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下一个目标：金融危机威胁中国
——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步履畏艰
中国大陆三月份的人大、政协两会宣布：以朱熔基为首的国务院将进行由上而
下的“行政改革”, 拟把四十个部委缩减为二十九个,一口气换掉十五位部长,裁减
十一个,改组四个部委,并在今后三年内将以次推行各到各省、市、县，预计将裁减
四百万以上的“国家干部”和两千万至三千五百万左右的“正式职工”。
在朱的大力改革之际，东南亚金融危机，扩散成为东南亚韩、日等亚洲国家、
甚至俄国的经济危机，中国大陆虽有幸置身其外，但大陆经济、社会本身的问题正
逐渐爆发出来，谁也不能保证，下一个陷入危机的不是中国大陆。
共产党内部第一次“行政革命”
诚如在两会上做报告的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所言：这无异于共产党内部的“一次
革命”，是中共建政以来，在内部实行的实质性的第一次行政革命。其实这已是朱
熔基第二次施铁腕。上一次是九三年六月的宏观调控，以行政加金融手段，把过热
的经济稳定下来。经过四年的过渡，目前物价平稳、经济成长，最终验证朱熔基的
才干，也从此奠定了他党内的政治基础。
但朱熔基面临著更大的挑战。李鹏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夸耀过去的五年
的经济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各种形式“一片大好”，那么到了朱榕基会是什
么样呢？显然，未来的新政各项政绩如果低于这些发展指标就有朱的好看，但李鹏
这些数字的背后却瞒著更多的隐患：已累积三千四百亿美元的外债（包括资本项），
货物库存积压七千三百多亿美元，六成以上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八成的国企依赖
国家银行贷款过日子；私有经济的发展有限，受到公有制的严重制约，政府机构的
庞大、老迈、无效，不仅无益於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为国家背负了沉重的负担。
大陆权贵阶级膨胀到历史顶点
根据大陆《内部参考》统计,目前大陆的公务人员为三千六百万人.以平均每人
一年一万人民币的水准计算,仅公务员的财政支出就是三千六百亿人民币,几达中国
中央财政总收入四千八百余亿（九七年）的百分之八十.而且,近二年中每年还在以
六百多亿人民币的速度递增, 约吃掉了国家新增财力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虽然,许多
公务员的开支是由地方政府支出,并非全在中央总预算中立项,但羊毛总还是出在羊
身上,对整个国家财政支出都是沉重负担.
本所采用北京社科院内部资料统计, 目前的中国老百姓所负担的政府人事支出
是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时期. 中国汉朝的官民比是八千比一,唐朝是三千比一,清朝
是一千比一,而今天却是三十三比一.这些数据都明确地向中共高层表明：中国的行
政机构改革已到了非改不行的时候了.
事实上, 中共的“机构改革”已进行了不止一次.自邓小平上台,重量级人士谈
过机构改革就不下几十次,但自八二年以来,八八年,九二年,九五年总共的四次机构
改革.结果都是人越改越多,机构越改越大.
改革派上台：政治改革形势成熟
两会上, 中共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在报告中关于“机构改革方案” 时坦率承认,
「政府机构存在的诸多问题,虽经多次改革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机构设置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正是在国内和海外的改革派的多方推动下,中
共高层终于明白行政改革是当务之急.
朱熔基四十几年前就在计委工作,对计划经济的弊端了然於胸.二十几年的右派
生涯也更使他直接了解到民众在想什麽. 而近七年的副总理职位上使他也已摸熟了
中央机关的运作模式, 加之目前国际和国内政治基本稳定,改革派逐渐上台,体制内
的“政治改革”形势逐渐成熟.
十五大后,朱熔基继任总理之职已定局.去年底国务院的智囊们开始采纳中外改
革派的建言并向朱提供改革方案, 今年初最终获朱接受.随后,朱在政治局内的“碰
头会”中向七大政治局常委提出“行政改革”设想“报告书”. “朱班子”在长达
五十页的报告书中,力陈现行制度弊端,在政治局多次会议和争论后,达成共识.诚如
李鹏事后接受海外传媒采访时所说：“大气候和小气候较成熟, 环境有利时, 我们
(改革)的步子就迈得大一点”.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百日维新”？
然而, 魄力和成果并不具备必然的关联.中国历史上,商鞅、王莽、曹仓、王安
石、张居正，直到近代的康有为、当代的胡耀邦、赵紫阳，哪一个不是有铁胆有铁
腕的改革者？後世诚然受益匪浅，但骂名却也从不曾少过，尤其在当时。这种最相
似的改革运动就是“百日维新”。
一百年前的今天，正是康有为力挽狂澜对濒临危亡的大清皇朝进行“维新变法”
的日子。当时的晚清社会与今日的大陆惊人地相似，都面临著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
转形的关键时刻。康有为恰似今日之朱榕恢缓面对百孔千瘘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
进行改变“根本之法”的政治改革。其中“开制度局、各道民政局，设十二分局”
进行“官制改革”酷似今天朱榕基的“行政改革”。但这侵害到当时即得利益团体
之利益。他们攻击康有为：“意在枢密院之权归制度局，夺六部之权归十二分局，
夺督抚将军之权归各道民政局----朝论哗然。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在改革
进行到一百天之后，清朝皇权贵族势力“后台”发动的宫廷政变使那场近代史上最
有希望的改革最终被扼杀。
但今天朱的改革如果再次失败，中华民族下一世纪的历史也可能比百日维新失
败后的这一世纪更加凄惨。
艰巨挑战：朱面临改革风险和危机
本次朱熔基的机构改革，在未来三至五年内，从部级到各省、市、县的相关单
位， 丢官的“国家干部”将达四百万人，是全部国家公务员总数的12%。失业的终
身制“国家正式工人”将达两千万至三千五百万人，是全部国企职工的三分之一，
或者达一半。这些人虽然不是国家的精英，却可以确定有相当一部分是「大小权贵
的後裔、亲戚」。他们习惯了躺在国家这个大机器上受惠，「吃大锅饭」，如今一
旦面临如其他非正式工人等下等阶级的农民一样的下岗，失业，在心理上和面子上，
实际生活上都有相当时期的反抗与不能适应。一有时机，他们必然立即反击，以他
们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朱熔基往後的日子里各种危机可以预见。
当然，现在来论断朱熔基改革的成败似乎还为时太早，但当市场经济已成为世
界的主流，全世界的政府都在求新求变的今日，当曾被中国讥笑的俄罗斯也在全方
位改革走出困境并明显超越中国，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又对中国形成新的压力，
当企业对压在头上不会做事却天天要钱，要狭的「公公婆婆」深感不耐，而全中国
的工人阶级都面临了下岗竞罩滑对官员仍可捧址惰壶看报发出不平之鸣时，朱熔基
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作也无疑是得民心、符民意、且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政治民主
的直接贡献。但他在中共党内如此复杂的政体中能否成功还需拭目以待。
大陆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寸步难行
目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再恶化，更使朱榕基的改革面临严峻考验，从目前的大
陆经济、社会形势以及中共高层权力布局和政治派系来看，短期内还不会触及产权
私有、政治民主等这些敏感问题，而这些恰恰是大陆真正问题之所在，这就注定了
朱榕基的改革仍然没有逃脱中共以前历届改革的老路，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大陆真正
的根本性问题，问题的积累反而会使中国踏上东南亚和南美洲发展的老路。
朱榕基的“行政改革”象以前历次“机构精简”一样，即使把行政人员短期减
芍滑然，斗痘进行政治改革、没有法制化保障，不实行出版、言论自由，没有独立、
自由的舆论监督，政府机构还会再度膨胀、懒散低效、烂收烂罚；没有起真正监督
作用的人大、政协的民主监督，严格审核的固定预算，行政开支、公款吃喝还会毫
无限制；没有法律强制规定的各级政府教育、科技经费保证，多次被提出又总是被
遗忘的“科教兴国”只能还是一句空话。
大陆各种问题是中共长期专制多年现实积累的综合病，只要朱榕基任内无法摔
掉这些历史包袱，他就无法在任内真正完成大陆改革。也许在大陆高层彻底更新后，
全新观念的新领导层才会有真正突破。
国企改革：产权关系依然不明确
最重要的是，朱榕基政纲的头号问题：国企改革。他宣称三年内大企业将“扭
亏为盈”，中小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具体实现“政企分离”。这从目标到
过程都是不明确的。
在经济学上，大陆的国企弊端属典型的“产权关系不明确”问题，公有制度违
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直接导致企业产权关系混乱，个人贡献与所得没有
关系，使企业陷于必然管理混乱、懒散低效、贪污腐败的综合症。实践证明，世界
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营企业是真正、长期成功的。
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现代发展史无不证明“私有制”是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的
不二之法。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崩溃的“苏东波”以来，“私有化”更进一步成为全
球趋势。特别是最近几年，就连英国和日本等传统西方国家仅有的几家国企也因不
堪长期巨额亏损重负，已全部私有化，甚至传统上属于国家管理范围的监狱、市政
和公共交通也纷纷私有化，并取得惊人的收效。朱榕基不顾人类发展的这一基本规
律，将无可避免地重踏毛泽东“人为意想”之复辄。
政企分离：少数人权钱交易的私有化
大陆国企问题事实上就是“私有化”、公平合理的私有化问题，但这在大陆仍
是敏感的政治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为了绕过这一敏感问题又可以“创新”，大
陆学者们创造了各种“新名词”。现在仅仅要求“现代企业制”“政企分开”，只
要不使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真正挂钩，国企问题就远没有解决，在现在产权关系不
明确的体制下，单纯政企分开，不但无法真正刺激企业活力，反而使政府对企业原
有的监督作用彻底丧失，使企业陷入“无人监督”的混乱状况，纵容企业领导人贪
污、私分、烂权，形成不公正、不平等的“少数人权钱交易的私有化运动”。目前
国务院搞的“大型国企特派员”制度，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反而又给企业增加了一
道管理费用和行政关节。
即使朱以行政手段，使五百多家特大型国企三年内短暂地“扭亏增盈”，但仍
不能解决最终根本问题，在市场经济、私营企业的激烈竞争下，公有制的弊端必然
再次暴露出来，对这些“不健康企业”的“不惜血本”的保护、补贴稍有放松，它
们就会陷入更大的亏损。更何奈八千万家大小国企？政府的财政再雄厚都不可能长
期、巨额的填补它们的亏损！这不是三年、二年的问题，只要政府一天不正视“产
权关系”这一实质问题，大陆的国企问题就一天不会解决。
大陆不能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
按大陆国家统计局的报告： 上两个五年计划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11%，因此朱
榕基在国务院制定新发展规划：今后几年经济发展维持在8%以上。与世界各国在不
同层面的经济参数的对比，中国大陆的统计方法也是不同的，国营企业的总产值并
不是销售产值，而是生产的产品总值，包括库存、店存产品和未收款产品。到九八
年初， 全国企业的库存积压已达八兆亿人民币！这占压了大陆银行60%的贷款，拖
累了大陆国企80%的流动资金。 而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库存积压不但不能算作工
业增长值，反而应当作亏损额度，仅这一点就有双倍的误差。这还不包括各地官僚，
为“突显政绩”而谎报、虚报的连串的浮夸数字。
朱榕基的增长率预估，正是建筑在“目前的发展速度”上的假设。现实地对比
中国在至关重要的教育、科研和社会制度导致的竞争力强度，在软件上、质量上，
与先进国家的参数，以及这些在经济层面上的影响、作用，就会发现大陆在至关重
要的“发展动力”上的差距，正越来越大。而这种科技发展不足的隐患却是致命的，
如果不迅速排除这个“瓶颈制约”，那么就注定了下世纪，大陆将不可能保持现在
的发展速度。
可能重踏南美、东南亚之覆辙
中国大陆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南美洲诸国和东南亚以前的情景十分相似，
南美洲诸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七、八十年代呈两位数增长的“经济奇迹”时，世界瞩
目，当时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的评价远比当时的亚洲乐观的多，被誉为继西方之后，
在二十世纪末即将出现的另一个“世界重心”。但南美、东南亚经济与中国现在经
济类型一样，是在“人力和资金”大量投入下形成的“粗放型发展”。
在八十年代拉丁美洲与西方的“自然落差”饱和以后，由于南美洲在政治腐败、
教育落后、人才短缺、贫富分化等至关重要的“软件”上，对经济发展的必然制约，
他们原有的竞争优势在没有“科技进步”这个经济发展最终的动力支持，以及人才
短缺导致推动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丧失，致使南美经济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逐渐萎
缩，九十年代不断发生“经济灾难”，这是南美洲和东南亚和大陆的共症。
上一世纪中国历经战争ⅱ动乱的百年磨难，沦落为“第三世界国家”，那么今
天中国如果不解决根本性的“国民素质”问题，彻底进行政治、教育改革，仍然可
能会重踏南美、东南亚之覆辙，再次远离世界重心。而教育科技、发展需要的是一
个长期、无形投资过程，在大陆现行法制之下，显然无法得到保障。
大陆国有企业无法与西方竞争
确大陆社科院内部的统计显示：目前大陆的劳动生产率是英国的三十分之一，
是美国的三十六分之一，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德国的四十五分之一。当前大陆经
济的增长因素中，百分之七十二依赖于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只有百分之二十八依靠
技术进步，目前的投资热只是一种假象。而美国现代企业发展主要依赖于科技进步，
这成了美国经济成长的基本动力。现在华尔街成长最快的企业就是高科技产业，西
方的高科技产品利润回报率是大陆的一百多倍。凭这样的生产效率，大陆企业如何
与西方竞争呢？在九六年的大陆外贸出口中，百分之五十的出口是“加工工业”，
也就是说大陆只能赚些外资企业的“加工费”。东南亚危机暴发后，中国部分外贸
企业已经开始亏损。
目前大陆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支种⒈，根据九八年初新华社主办的《经
济参考报》批露的数字表明：大陆国企百分之七十以上已资不抵债，百分之九十八
的国企只能依靠国家银行贷款维持，并且大量呆帐、死帐又拖垮了银行系统，耽搁
了金融体制改革。九五年，全大陆工业增加值每人只有一元人民币，社科院的内部
数字显示：九六年大陆经济人均实质增加值几乎是零(被出生人口抵消)。近年来，
大陆人均生产总值，人均个人消费、人均教育经费等，这些社会发展的基本指标，
在一百五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不增反降，列入一百位以下。
软件参数：中国竞争力排名倒数第二
在九八年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联合提供的《世界竞争力报
告》，中国大陆虽然总体规模和竞争力方面的排名有所提高，但人均生产总值，人
均个人消费、人均教育经费、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基本教育普及率，文盲比
率等这些基础方面，在世界四十六国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倒数第二。这就是大陆一
直忽视国民教育、推行愚民政策和听任人口素质劣质化的恶果，这成为大陆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软件障碍”。
大陆农村仍然如封闭、愚昧，罪恶的种性制横行的印度农村一样，是一潭死水。
大陆城市居民素质也不高，人才还不能自由流动，有充分机会发挥其能力。大陆国
民教育经费大约占GDP百分之三左右， 是世界上最低的少数国家之一，与非洲最贫
困的国家为伍。
每年只有百分之二的人能进入大学，相应的专业技校却只能收留百分之三的学
生，其他绝大多数人十二年的书全都白读了。诚如九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
伯特的著名论点：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已从原来的“投资--消费”再扩大的模式，
转变为“科技进步”，只有人才素质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创造，竞争力才
能提高，经济才有发展动力。
到目前为止，大陆领导人对这一点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每隔几年，被海外知识
分子的大声疾呼，惊得梦醒后，多喊一次口号，然后就一切又不了了之----
大陆农村仍处“原始农业”社会
农村的八亿农民，基本上仍然生活在千百年来一成未变的“原始农业”社会。
唯一发生变化的是，晚清后期废除“科举考试”以后，造成的灾难性的“文化断层”。
千百年来农民“金榜题名”传统梦幻破灭，现实的真正的“读书无用”，消灭了中
国社会原有的，赖以推动社会发展、广布于城乡、承传中国文化的“乡绅、士阶层”，
遗留下来的窒息的无望和一代不如一代的愚昧，恰如一片文化沙漠。即使按照大陆
公布的数字：现在没有普及小学教育的县也有百分之四十林滑每年在义务教育阶段
坠学的适龄儿童有七百万之多，其中百分之七十为女童。
现在的教育制度，把每一个从农村考入大学的毕业生，都“分配”到城市，农
村稍有文化的青年人也大量流入几座大城市，出现七、八十年代南美洲那样的，大
量贫民拥入少数大城市的“恶性城市化运动”。看看那些潮水般涌进城来的民工、
盲流，那些灰头土脸、蒙昧无知，破衣烂衫的“流动人口”，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教
育，没有城市生活的基本技能，没有礼貌、也不懂交际，甚至连一个问候的招呼都
不懂打。面对这八亿多人，真不知道中国的前途何在？
大陆三亿职工技术素质低落
中国大陆现在拥有世界最多的产业工人，总数已将近三亿，其中国有企业、集
体企业一亿四千万人，乡镇企业一亿四千万人，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二千七百万人，
这些中国的基本人力资源，素质仍然很差，目前大陆对这些工人培训、进修的专业
技术学校只有四千四百多酥滑每年毕业生只有四十五万人，而相对的现实是，年竟
有一千七百万人投入就业市场，其他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上岗前的培训，这点技工
对整个大陆产业真可谓杯水车薪。对比德国现行的职业制度：每一个工人上前必须
经至少三年的专业技术培训，相去甚远。
大陆职工素质低落的直接恶果，也就是大陆工业产品合格率不足百分之七十的
根本原因，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和合格出厂的“次品”。九六年
社科院发布的数字表明：在大陆职工中，百分之七十为初中以下学历，其中文盲和
半文盲比例达百分之十五。受过中等专业训练者不足百分之四。平均十五万职工中
才有一名高级技师。
最近，朱榕基开展的国企改革，预计将有二、三千万国企职工失业，而他们一
方面不工作，一方面将仍然依赖“国家”的补贴过活，需要的时间和金钱的“再就
业工程”，却没有一套“再回校，再培训”的完整计划。
大陆国民教育经费仍连年下滑
现在美国的大学普及率已在百分之三十七以上，西欧和日本的大学生普及率都
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义务教育普及百分之九十七，人均教育经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
例，普遍是中国大陆的三、四倍。然而，直到九七年元月十四号，大陆国家教委主
任朱开轩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仍在大声疾呼：“制止财政性国民教育经费连
年下滑的局面” -----新教育部长陈至立上任后，虽然增加了一些教育补贴和暂时
性经费等，采取了些短期操作上的举措，但长期教育政策、法制还没产生，而这才
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陆科研经费在GDP(国民生产总值) 中不增反降，近年来在
国民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零点五左右，连更穷的印度还有百分之零点九，东南亚国
家为百分之二左右，美国为百分之五，日德英法等西欧各国均在百分之三至八。
如果大陆再不雷厉风行进行彻底的所有制改革、教育改革等根本性的改革，别
说下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重心，实际上连维持中等发展中国家的局面都有困难，在
很多方面，由于世界科学技术更新的循环周期(period circle)，由原来的二十年，
缩短为十年，五年，三年，甚至现在的几个月、日新月异，而大陆的科技更新依然
缓慢如初，十几年一成不变，科技与推广与僵死的国营企业脱钩等等，与世界发展
水平可能越来越远。
总之，大陆各种问题是长期历史、多种现实积累的综合问题，这也注定了中共
的改革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斗痘可能三年、五年就可产生意想天开的奇迹。
如不发生意外，大陆的根本性改革，在朱榕基任内依然无法真正完成，只有大陆高
层彻底更新后才会出现的真正突破。但如果大陆不能尽快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中国
将注定是下一波经济危机的导火线和受害目标。
本文发表在1998.9.《北京之春》月刊。
——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步履畏艰
中国大陆三月份的人大、政协两会宣布：以朱熔基为首的国务院将进行由上而
下的“行政改革”, 拟把四十个部委缩减为二十九个,一口气换掉十五位部长,裁减
十一个,改组四个部委,并在今后三年内将以次推行各到各省、市、县，预计将裁减
四百万以上的“国家干部”和两千万至三千五百万左右的“正式职工”。
在朱的大力改革之际，东南亚金融危机，扩散成为东南亚韩、日等亚洲国家、
甚至俄国的经济危机，中国大陆虽有幸置身其外，但大陆经济、社会本身的问题正
逐渐爆发出来，谁也不能保证，下一个陷入危机的不是中国大陆。
共产党内部第一次“行政革命”
诚如在两会上做报告的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所言：这无异于共产党内部的“一次
革命”，是中共建政以来，在内部实行的实质性的第一次行政革命。其实这已是朱
熔基第二次施铁腕。上一次是九三年六月的宏观调控，以行政加金融手段，把过热
的经济稳定下来。经过四年的过渡，目前物价平稳、经济成长，最终验证朱熔基的
才干，也从此奠定了他党内的政治基础。
但朱熔基面临著更大的挑战。李鹏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夸耀过去的五年
的经济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各种形式“一片大好”，那么到了朱榕基会是什
么样呢？显然，未来的新政各项政绩如果低于这些发展指标就有朱的好看，但李鹏
这些数字的背后却瞒著更多的隐患：已累积三千四百亿美元的外债（包括资本项），
货物库存积压七千三百多亿美元，六成以上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八成的国企依赖
国家银行贷款过日子；私有经济的发展有限，受到公有制的严重制约，政府机构的
庞大、老迈、无效，不仅无益於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为国家背负了沉重的负担。
大陆权贵阶级膨胀到历史顶点
根据大陆《内部参考》统计,目前大陆的公务人员为三千六百万人.以平均每人
一年一万人民币的水准计算,仅公务员的财政支出就是三千六百亿人民币,几达中国
中央财政总收入四千八百余亿（九七年）的百分之八十.而且,近二年中每年还在以
六百多亿人民币的速度递增, 约吃掉了国家新增财力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虽然,许多
公务员的开支是由地方政府支出,并非全在中央总预算中立项,但羊毛总还是出在羊
身上,对整个国家财政支出都是沉重负担.
本所采用北京社科院内部资料统计, 目前的中国老百姓所负担的政府人事支出
是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时期. 中国汉朝的官民比是八千比一,唐朝是三千比一,清朝
是一千比一,而今天却是三十三比一.这些数据都明确地向中共高层表明：中国的行
政机构改革已到了非改不行的时候了.
事实上, 中共的“机构改革”已进行了不止一次.自邓小平上台,重量级人士谈
过机构改革就不下几十次,但自八二年以来,八八年,九二年,九五年总共的四次机构
改革.结果都是人越改越多,机构越改越大.
改革派上台：政治改革形势成熟
两会上, 中共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在报告中关于“机构改革方案” 时坦率承认,
「政府机构存在的诸多问题,虽经多次改革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机构设置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正是在国内和海外的改革派的多方推动下,中
共高层终于明白行政改革是当务之急.
朱熔基四十几年前就在计委工作,对计划经济的弊端了然於胸.二十几年的右派
生涯也更使他直接了解到民众在想什麽. 而近七年的副总理职位上使他也已摸熟了
中央机关的运作模式, 加之目前国际和国内政治基本稳定,改革派逐渐上台,体制内
的“政治改革”形势逐渐成熟.
十五大后,朱熔基继任总理之职已定局.去年底国务院的智囊们开始采纳中外改
革派的建言并向朱提供改革方案, 今年初最终获朱接受.随后,朱在政治局内的“碰
头会”中向七大政治局常委提出“行政改革”设想“报告书”. “朱班子”在长达
五十页的报告书中,力陈现行制度弊端,在政治局多次会议和争论后,达成共识.诚如
李鹏事后接受海外传媒采访时所说：“大气候和小气候较成熟, 环境有利时, 我们
(改革)的步子就迈得大一点”.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百日维新”？
然而, 魄力和成果并不具备必然的关联.中国历史上,商鞅、王莽、曹仓、王安
石、张居正，直到近代的康有为、当代的胡耀邦、赵紫阳，哪一个不是有铁胆有铁
腕的改革者？後世诚然受益匪浅，但骂名却也从不曾少过，尤其在当时。这种最相
似的改革运动就是“百日维新”。
一百年前的今天，正是康有为力挽狂澜对濒临危亡的大清皇朝进行“维新变法”
的日子。当时的晚清社会与今日的大陆惊人地相似，都面临著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
转形的关键时刻。康有为恰似今日之朱榕恢缓面对百孔千瘘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
进行改变“根本之法”的政治改革。其中“开制度局、各道民政局，设十二分局”
进行“官制改革”酷似今天朱榕基的“行政改革”。但这侵害到当时即得利益团体
之利益。他们攻击康有为：“意在枢密院之权归制度局，夺六部之权归十二分局，
夺督抚将军之权归各道民政局----朝论哗然。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在改革
进行到一百天之后，清朝皇权贵族势力“后台”发动的宫廷政变使那场近代史上最
有希望的改革最终被扼杀。
但今天朱的改革如果再次失败，中华民族下一世纪的历史也可能比百日维新失
败后的这一世纪更加凄惨。
艰巨挑战：朱面临改革风险和危机
本次朱熔基的机构改革，在未来三至五年内，从部级到各省、市、县的相关单
位， 丢官的“国家干部”将达四百万人，是全部国家公务员总数的12%。失业的终
身制“国家正式工人”将达两千万至三千五百万人，是全部国企职工的三分之一，
或者达一半。这些人虽然不是国家的精英，却可以确定有相当一部分是「大小权贵
的後裔、亲戚」。他们习惯了躺在国家这个大机器上受惠，「吃大锅饭」，如今一
旦面临如其他非正式工人等下等阶级的农民一样的下岗，失业，在心理上和面子上，
实际生活上都有相当时期的反抗与不能适应。一有时机，他们必然立即反击，以他
们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朱熔基往後的日子里各种危机可以预见。
当然，现在来论断朱熔基改革的成败似乎还为时太早，但当市场经济已成为世
界的主流，全世界的政府都在求新求变的今日，当曾被中国讥笑的俄罗斯也在全方
位改革走出困境并明显超越中国，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又对中国形成新的压力，
当企业对压在头上不会做事却天天要钱，要狭的「公公婆婆」深感不耐，而全中国
的工人阶级都面临了下岗竞罩滑对官员仍可捧址惰壶看报发出不平之鸣时，朱熔基
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作也无疑是得民心、符民意、且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政治民主
的直接贡献。但他在中共党内如此复杂的政体中能否成功还需拭目以待。
大陆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寸步难行
目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再恶化，更使朱榕基的改革面临严峻考验，从目前的大
陆经济、社会形势以及中共高层权力布局和政治派系来看，短期内还不会触及产权
私有、政治民主等这些敏感问题，而这些恰恰是大陆真正问题之所在，这就注定了
朱榕基的改革仍然没有逃脱中共以前历届改革的老路，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大陆真正
的根本性问题，问题的积累反而会使中国踏上东南亚和南美洲发展的老路。
朱榕基的“行政改革”象以前历次“机构精简”一样，即使把行政人员短期减
芍滑然，斗痘进行政治改革、没有法制化保障，不实行出版、言论自由，没有独立、
自由的舆论监督，政府机构还会再度膨胀、懒散低效、烂收烂罚；没有起真正监督
作用的人大、政协的民主监督，严格审核的固定预算，行政开支、公款吃喝还会毫
无限制；没有法律强制规定的各级政府教育、科技经费保证，多次被提出又总是被
遗忘的“科教兴国”只能还是一句空话。
大陆各种问题是中共长期专制多年现实积累的综合病，只要朱榕基任内无法摔
掉这些历史包袱，他就无法在任内真正完成大陆改革。也许在大陆高层彻底更新后，
全新观念的新领导层才会有真正突破。
国企改革：产权关系依然不明确
最重要的是，朱榕基政纲的头号问题：国企改革。他宣称三年内大企业将“扭
亏为盈”，中小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具体实现“政企分离”。这从目标到
过程都是不明确的。
在经济学上，大陆的国企弊端属典型的“产权关系不明确”问题，公有制度违
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直接导致企业产权关系混乱，个人贡献与所得没有
关系，使企业陷于必然管理混乱、懒散低效、贪污腐败的综合症。实践证明，世界
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营企业是真正、长期成功的。
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现代发展史无不证明“私有制”是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的
不二之法。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崩溃的“苏东波”以来，“私有化”更进一步成为全
球趋势。特别是最近几年，就连英国和日本等传统西方国家仅有的几家国企也因不
堪长期巨额亏损重负，已全部私有化，甚至传统上属于国家管理范围的监狱、市政
和公共交通也纷纷私有化，并取得惊人的收效。朱榕基不顾人类发展的这一基本规
律，将无可避免地重踏毛泽东“人为意想”之复辄。
政企分离：少数人权钱交易的私有化
大陆国企问题事实上就是“私有化”、公平合理的私有化问题，但这在大陆仍
是敏感的政治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为了绕过这一敏感问题又可以“创新”，大
陆学者们创造了各种“新名词”。现在仅仅要求“现代企业制”“政企分开”，只
要不使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真正挂钩，国企问题就远没有解决，在现在产权关系不
明确的体制下，单纯政企分开，不但无法真正刺激企业活力，反而使政府对企业原
有的监督作用彻底丧失，使企业陷入“无人监督”的混乱状况，纵容企业领导人贪
污、私分、烂权，形成不公正、不平等的“少数人权钱交易的私有化运动”。目前
国务院搞的“大型国企特派员”制度，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反而又给企业增加了一
道管理费用和行政关节。
即使朱以行政手段，使五百多家特大型国企三年内短暂地“扭亏增盈”，但仍
不能解决最终根本问题，在市场经济、私营企业的激烈竞争下，公有制的弊端必然
再次暴露出来，对这些“不健康企业”的“不惜血本”的保护、补贴稍有放松，它
们就会陷入更大的亏损。更何奈八千万家大小国企？政府的财政再雄厚都不可能长
期、巨额的填补它们的亏损！这不是三年、二年的问题，只要政府一天不正视“产
权关系”这一实质问题，大陆的国企问题就一天不会解决。
大陆不能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
按大陆国家统计局的报告： 上两个五年计划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11%，因此朱
榕基在国务院制定新发展规划：今后几年经济发展维持在8%以上。与世界各国在不
同层面的经济参数的对比，中国大陆的统计方法也是不同的，国营企业的总产值并
不是销售产值，而是生产的产品总值，包括库存、店存产品和未收款产品。到九八
年初， 全国企业的库存积压已达八兆亿人民币！这占压了大陆银行60%的贷款，拖
累了大陆国企80%的流动资金。 而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库存积压不但不能算作工
业增长值，反而应当作亏损额度，仅这一点就有双倍的误差。这还不包括各地官僚，
为“突显政绩”而谎报、虚报的连串的浮夸数字。
朱榕基的增长率预估，正是建筑在“目前的发展速度”上的假设。现实地对比
中国在至关重要的教育、科研和社会制度导致的竞争力强度，在软件上、质量上，
与先进国家的参数，以及这些在经济层面上的影响、作用，就会发现大陆在至关重
要的“发展动力”上的差距，正越来越大。而这种科技发展不足的隐患却是致命的，
如果不迅速排除这个“瓶颈制约”，那么就注定了下世纪，大陆将不可能保持现在
的发展速度。
可能重踏南美、东南亚之覆辙
中国大陆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南美洲诸国和东南亚以前的情景十分相似，
南美洲诸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七、八十年代呈两位数增长的“经济奇迹”时，世界瞩
目，当时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的评价远比当时的亚洲乐观的多，被誉为继西方之后，
在二十世纪末即将出现的另一个“世界重心”。但南美、东南亚经济与中国现在经
济类型一样，是在“人力和资金”大量投入下形成的“粗放型发展”。
在八十年代拉丁美洲与西方的“自然落差”饱和以后，由于南美洲在政治腐败、
教育落后、人才短缺、贫富分化等至关重要的“软件”上，对经济发展的必然制约，
他们原有的竞争优势在没有“科技进步”这个经济发展最终的动力支持，以及人才
短缺导致推动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丧失，致使南美经济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逐渐萎
缩，九十年代不断发生“经济灾难”，这是南美洲和东南亚和大陆的共症。
上一世纪中国历经战争ⅱ动乱的百年磨难，沦落为“第三世界国家”，那么今
天中国如果不解决根本性的“国民素质”问题，彻底进行政治、教育改革，仍然可
能会重踏南美、东南亚之覆辙，再次远离世界重心。而教育科技、发展需要的是一
个长期、无形投资过程，在大陆现行法制之下，显然无法得到保障。
大陆国有企业无法与西方竞争
确大陆社科院内部的统计显示：目前大陆的劳动生产率是英国的三十分之一，
是美国的三十六分之一，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德国的四十五分之一。当前大陆经
济的增长因素中，百分之七十二依赖于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只有百分之二十八依靠
技术进步，目前的投资热只是一种假象。而美国现代企业发展主要依赖于科技进步，
这成了美国经济成长的基本动力。现在华尔街成长最快的企业就是高科技产业，西
方的高科技产品利润回报率是大陆的一百多倍。凭这样的生产效率，大陆企业如何
与西方竞争呢？在九六年的大陆外贸出口中，百分之五十的出口是“加工工业”，
也就是说大陆只能赚些外资企业的“加工费”。东南亚危机暴发后，中国部分外贸
企业已经开始亏损。
目前大陆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支种⒈，根据九八年初新华社主办的《经
济参考报》批露的数字表明：大陆国企百分之七十以上已资不抵债，百分之九十八
的国企只能依靠国家银行贷款维持，并且大量呆帐、死帐又拖垮了银行系统，耽搁
了金融体制改革。九五年，全大陆工业增加值每人只有一元人民币，社科院的内部
数字显示：九六年大陆经济人均实质增加值几乎是零(被出生人口抵消)。近年来，
大陆人均生产总值，人均个人消费、人均教育经费等，这些社会发展的基本指标，
在一百五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不增反降，列入一百位以下。
软件参数：中国竞争力排名倒数第二
在九八年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联合提供的《世界竞争力报
告》，中国大陆虽然总体规模和竞争力方面的排名有所提高，但人均生产总值，人
均个人消费、人均教育经费、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基本教育普及率，文盲比
率等这些基础方面，在世界四十六国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倒数第二。这就是大陆一
直忽视国民教育、推行愚民政策和听任人口素质劣质化的恶果，这成为大陆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软件障碍”。
大陆农村仍然如封闭、愚昧，罪恶的种性制横行的印度农村一样，是一潭死水。
大陆城市居民素质也不高，人才还不能自由流动，有充分机会发挥其能力。大陆国
民教育经费大约占GDP百分之三左右， 是世界上最低的少数国家之一，与非洲最贫
困的国家为伍。
每年只有百分之二的人能进入大学，相应的专业技校却只能收留百分之三的学
生，其他绝大多数人十二年的书全都白读了。诚如九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
伯特的著名论点：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已从原来的“投资--消费”再扩大的模式，
转变为“科技进步”，只有人才素质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创造，竞争力才
能提高，经济才有发展动力。
到目前为止，大陆领导人对这一点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每隔几年，被海外知识
分子的大声疾呼，惊得梦醒后，多喊一次口号，然后就一切又不了了之----
大陆农村仍处“原始农业”社会
农村的八亿农民，基本上仍然生活在千百年来一成未变的“原始农业”社会。
唯一发生变化的是，晚清后期废除“科举考试”以后，造成的灾难性的“文化断层”。
千百年来农民“金榜题名”传统梦幻破灭，现实的真正的“读书无用”，消灭了中
国社会原有的，赖以推动社会发展、广布于城乡、承传中国文化的“乡绅、士阶层”，
遗留下来的窒息的无望和一代不如一代的愚昧，恰如一片文化沙漠。即使按照大陆
公布的数字：现在没有普及小学教育的县也有百分之四十林滑每年在义务教育阶段
坠学的适龄儿童有七百万之多，其中百分之七十为女童。
现在的教育制度，把每一个从农村考入大学的毕业生，都“分配”到城市，农
村稍有文化的青年人也大量流入几座大城市，出现七、八十年代南美洲那样的，大
量贫民拥入少数大城市的“恶性城市化运动”。看看那些潮水般涌进城来的民工、
盲流，那些灰头土脸、蒙昧无知，破衣烂衫的“流动人口”，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教
育，没有城市生活的基本技能，没有礼貌、也不懂交际，甚至连一个问候的招呼都
不懂打。面对这八亿多人，真不知道中国的前途何在？
大陆三亿职工技术素质低落
中国大陆现在拥有世界最多的产业工人，总数已将近三亿，其中国有企业、集
体企业一亿四千万人，乡镇企业一亿四千万人，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二千七百万人，
这些中国的基本人力资源，素质仍然很差，目前大陆对这些工人培训、进修的专业
技术学校只有四千四百多酥滑每年毕业生只有四十五万人，而相对的现实是，年竟
有一千七百万人投入就业市场，其他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上岗前的培训，这点技工
对整个大陆产业真可谓杯水车薪。对比德国现行的职业制度：每一个工人上前必须
经至少三年的专业技术培训，相去甚远。
大陆职工素质低落的直接恶果，也就是大陆工业产品合格率不足百分之七十的
根本原因，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和合格出厂的“次品”。九六年
社科院发布的数字表明：在大陆职工中，百分之七十为初中以下学历，其中文盲和
半文盲比例达百分之十五。受过中等专业训练者不足百分之四。平均十五万职工中
才有一名高级技师。
最近，朱榕基开展的国企改革，预计将有二、三千万国企职工失业，而他们一
方面不工作，一方面将仍然依赖“国家”的补贴过活，需要的时间和金钱的“再就
业工程”，却没有一套“再回校，再培训”的完整计划。
大陆国民教育经费仍连年下滑
现在美国的大学普及率已在百分之三十七以上，西欧和日本的大学生普及率都
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义务教育普及百分之九十七，人均教育经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
例，普遍是中国大陆的三、四倍。然而，直到九七年元月十四号，大陆国家教委主
任朱开轩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仍在大声疾呼：“制止财政性国民教育经费连
年下滑的局面” -----新教育部长陈至立上任后，虽然增加了一些教育补贴和暂时
性经费等，采取了些短期操作上的举措，但长期教育政策、法制还没产生，而这才
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陆科研经费在GDP(国民生产总值) 中不增反降，近年来在
国民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零点五左右，连更穷的印度还有百分之零点九，东南亚国
家为百分之二左右，美国为百分之五，日德英法等西欧各国均在百分之三至八。
如果大陆再不雷厉风行进行彻底的所有制改革、教育改革等根本性的改革，别
说下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重心，实际上连维持中等发展中国家的局面都有困难，在
很多方面，由于世界科学技术更新的循环周期(period circle)，由原来的二十年，
缩短为十年，五年，三年，甚至现在的几个月、日新月异，而大陆的科技更新依然
缓慢如初，十几年一成不变，科技与推广与僵死的国营企业脱钩等等，与世界发展
水平可能越来越远。
总之，大陆各种问题是长期历史、多种现实积累的综合问题，这也注定了中共
的改革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斗痘可能三年、五年就可产生意想天开的奇迹。
如不发生意外，大陆的根本性改革，在朱榕基任内依然无法真正完成，只有大陆高
层彻底更新后才会出现的真正突破。但如果大陆不能尽快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中国
将注定是下一波经济危机的导火线和受害目标。
本文发表在1998.9.《北京之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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