗(Resist)”中共的扩张和霸权。最近，
加州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切尔(Dana Rohrabacher) 又在英文报纸《亚 洲华尔街日
报》刊文主张：在中共还没有完成围堵亚洲国家之前，美国应先联合东协等国家，
先围堵中共。
约翰牛：见血眼红的倔强怪兽
九五年三月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上，前美国国防部助理国
防部长、著名军事经济学家、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吴元黎教授，谈及美国
是否会对中共围堵时说：“不要以为美国在围堵中国，也不要以为美国不会围堵中
国”，主要看中共自己行为的性质，只有到了战争发生的非常时期才会制定一套周
密的战略计划，并立即实施。在战争暴发前的和平年代，美国则没有预定战略。
从美国对外战争的历史上看，实事也是如此。1950年中共抗美援朝，原来美国
奉行的“重点防御”战略，一下子变成“亚洲岛链防线”的围堵战略，由“无意在
台建立军事基地”变成“有在台彭及其附近为其防御所需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
的权力”，并与台湾缔结《中美协防条约》，使当时摇摇欲坠、不堪一击的台湾从
此稳定下来。 1951年5月，当韩战陷入僵持阶段，有可能近一步扩大时，美国国安
会第48之5号决议案规定：当中国扩大韩战战场及其他处(如台湾、东南亚----笔者
注)，美国将考虑运用台湾部队，对大陆沿岸实施封锁，而此前美国一再拒绝台湾。
1954年9月中共忽然炮击金门， 第二年二月，美国就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1955年初中共解放一江山、 大小陈岛。1955年3月16日，当美国记者问：如果亚洲
战争继续扩大美国是否会动用原子弹？当时艾森豪总统用低沉的声音说：YES.
在七十年代冷战时期，苏联在美国后院古巴部署核武，美国甚至不惜暴发核战，
毅然下令美军拦截苏舰“实施强检”，这就是那场令世界颤栗的“古巴核武危机”，
而退缩的却是苏联。至于越南战争，由于中、苏并没有公开地直接参战，没刺激起
美国人的“牛性” ， 且那里也“并非美国的切身利益所在”，因而美国实行的是
“有限战争(limited war) ”战略，并不打算全力以扑，结果进退两难，付出死伤
五万多人的代价匆匆撤退。 不过， 美国至今仍不承认那是军事失败，而只认为是
“策略失误”。1994年10月，北韩与美国再次因核电陷入危机，美国一方面准备用
巡航导弹催毁北韩的核设施，一面派出小鹰号航空母舰开进东海，向北韩的背后靠
山：中共示威，并与中共核潜艇发生长时间对持，而最终退缩的，也是中共。
真正危险：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
8月27日发行的《纽约时报.杂志》刊载著名记者纪思道(Nicholos D.Kristof)，
撰写的《真正的中国威胁》一文指出：现在威胁亚洲安全的真正敌人，并不是中共
迅速扩张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而是被偏激、仇外舆论扇动起来的“狭隘的民族
主义”。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却盲目自大，僵死强硬，逆世界潮流而动，极其危
险，他们会不计后果地发动战争，美国应提前做出应付准备。
前不久因访问国府李登辉总统引出：“李登辉不再坚持在国际场合会见江泽民”
新闻风波的，《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傅里曼(Thomas Friedman)9月13日在美国
纽约“外交关系协会”演讲时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三大威胁：第一是来自赫姆斯参
议员这样的以“反北京”为阵线的国会议员，他们影响巨大；第二是纯粹无知的一
般民众，他们对中国近代史历史毫无常识，容易被利用又极其危险；第三是遍布全
国各地的“职业游说团体”，他们的钱无所不能。显然，傅里曼所说的三大威胁是
客观存在的，它正与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一样威胁着国际和平，使中美关系由
文化的差异、政治误解一步步走上僵硬对抗的恶性循环。
这种现象在影响巨大的《纽约时报》表现得最为典型。自六月份中美交恶之初，
该报开始只是客观地报道一连串的坏消息，并期望能有改善。但当中共扣压了美籍
华人吴弘达，开始在台湾附近试射飞弹时，8月7日它发表社论《中国问题：好话说
尽，效果不章》，评击中共无视华府的求全苦心，建议美国不能再让步，认为大陆
与台湾之间经济文化水平的差距，今后可能会更大、问题更多，美国将不得不涉入
更深。而到8月10日，中共宣布将进行第二波演习时，它的态度更趋强硬，8月22日
发出专题评论《恫吓台湾(Bullying Taiwan) 》，认为中共继续地军事挑衅，将迫
使美国改变在亚洲的立场，并质疑“一个中国政策”。在中共对数千名欲往北京参
加世妇会的代表拒发签证后， 更引起它的反感，8月26日该报著名专栏评论家克劳
塞(Barbara Crossete)，发表题为《民族孤立主义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祸源》长文，
指责中共在亚洲扩张，象鹰犬一样在联合国寻找胆敢与台湾和西藏交往的国家，恃
强凌弱，为所欲为，以前苏联干的坏事都由中共取代。他忧心世界又迈入新的冷战
期，呼吁亚洲与西方国家联合围堵中共。
在九五年中美关系最恶劣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长， 乔治亚洲共和党金瑞契
(Newt Cingrich) 甚至公开要求承认“台湾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虽然当
基辛格从北京打电话来，告诉他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时，他很快改口。但，这也代
表了美国的另一个极端。目前，如果中美这种恶性循环的危险对抗趋势，不能迅速
从根本上有效竭止，世界上两个最大和最有潜力的国家，必然重新迈入另一轮冷战
的对抗老路，甚至因一方失去理智而引发“爆炸性的(邓小平语)”热战，并必然伴
生出毁灭性的“核武恐怖”。使世界以至人类和平、发展、现代化成为泡影。我们
研究所多次从各方面揭露中美双方关系的危险苗头，唯一的希望也就在于使中美领
袖之间认知对方的真实底线，以便能够有效地避免此劫。
知识落后：战争与蒙昧的根源
最近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主席徐泽荣博士撰文 (见香港《明报月刊》九五年
八月号) ，点名批评笔者在《亚洲均势：中美台的战略关系》一文中认为“美国有
可能武力介入台海事务”的观点，表示：“解放军不怕美军干预”。他依据的根据
竟是五十年代志愿军战平美军的一本《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而这结论竟建
议于对早已脱胎换骨的今日美军守株待兔。若徐先生再看几本香港流行的武侠小说，
必将认定“黑老大”的飞镖定能力克美军巡航导弹！徐引证说：“亚洲的霸权应让
予中共！”至于为什么谋求霸权而不是和平呢？徐没说----只是，晚清时期倭仁、
翁同苏和李鸿缲等“清流党人”这样策动愚蠢无知的慈嬉太后向“万国宣战”时，
声音更洪亮些。但八国联军还没攻到北京，还没烧毁颐和园前，他们就先逃到遥远
的西安去了，后来还写好“倾中华之全力，讨汝等之欢心”卖国求荣的降书......
徐先生认定李登辉身边有一批“行为主义者”，“某些留美学者”就象德国注
重科学、数据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次大战中，逃亡美国的“科学行为主义者”一样，
“把美国引入了歧途”。他誓言要对李登辉“清君侧”。
其实徐先生引出的那篇论文，是笔者九四年十月在洛杉矶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上的发言稿， 若不是徐先生提示， 至今我还不知道已经出书，更不知道已由台北
《中国大陆》社出版。笔者供职的中华发展战略研究所是美国注册的民间学术机构，
类似于洛杉矶的“蓝德公司”，与台北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实事上，徐先生只引用
了笔者两个层面问题中的一个，同时没有指出拙文中的，美国可能军事介入的前提
是：“中共真正的军事膨胀，毫无正当借口就突然袭击台湾、南沙，那世界面临的
将是又一个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
而在另一个层面问题上笔者指出：“但如果台湾的政客们竟然愚蠢到，不顾一
切盲目自大，宣布台独，另建国家，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对十二亿愤
怒(mad of wild)的中国人产生威慑，反而被它彻底吓倒，只能袖手旁观听天由命，
任中共在国际谴责下吞并台湾”----徐先生说：有一部分是精采的！
作为中国人和知识分子，更应该知道如何正确地爱护自己的祖国，更应该勇敢
地站出来唤醒国人认识自身，认识现代世界，促进和平与文明进步。劝徐博士不要
仅仅会沉醉于香港功成名就的安逸小康，也该再努力多看些例如著名战略家托佛勒
夫妇(《第三次浪潮》和《未来冲击》作者Alvin and Heidi Toffler)的名著《War
and Anti-War》，或许梦醒：今日民族之间的竞争，早已从农业社会的“体力战争”，
演化到第一、二次大战时期“机械战争”，而进一步演化到现在和未来的“知识战
争”。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的输赢，取决其人民的文化教育和知识积累与普及，取
决于真实的建设，不是破坏。更不是如晚清朝廷清流的徐先生们，从一个自鄙的
极端，走向另一个盲目膨胀、自大的极端，甚至助纣为虐，把国家推向与现代世界
对立的原始、野蛮霸权战争的灾难深渊。
Jan-25-96. NY.
本文发表于1996.7香港《前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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