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元社会：中国大陆潜藏的危机
触目惊心的中国农民人权问题
自九四年开始，笔者及所在的研究所发表多篇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报告，的确引
起国内外各界的共呜。九五年中共终于“把农业放在工作的首位”，并增设姜春云
任副总理专职主管农业，九六年公安部还搞了个“户籍改革”，放宽“农转非”的
限制等等，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农村到底怎么样了呢？让我们看看国内外学者一起对
农村问题的再一次的全景透视。
“农业人囗”我有一个梦
“I-have-a-dream”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二十五
万听众和数百万收音机、电视机前的美国人，屏息倾听着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恩
（Martin-Luther-King）博士以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说：“我有一个梦，那一天，
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不会因为他们的肤色，而是因为他的品格受到对待的国家里”
……当时和此後的多少年、多少黑人和民权运动领袖们，含着热泪、沸腾着热血这
样回应着、附和着：“我有一个梦……”直到那次游行三十周年後的今天，克林顿
总统依然称之为“人们发表过的最伟大的演讲”。
一八六一年， 以解放黑奴为政见的林肯（Lincoln-Abraham）当选美国第十六
任总统，封建农庄主（剥削黑奴廉价劳动的既得利益者）主使的南方各州，因为政
见分歧宣布独立，激怒了一向狂热爱国的大部份美国人，引发历时五年的美国内战。
虽然林肯利用黑人打赢了内战，战後也宣布解放了黑奴，但黑人的实际地位依然没
有根本改善，依然是实际上的劣等公民。他们的生活、就业、居住，甚至饮水、搭
Bus都被种族区别、人为隔离，遭受处处低人一等的种族歧视。
一九一九年，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第369黑人步兵师，从欧洲凯旋归来，
他们也带回对他们全民族不平等待遇的抗争。在那个“流血的夏天”，唤醒了世代
性觉悟的美国民权运动，人类文化宝库中被称为“最灿烂的一颗明珠”的“哈林文
化”早期女诗人Claude-Mckay悲壮激昂地写道：
如果我们得死去别死得像猪被赶到肮脏猪圈隔离周围疯狗恶狼共舞嘲笑我们命
运倒霉
如果我们一定得死去让 我们死得高贵我们高贵的血就不会白流穰所有的人对
我们敬畏甚至我们蔑视的魔鬼
此後， 从倡导“回归非洲” 的加维（ Marcus-Aurelius-Carvey） 到被誉为
“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 、 提倡“教育星族，菁英救世”理论的杜贝斯
（W.E.B.Dubois） ，一直到六十年代崇尚“暴力抗争”的马康姆（Malcolm. X ）
和受到全美国人民尊敬、怀念（每年元月十五日全美各地都纪念他的诞辰），带来
黑人争取合法权益、溶合整体社会的马丁路德·金恩博士。黑人经历了不屈不挠。
可歌可泣的伟大抗争，终於达到今日平等、公正的社会地位（虽然还不完美，所以
仍在抗争），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在遥远的东方，世界上最大的一群人，中国大
陆上被人为划定的“农业人囗”，此时此刻正好呈现着与半个世纪前美国黑人的处
境，竟然惊人相似的社会现象。只是他们不是按种族肤色，而按出生地不同划分为
贵贱之分的阶级，农民一降生，他们的“户口薄”上被便打上“农业人囗”的阶级
烙印，注定了终生受歧视与压迫的计定命运。他们受不到基本的教育，被“户籍制
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强制隔离在贫困、闭塞的农村、山区。即使他们冒险走
出农村，也因为没有大陆贵族身份的“城市户囗”，无论何地都会被沦为货真价实
的“贱民”。虽然中共在近几年来，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实质问题从来没有触
及到过，所谓的改革，只是换汤不换药。实际上，今日的大陆九亿多的农民重复着
马丁路德·金恩六十年前同样的声音：“我有一个梦……”
阶级歧视：人类民权的亵渎
四十年代，曾撰文支持过他的“黑兄弟”的毛泽东，利用“打土豪，分田地”
诱发农民群起暴动，以中国传统的农民政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下江山。共
产主义的老祖宗在他死去一个世纪後才被发掘的遗作《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中，对此揭露说：中国和印度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
社会主义，只是“东方式的专制和小市民式平均主义的愚蠢和嫉妒”。
马克思在这点上恰恰言中了，中共在取得政权，特别是1957 年实现“国有化”
达到顶点之後，由於文盲革命和封建专制对权力结构内部的少数既得利益者，绝对
权力毫无限制，人类天生的自私和愚昧使大陆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历史上极罕见的
等级社会关系：人为严格划分强制的城市与农村“二元阶级社会”。出生在城市占
总数百分之15左右掌握国家权力的“非农业人囗”，与出生在农村占人囗的百分之
八十五左右贫困愚昧的“农业人囗”，有着两大截然不同社会地位，一个是享有各
种 社会福利的货真价实的贵族阶级， 另一个是一无所有的实实在在的现代农奴。
这两个阶级之间不但社会等级分明、居住区完全隔离，甚至不能通婚、交友、终生
不可改变其“阶级属性”，“农业人囗”不改变身份不但永远不能参政掌权，也不
能成为任何城镇企业、国营企业的正式职工。他们的收入差距正逐年扩大，据北京
社科院最新统计：九七年上海市民平均收入，与贵州农民平均收入，已相差十五倍
之多。 这种“阶级歧视”和“阶级隔离”，不仅严重违反现代人权观念，更是 对
今天世界早已普及的民权观念的亵渎。
历史倒退：中华民族的耻辱
在中国古老历史上，基本不存在欧洲雅典和罗马“城帮文化”演生的那种残酷
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奴隶社会，它自始至终只是典型“农业文明”的演化史。中共按
部就班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斗争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 ，至今还在教科书上照搬
欧洲模式把中国历史也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
类社会进化的四大阶段”，仍旧教条地迁就马克思的无知。
事实上， 中华历史唯一有模糊记载的“ 低劣的奴隶制特征” ， 也无非就是
《周礼·地官司徒·卿大夫 》所说的“ 国中”与“ 野人”之分，“ 国中”贵族
享有的特权只不过在征兵出战的标志为： “ 自七尺以及六十”，其中“贵者、贤
者、能者皆舍”；而“ 野人”的标志为“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而在此後三
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过以国家专制的形式按出生地址、门户划分
终生高低贵贱的奴隶政策的记录，更没有欧洲式的买卖、关押奴隶的“血泪史”。
特别是盛唐以後设立“科举制度”，一个平民布衣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候，只要刻苦
肯学，一夜之间就可以封将拜相（不幸的是中共至今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这要比
欧洲和世界进步好几个世纪。即便到了近代，农业社会的部份封建特质使历史发展
陷入一种朝代循环， 但社会关系也从未出现过今天中共实行的这样僵死的“ 种性
制”。由此对比，中共的”二元社会“甚至比中国有清晰记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氏
族社会、封建社会都更卑劣、封建和落後，是中华民族这个有着温文尔雅的传统性
格与和睦孝顺美德的礼仪之邦五千年辉煌文明史的倒退和耻辱。
事实上，一再标榜自己是“平等、进步、民主”化身的中共，今天已实质性地
堕落为一小撮高居人民之上的典型封建官僚和不折不扣的世袭制少数贵族阶级。
阶级剥削：工农产品剪刀差
按照这一固定的阶级差别，既得利益者们制定了一系列自私自利的利益剥削制
度。据大陆农业部统计：从1952年到1978 年“ 非农业人囗”制造的工农业产品与
“ 农业 人囗”生产的农产品，不公平交换 制造的“ 非等价剪刀差”累计7140亿
人民币， 相当於大陆当时好几年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而从1978 年至1991年这种非
等价剥削每年就达1000 至1900 亿，累计已达13000 亿之巨！相当於每年国民生产
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二。也就是说，那些五分之一的贵族每年从五分之四的贱民身上，
白白多拿百分之二十二的劳动成果。 大陆自1985 年“城市改革”後，农村的境况
每况愈下，到1988年和1992年在城市大量发行钞票导致的“经济过热”，整个经济
运作就是一种通过通货膨胀从农民身上变相掠夺的“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农村经
济在“工农产品剪刀差”下，又面临着晚清和民国三十年代的那样全面破产境地。
据大陆社科院统计占总人囗百分之八十五“农业人囗”的市场消费能力，从邓小平
改革开放之初的占总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六十五降到八五年的百分之四十二，至今只
占百分之三十七（其实这正是农村市场萎缩才导致大量国营企业产品滞销积压、全
面亏损），也就是说，占总数百分之十五的“非农业人囗”反而消费了百分之六十
三的社会商品，看看这种罪恶的人为阶级差别达到多麽触目惊心的地步！
弱肉强食：权力维护既得利益
事实上，大陆经济又踏入已出现过三次後的“第四次李嘉图陷阱”（英国经典
农业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Ricardo］：农产品锐减引发 工业原材料涨价导致经
济全面停滞）。着名的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学派”和芝加哥经济学院的“两大板块
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转型期的经济结构，分为两大部份，一部份为外向型的“外
贸 经济（external-rade） ” ， 另一部份为依赖内部资源、 市场的“内部经济
（internal economy：主要指农业）”。外贸经济随国际市场的扩大可获无限增长，
从而带动国内工资、原料等成本的提高，而内部经济则随着资源减少，成本提高而
衰退。如何保持这两大块经济均衡发展、互相转化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
农业人不付出导致的其它农业产品减少，只是隐没农民的钱荷包中，而明显突出的
钢性表现就是目前的“粮食危机”，九四年开始大陆已成为世界粮食进囗第二大国。
面对大陆农业危机，当权者不是治根治本地解决整体国家的“阶级歧视”性的
产业政策问题，而是又一次搬出只维护一部份贵族阶级利益的“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於是，各大城市市长为平缓菜价、油价，纷纷拿出国
库钞票大量补贴“非农业人囗”，而对一亿五千万生活在城镇的“农业人囗”，和
全部生活在农村的人不但不管，反而进行赤裸裸的精神歧视。省长下命令强制农民
卖粮，强行按“国家定购价”征购，对粮食紧缺的根本因素：农民的“钱袋子”却
没有人管！而所谓的“国家定购价”每公斤粮食与真实的市场价，大约相差六角人
民币左右。据湖南省统计：九六年全省“国家定购任务”40亿吨，农民减少收入20
亿元，使粮食生产成本远远高於粮价，农民去除囗粮一无所有。九七年因油料植物
歉收，全国油价上涨百分之五十八，外国油料走私暴增，於是各省就到处设卡围追
堵截油料外流，强制农民向国家买 油。
缺粮内因：封建官商体制弊病
面对问题丛生大陆农业，中共中央在近年接连召开了三次重大的农业会议，中
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共下达几份专门的农业文件後，大小官员只是喊一些假、大、
空的囗号，就不了了之。而对问题的根源从来不闻不问，现在中共中央又高枕无忧
了。更可怕的是，中共高层竟天真地以为：“粮食问题解决後，农业问题已告一段
落（中共《内部叁考》 1997.6.14）”，然而，封建官僚体制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不但没解决任何问题， 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颁布 的政策
只维护自己的小部份人的切身利益，并伴生着必然的贪污腐败、无能低效。新华社
的内叁说：增加农业投入喊了好几年，尽管叫得惊人，但实际投入从没有到位过，
“扶持重点商品粮县” 的资金纷纷转移、 挪用！只有省长以上的高干才能看到的
《内参清样》反映：湖南每年从中央要的大量“农业投入款”的确不少，但到了各
省厅局、地署县科，都“分散”完了，根本到不了乡镇农村。山东反映：中央不准
许搞“土地私有”，强行搞“双田制（农民只留囗粮田，把其馀土地集中承包给种
田专业户）”时，干部哄抬承包费，还有的私分，不但没解决农业集约化问题，反
而使农业生产成本更增加了。
问题的根源是，目前的官商体制不是市场经济，只有权力才能维护利益，而只
有“非农业人囗”才有权力，封建专制里不会有民主的声音和制衡机制，所以他们
只看到和维护权势阶层自己的眼前利益。
今天，您在中共媒体上，看到城市市民生活如何改善、失业人囗获得政府补贴，
人均收入又获巨大增长的大串数字，但您万万想不到这些作为统计对象的“市民”，
仅仅是即使在城市种也实是一部份人的“非农业人囗”，在中共眼里，其它市民和
农民都不是“人”！但正如新华社报导的：“抓生产的不管市场，抓收购的不管农
民收入， 各级粮食干部‘倒粮’ 赚了钱私分或者盖办公楼，赔款找政府”。至於
“农业人囗”的切身利益，则没人管。
世界唯一恢复种性制的国家
事实上，中国大陆的这种政治混乱和落後，使它的社会关系回复到欧洲中世纪
社会以前，那种弱肉强食、卑鄙自私的权贵种族世袭压迫和残酷斗争原始野蛮状态。
这样的等级社会在近代全世界历史只有两个例子：一个是雄甘地发动“非暴力不合
作”革命前封建蒙昧的印度，世代承袭的按人种出生家族订立四个终生等级的“种
性制”，另一个是臭名昭着的南非白人统治者对黑人制造的“种族隔离”。与中共
现在仍然冠冕堂皇地继续推行“阶级隔离”下场截然不同的是，印度的“种性制”
早已作为罪恶的标志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虽然这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实
行“民主政治”五十年，仍在根深蒂固的“种性制”遗毒和“教育落後”下，大多
数国民被束缚在绝对贫困状态）。而南非的“种族隔离”在遭到全世界长达几十年
的一致制裁下，最终被黑人砸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制裁行列里叫的最响的居
然也有中共！然而以国家专制的形式，把八亿多农民强制隔离在贫困落後的农村、
山区的中共，却至今仍然肆无忌惮，少数“老子打天下老子坐”的封建贵族对大多
数蒙昧贫困的农民的阶级剥削、歧视压迫依然如故！
诚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内森、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苏黛瑞所说的那
样：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回复和保持“种性制”的国家，这实在是人类民权运动的不
幸和倒退！
种性专制：中华民族面临分裂
更具现实的危机是，这种“种性制户籍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恶劣後果，
正把兄弟民族推向民族仇视和分裂国家的边缘。在西藏、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区，由
“党”私授官位的“干部（多达二十二个只升不降的森严级别）”和少数城镇出生
的“ 非农业人囗” ，绝大多数都是汉族，无形中制造了一个事实上的贵族阶级。
虽然国家每年向西藏等地无偿”输血“达两百多亿人民币，但大部份都被这些官僚
机构和城市居民消耗掉了，而养肥的这部份贵族反而与当地普遍贫困的少数民族形
成强烈对比，这就是少数民族所痛恨的“汉人统治”的不可否认的现实。而出生在
广大农牧地区的少数民族“农、牧业人囗”却终身被排除在上层社会之外，无论其
日後获得多大发展，其社会地位都不是凭他们的能力和财富（其实绝大多数“农牧
人囗”因为教育和户囗限制，没有多少机会可以致富），而是由出生地来决定。
九三年新疆发生武装暴乱，要求建立全民平等、穆斯林国度的“东土耳其斯坦
国”，双方发生七天枪战。主使者“艾沙集团（现正在土耳其组织反对派）”的头
头们就是有钱而没有地位的当地建筑公司老板。他们痛恨的贵族统治者不是共产党，
而是转移到“汉人”身上。在西藏经过几次暴乱後，大量藏人正通过尼泊尔逃到印
度“达赖集团”组织的流亡政府，他们的主要成份是“非城镇户囗”的有文化的喇
嘛和“牧业人囗”。在内蒙古，分离主义者正有步骤地内外联合，要求内蒙古分离
中国与内蒙古和俄国的布里亚特，三个蒙古族地区合并成“三蒙统一”的大蒙古。
其中内蒙古人要求分离的理由是“汉人是主人，我们是狗……”
今日台湾的台独势力，何尝不是惧怕中共蒙昧、落後、独裁的官僚专制祸延这
个宝岛，才演生的台独意识？同样，香港对於九七之畏也决不是不爱国，他们更大
的担心乃是中共无能腐败的封建官僚制造的大量农业人囗的“盲流”和少数权力贵
族冲垮这个现代化城市。中共这种极端落後的“户籍种性制”已把国家逼上分崩离
析的边缘，面对如此危机如果处理不好或不及时，别说祖国迅速统一，甚至转眼之
间，就会重蹈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覆辙。
行政落後：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目前中共推行的“阶级歧视”依据并不是法律，而是只有大陆才有的人治“政
策”，它是那些贵族官僚少数利益集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而“制定出来的。”这
种落後的人治现象现在到处显现在这个国家，破坏她的现代化。就像“收容审查制
度”严重违反其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一样，其户籍制度也严重违反其历
届《宪法》。 (因“大量流动人口中也有罪犯”，大陆制定了“收审制”：不需任
何法律程序和罪证，就可以把任何人投入监狱，被国际法学界称之为“土匪劫道”)。
在中共建政之初，还没有脱下从农村带来的农牧棉袄时，制定的《1954年宪法》
第三章第二款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自由迁移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但到了《1975年宪法》以后公民的这项基本平等权利，便被已经脱胎换骨为新贵族
的中共，永远地彻底消灭了。即使在现行的《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第
二章第三十四条至三十八条也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在各种机会面
前一律平等。而在这种宪法下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章十四条却
硬性规定：“农业户囗”的“人民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是城镇户囗“人民代表”的
四倍，其他省、市人代选举法中，农业人囗代表的人数是城镇代表的四倍至十二倍
不等。也就是说，一位城镇市民的政治权利相当十位农牧！在这个自称“社会主义
国家”中，竟以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市民的地位比农民高好多倍，这就是中共的平
等！这也是人类历史最明目张胆、最赤裸裸歧视性法律之一。
而更多的时候是在“有法而没法官”的实际封建官僚体制下，各种冠冕堂皇的
法律被人治现实明目张胆地践踏了。而且，至今也看不到中共任何政治改革的迹象。
最近的中共十五大上，仍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
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阶级敌视：社会大众心理失衡
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和十四个大城市，由於城乡差距日趋两极分化，正形成类
似於南美洲、印度和东非那样的“恶性城市化运动”（ 大量贫民涌入少数城市），
犯罪率正以每年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的速度递增，其中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的案件是城市里的“农业人囗”和“盲流”所为。大陆公安部犯罪心理学家分析：
户籍制度造成的阶级对立，贫富差距悬殊造成的心理失衡，形成大量“阶级敌视”
型团夥犯罪、“生存本能”型违法等严重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法律与社会本体的矛
盾，已超出了“治乱世，重法典”治安老套和纯粹法律所能解决的能力范围……
从近年发生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典型个案，就是这种“阶级仇视”犯罪典型，
可窥大陆犯罪现象之一斑。九三年北京著名演员周礼京的妻子和邻居被残酷谋杀，
九五年上海著名作家戴厚英和她的女儿被人残酷谋杀，案件很快侦破（作案手法笨
拙），凶手竟然都是她的乡下穷亲戚（农业人囗）。当法官问他们为什麽杀人、并
且杀害自家亲人时，他们说：因为我们生错了地方！为什麽大城市人天生就那麽富
贵？杀她们还是太少了！
“中国农民不是人！”这就是今日大陆的事实。仅被报导出来的，在富裕的广
东省“外来盲流”（民工）经常受到“种姓式”户籍歧视，而被打死、杀害；仅因
为“民工”与官府肢体冲突就被机枪扫射，动辄就随意杀人；他们因“错生了地方”
而受终生歧视、糊里糊涂地成为全社会的牺牲品；生存本能犯下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的罪，而被大批枪毙或判重刑；今日“上海式”的小市民眼里，“乡下人”是最低
级贫贱的“下贱人”的代名词；在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和“自然灾害”中，被活活
饿死四千多万的人绝大多数是农民。
专权人治：近水楼台先得月
其实大陆高层不是感受不到广大农民的愤怒，做为国务院智囊机构的社科院和
国务院政策研究办等有识之士，不断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吁，但经中共官场的一番运
作之後就完全走样。国务院的人说：目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高官与学者基本上属於
脱节状态，送上的报告说得过於委婉、淡化、学术性则没人理，说得严重的（过於
直白），就说明你“政治不成熟，思想有问题”，就不会获得提升。於是“大内高
手”们就挑选高官们喜欢听的说，以获得高官的赏识。这就是正直的学者们痛骂的
“学术界腐败现象”。
九四年年底中共中央终於从国外舆论上发现“农民问题”严重性，九五年成立
了专门为国务院研究“可操作性政策”的中国工程院，还召开跨部委的农业会议，
提升姜春云担任副总理，“协调农业问题”。然而为了压低外贸出囗的成本，从九
五年起对棉花、粮食实行更加损害农民权益、压价限价，禁止市场竞争的“国家垅
断 、专营”，使“农业人囗”的利益更加雪上加霜。
唯一出路：正视现实彻底改革
今日民主政治，早已不再是那些“理论家”高喊民主、自由的空洞理论、虚幻
囗号。它只能是适合於各国不同社会状况、现实基础之上，按着平等、进步、民主
的科学原则，进行纯技术性操作的过程。这就要求今日政治家不能是“伟大哲人”，
而必须是各类专业化的工程师。孙中山先生带领中华民国躲过当时风糜全球的“共
产主义”陷井，只是因为他坚信“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对此列
宁评论说：“中国的民主主义者根据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了纯粹资
本主义、现实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耕者有其田）”。今日大陆邓小平“猫论”的
务实性，也是其成功的原因。
加维说：“任何健康的民族和个人，为了自然平等必须先想到流血”。据大陆
公安部、国安资料透露：全国各地农民仅数百人以上的大规模暴乱、结夥犯罪、游
行示威，每年就达两千八百馀次。虽然今日民权运动不能依靠暴力，重踏毛泽东农
民革命之覆辙，但应相信马康姆的那剧名言：“如果白人知道黑人除了和平还有另
外一种选择的话，他们就会更多地倾听金恩博士的话了”。时至今日，大陆民权状
况已严重到无可回避、别无选择的境地。是继续推托、顽固镇压，直到被人民彻底
唾弃，甚至暴力推翻？还是趁大多数农民还未觉醒、团结反抗之前，自觉、迅速进
行彻底改革？如果不想选择前者，就必须废除罪恶的阶级歧视制度，刻不容缓地逐
步立即彻底实行和平的户籍改革。
平等民权：废除种性贵族特权
为了稳定和缓解大城市不受人囗冲击，可首先开放内陆市、县、镇、乡为代表
的中小城镇的户籍管制（事实上，也正是中小城镇的户籍差别对比最强烈）。取消
一切种性式“非农业人囗”的户籍特权；取消“干部、国家正式职工、地方正式职
工”终身制特权；取消变相世袭高干、封建官僚贵族特权；取而代之以实施城乡无
异的社会保险和全民福利，直到逐步在全国城乡实现：一切机会面前全民平等。
采用自由迁居、公平择业、平等竞争的“登记式”户籍管理；市政官员不是由
“干部”私人授受，而是由全体居民（包括农民）选举产生、议会任命；公务员和
国营企业职工不是由亲信从“非农业人囗”中提拔，也不是从各类的大学毕业生僵
死地“分配下来”，而是从全社会‘（包括农业人囗）优秀人才中公开招考。鼓励
大量的农民进入中小城镇经商、做工、就学，从而促进中小城镇迅速发展；鼓励农
民自由选择在农村投资、兴业、建厂，使原始农业尽快向第二、三产业转化，产生
新的中小城镇和城市化新农村，加快广大内陆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同时强制性普及
免费义务教育，配合全民福利、全民退休制、养老保险，从根本上消除农民无子的
後顾之忧，以控制人囗数量、提高人类质量，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现代化。
在少数民族地区，除厉行户籍改革、尊重民族文化语言外，应像美国有效融合
其多民族而普及英语一样，彻底普及汉语言文字双语教育，加强民族沟通、促进种
族交流、溶合，从根本性的文化上消除国家分裂的祸源；避免重踏南斯拉夫和俄国
的种族危机；在镇压与报复、积累仇恨的循环中，爆发波斯尼亚和车臣那种没完没
了的种族仇杀和血腥战火。总之，历史赋予中国的机会已不多，如不及时抓住，必
将再次面临一百年前晚清“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失败，丧失最後历史机遇的
局面，把国家推入败落、战乱和动荡的深渊。
本文发表于1995.10.美洲《世界周刊》，修改稿发表1997.12.《中国之春》月
刊。
触目惊心的中国农民人权问题
自九四年开始，笔者及所在的研究所发表多篇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报告，的确引
起国内外各界的共呜。九五年中共终于“把农业放在工作的首位”，并增设姜春云
任副总理专职主管农业，九六年公安部还搞了个“户籍改革”，放宽“农转非”的
限制等等，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农村到底怎么样了呢？让我们看看国内外学者一起对
农村问题的再一次的全景透视。
“农业人囗”我有一个梦
“I-have-a-dream”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二十五
万听众和数百万收音机、电视机前的美国人，屏息倾听着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恩
（Martin-Luther-King）博士以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说：“我有一个梦，那一天，
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不会因为他们的肤色，而是因为他的品格受到对待的国家里”
……当时和此後的多少年、多少黑人和民权运动领袖们，含着热泪、沸腾着热血这
样回应着、附和着：“我有一个梦……”直到那次游行三十周年後的今天，克林顿
总统依然称之为“人们发表过的最伟大的演讲”。
一八六一年， 以解放黑奴为政见的林肯（Lincoln-Abraham）当选美国第十六
任总统，封建农庄主（剥削黑奴廉价劳动的既得利益者）主使的南方各州，因为政
见分歧宣布独立，激怒了一向狂热爱国的大部份美国人，引发历时五年的美国内战。
虽然林肯利用黑人打赢了内战，战後也宣布解放了黑奴，但黑人的实际地位依然没
有根本改善，依然是实际上的劣等公民。他们的生活、就业、居住，甚至饮水、搭
Bus都被种族区别、人为隔离，遭受处处低人一等的种族歧视。
一九一九年，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第369黑人步兵师，从欧洲凯旋归来，
他们也带回对他们全民族不平等待遇的抗争。在那个“流血的夏天”，唤醒了世代
性觉悟的美国民权运动，人类文化宝库中被称为“最灿烂的一颗明珠”的“哈林文
化”早期女诗人Claude-Mckay悲壮激昂地写道：
如果我们得死去别死得像猪被赶到肮脏猪圈隔离周围疯狗恶狼共舞嘲笑我们命
运倒霉
如果我们一定得死去让 我们死得高贵我们高贵的血就不会白流穰所有的人对
我们敬畏甚至我们蔑视的魔鬼
此後， 从倡导“回归非洲” 的加维（ Marcus-Aurelius-Carvey） 到被誉为
“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 、 提倡“教育星族，菁英救世”理论的杜贝斯
（W.E.B.Dubois） ，一直到六十年代崇尚“暴力抗争”的马康姆（Malcolm. X ）
和受到全美国人民尊敬、怀念（每年元月十五日全美各地都纪念他的诞辰），带来
黑人争取合法权益、溶合整体社会的马丁路德·金恩博士。黑人经历了不屈不挠。
可歌可泣的伟大抗争，终於达到今日平等、公正的社会地位（虽然还不完美，所以
仍在抗争），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在遥远的东方，世界上最大的一群人，中国大
陆上被人为划定的“农业人囗”，此时此刻正好呈现着与半个世纪前美国黑人的处
境，竟然惊人相似的社会现象。只是他们不是按种族肤色，而按出生地不同划分为
贵贱之分的阶级，农民一降生，他们的“户口薄”上被便打上“农业人囗”的阶级
烙印，注定了终生受歧视与压迫的计定命运。他们受不到基本的教育，被“户籍制
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强制隔离在贫困、闭塞的农村、山区。即使他们冒险走
出农村，也因为没有大陆贵族身份的“城市户囗”，无论何地都会被沦为货真价实
的“贱民”。虽然中共在近几年来，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实质问题从来没有触
及到过，所谓的改革，只是换汤不换药。实际上，今日的大陆九亿多的农民重复着
马丁路德·金恩六十年前同样的声音：“我有一个梦……”
阶级歧视：人类民权的亵渎
四十年代，曾撰文支持过他的“黑兄弟”的毛泽东，利用“打土豪，分田地”
诱发农民群起暴动，以中国传统的农民政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下江山。共
产主义的老祖宗在他死去一个世纪後才被发掘的遗作《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中，对此揭露说：中国和印度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
社会主义，只是“东方式的专制和小市民式平均主义的愚蠢和嫉妒”。
马克思在这点上恰恰言中了，中共在取得政权，特别是1957 年实现“国有化”
达到顶点之後，由於文盲革命和封建专制对权力结构内部的少数既得利益者，绝对
权力毫无限制，人类天生的自私和愚昧使大陆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历史上极罕见的
等级社会关系：人为严格划分强制的城市与农村“二元阶级社会”。出生在城市占
总数百分之15左右掌握国家权力的“非农业人囗”，与出生在农村占人囗的百分之
八十五左右贫困愚昧的“农业人囗”，有着两大截然不同社会地位，一个是享有各
种 社会福利的货真价实的贵族阶级， 另一个是一无所有的实实在在的现代农奴。
这两个阶级之间不但社会等级分明、居住区完全隔离，甚至不能通婚、交友、终生
不可改变其“阶级属性”，“农业人囗”不改变身份不但永远不能参政掌权，也不
能成为任何城镇企业、国营企业的正式职工。他们的收入差距正逐年扩大，据北京
社科院最新统计：九七年上海市民平均收入，与贵州农民平均收入，已相差十五倍
之多。 这种“阶级歧视”和“阶级隔离”，不仅严重违反现代人权观念，更是 对
今天世界早已普及的民权观念的亵渎。
历史倒退：中华民族的耻辱
在中国古老历史上，基本不存在欧洲雅典和罗马“城帮文化”演生的那种残酷
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奴隶社会，它自始至终只是典型“农业文明”的演化史。中共按
部就班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斗争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 ，至今还在教科书上照搬
欧洲模式把中国历史也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
类社会进化的四大阶段”，仍旧教条地迁就马克思的无知。
事实上， 中华历史唯一有模糊记载的“ 低劣的奴隶制特征” ， 也无非就是
《周礼·地官司徒·卿大夫 》所说的“ 国中”与“ 野人”之分，“ 国中”贵族
享有的特权只不过在征兵出战的标志为： “ 自七尺以及六十”，其中“贵者、贤
者、能者皆舍”；而“ 野人”的标志为“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而在此後三
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过以国家专制的形式按出生地址、门户划分
终生高低贵贱的奴隶政策的记录，更没有欧洲式的买卖、关押奴隶的“血泪史”。
特别是盛唐以後设立“科举制度”，一个平民布衣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候，只要刻苦
肯学，一夜之间就可以封将拜相（不幸的是中共至今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这要比
欧洲和世界进步好几个世纪。即便到了近代，农业社会的部份封建特质使历史发展
陷入一种朝代循环， 但社会关系也从未出现过今天中共实行的这样僵死的“ 种性
制”。由此对比，中共的”二元社会“甚至比中国有清晰记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氏
族社会、封建社会都更卑劣、封建和落後，是中华民族这个有着温文尔雅的传统性
格与和睦孝顺美德的礼仪之邦五千年辉煌文明史的倒退和耻辱。
事实上，一再标榜自己是“平等、进步、民主”化身的中共，今天已实质性地
堕落为一小撮高居人民之上的典型封建官僚和不折不扣的世袭制少数贵族阶级。
阶级剥削：工农产品剪刀差
按照这一固定的阶级差别，既得利益者们制定了一系列自私自利的利益剥削制
度。据大陆农业部统计：从1952年到1978 年“ 非农业人囗”制造的工农业产品与
“ 农业 人囗”生产的农产品，不公平交换 制造的“ 非等价剪刀差”累计7140亿
人民币， 相当於大陆当时好几年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而从1978 年至1991年这种非
等价剥削每年就达1000 至1900 亿，累计已达13000 亿之巨！相当於每年国民生产
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二。也就是说，那些五分之一的贵族每年从五分之四的贱民身上，
白白多拿百分之二十二的劳动成果。 大陆自1985 年“城市改革”後，农村的境况
每况愈下，到1988年和1992年在城市大量发行钞票导致的“经济过热”，整个经济
运作就是一种通过通货膨胀从农民身上变相掠夺的“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农村经
济在“工农产品剪刀差”下，又面临着晚清和民国三十年代的那样全面破产境地。
据大陆社科院统计占总人囗百分之八十五“农业人囗”的市场消费能力，从邓小平
改革开放之初的占总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六十五降到八五年的百分之四十二，至今只
占百分之三十七（其实这正是农村市场萎缩才导致大量国营企业产品滞销积压、全
面亏损），也就是说，占总数百分之十五的“非农业人囗”反而消费了百分之六十
三的社会商品，看看这种罪恶的人为阶级差别达到多麽触目惊心的地步！
弱肉强食：权力维护既得利益
事实上，大陆经济又踏入已出现过三次後的“第四次李嘉图陷阱”（英国经典
农业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Ricardo］：农产品锐减引发 工业原材料涨价导致经
济全面停滞）。着名的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学派”和芝加哥经济学院的“两大板块
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转型期的经济结构，分为两大部份，一部份为外向型的“外
贸 经济（external-rade） ” ， 另一部份为依赖内部资源、 市场的“内部经济
（internal economy：主要指农业）”。外贸经济随国际市场的扩大可获无限增长，
从而带动国内工资、原料等成本的提高，而内部经济则随着资源减少，成本提高而
衰退。如何保持这两大块经济均衡发展、互相转化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
农业人不付出导致的其它农业产品减少，只是隐没农民的钱荷包中，而明显突出的
钢性表现就是目前的“粮食危机”，九四年开始大陆已成为世界粮食进囗第二大国。
面对大陆农业危机，当权者不是治根治本地解决整体国家的“阶级歧视”性的
产业政策问题，而是又一次搬出只维护一部份贵族阶级利益的“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於是，各大城市市长为平缓菜价、油价，纷纷拿出国
库钞票大量补贴“非农业人囗”，而对一亿五千万生活在城镇的“农业人囗”，和
全部生活在农村的人不但不管，反而进行赤裸裸的精神歧视。省长下命令强制农民
卖粮，强行按“国家定购价”征购，对粮食紧缺的根本因素：农民的“钱袋子”却
没有人管！而所谓的“国家定购价”每公斤粮食与真实的市场价，大约相差六角人
民币左右。据湖南省统计：九六年全省“国家定购任务”40亿吨，农民减少收入20
亿元，使粮食生产成本远远高於粮价，农民去除囗粮一无所有。九七年因油料植物
歉收，全国油价上涨百分之五十八，外国油料走私暴增，於是各省就到处设卡围追
堵截油料外流，强制农民向国家买 油。
缺粮内因：封建官商体制弊病
面对问题丛生大陆农业，中共中央在近年接连召开了三次重大的农业会议，中
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共下达几份专门的农业文件後，大小官员只是喊一些假、大、
空的囗号，就不了了之。而对问题的根源从来不闻不问，现在中共中央又高枕无忧
了。更可怕的是，中共高层竟天真地以为：“粮食问题解决後，农业问题已告一段
落（中共《内部叁考》 1997.6.14）”，然而，封建官僚体制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不但没解决任何问题， 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颁布 的政策
只维护自己的小部份人的切身利益，并伴生着必然的贪污腐败、无能低效。新华社
的内叁说：增加农业投入喊了好几年，尽管叫得惊人，但实际投入从没有到位过，
“扶持重点商品粮县” 的资金纷纷转移、 挪用！只有省长以上的高干才能看到的
《内参清样》反映：湖南每年从中央要的大量“农业投入款”的确不少，但到了各
省厅局、地署县科，都“分散”完了，根本到不了乡镇农村。山东反映：中央不准
许搞“土地私有”，强行搞“双田制（农民只留囗粮田，把其馀土地集中承包给种
田专业户）”时，干部哄抬承包费，还有的私分，不但没解决农业集约化问题，反
而使农业生产成本更增加了。
问题的根源是，目前的官商体制不是市场经济，只有权力才能维护利益，而只
有“非农业人囗”才有权力，封建专制里不会有民主的声音和制衡机制，所以他们
只看到和维护权势阶层自己的眼前利益。
今天，您在中共媒体上，看到城市市民生活如何改善、失业人囗获得政府补贴，
人均收入又获巨大增长的大串数字，但您万万想不到这些作为统计对象的“市民”，
仅仅是即使在城市种也实是一部份人的“非农业人囗”，在中共眼里，其它市民和
农民都不是“人”！但正如新华社报导的：“抓生产的不管市场，抓收购的不管农
民收入， 各级粮食干部‘倒粮’ 赚了钱私分或者盖办公楼，赔款找政府”。至於
“农业人囗”的切身利益，则没人管。
世界唯一恢复种性制的国家
事实上，中国大陆的这种政治混乱和落後，使它的社会关系回复到欧洲中世纪
社会以前，那种弱肉强食、卑鄙自私的权贵种族世袭压迫和残酷斗争原始野蛮状态。
这样的等级社会在近代全世界历史只有两个例子：一个是雄甘地发动“非暴力不合
作”革命前封建蒙昧的印度，世代承袭的按人种出生家族订立四个终生等级的“种
性制”，另一个是臭名昭着的南非白人统治者对黑人制造的“种族隔离”。与中共
现在仍然冠冕堂皇地继续推行“阶级隔离”下场截然不同的是，印度的“种性制”
早已作为罪恶的标志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虽然这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实
行“民主政治”五十年，仍在根深蒂固的“种性制”遗毒和“教育落後”下，大多
数国民被束缚在绝对贫困状态）。而南非的“种族隔离”在遭到全世界长达几十年
的一致制裁下，最终被黑人砸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制裁行列里叫的最响的居
然也有中共！然而以国家专制的形式，把八亿多农民强制隔离在贫困落後的农村、
山区的中共，却至今仍然肆无忌惮，少数“老子打天下老子坐”的封建贵族对大多
数蒙昧贫困的农民的阶级剥削、歧视压迫依然如故！
诚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内森、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苏黛瑞所说的那
样：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回复和保持“种性制”的国家，这实在是人类民权运动的不
幸和倒退！
种性专制：中华民族面临分裂
更具现实的危机是，这种“种性制户籍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恶劣後果，
正把兄弟民族推向民族仇视和分裂国家的边缘。在西藏、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区，由
“党”私授官位的“干部（多达二十二个只升不降的森严级别）”和少数城镇出生
的“ 非农业人囗” ，绝大多数都是汉族，无形中制造了一个事实上的贵族阶级。
虽然国家每年向西藏等地无偿”输血“达两百多亿人民币，但大部份都被这些官僚
机构和城市居民消耗掉了，而养肥的这部份贵族反而与当地普遍贫困的少数民族形
成强烈对比，这就是少数民族所痛恨的“汉人统治”的不可否认的现实。而出生在
广大农牧地区的少数民族“农、牧业人囗”却终身被排除在上层社会之外，无论其
日後获得多大发展，其社会地位都不是凭他们的能力和财富（其实绝大多数“农牧
人囗”因为教育和户囗限制，没有多少机会可以致富），而是由出生地来决定。
九三年新疆发生武装暴乱，要求建立全民平等、穆斯林国度的“东土耳其斯坦
国”，双方发生七天枪战。主使者“艾沙集团（现正在土耳其组织反对派）”的头
头们就是有钱而没有地位的当地建筑公司老板。他们痛恨的贵族统治者不是共产党，
而是转移到“汉人”身上。在西藏经过几次暴乱後，大量藏人正通过尼泊尔逃到印
度“达赖集团”组织的流亡政府，他们的主要成份是“非城镇户囗”的有文化的喇
嘛和“牧业人囗”。在内蒙古，分离主义者正有步骤地内外联合，要求内蒙古分离
中国与内蒙古和俄国的布里亚特，三个蒙古族地区合并成“三蒙统一”的大蒙古。
其中内蒙古人要求分离的理由是“汉人是主人，我们是狗……”
今日台湾的台独势力，何尝不是惧怕中共蒙昧、落後、独裁的官僚专制祸延这
个宝岛，才演生的台独意识？同样，香港对於九七之畏也决不是不爱国，他们更大
的担心乃是中共无能腐败的封建官僚制造的大量农业人囗的“盲流”和少数权力贵
族冲垮这个现代化城市。中共这种极端落後的“户籍种性制”已把国家逼上分崩离
析的边缘，面对如此危机如果处理不好或不及时，别说祖国迅速统一，甚至转眼之
间，就会重蹈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覆辙。
行政落後：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目前中共推行的“阶级歧视”依据并不是法律，而是只有大陆才有的人治“政
策”，它是那些贵族官僚少数利益集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而“制定出来的。”这
种落後的人治现象现在到处显现在这个国家，破坏她的现代化。就像“收容审查制
度”严重违反其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一样，其户籍制度也严重违反其历
届《宪法》。 (因“大量流动人口中也有罪犯”，大陆制定了“收审制”：不需任
何法律程序和罪证，就可以把任何人投入监狱，被国际法学界称之为“土匪劫道”)。
在中共建政之初，还没有脱下从农村带来的农牧棉袄时，制定的《1954年宪法》
第三章第二款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自由迁移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但到了《1975年宪法》以后公民的这项基本平等权利，便被已经脱胎换骨为新贵族
的中共，永远地彻底消灭了。即使在现行的《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第
二章第三十四条至三十八条也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在各种机会面
前一律平等。而在这种宪法下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章十四条却
硬性规定：“农业户囗”的“人民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是城镇户囗“人民代表”的
四倍，其他省、市人代选举法中，农业人囗代表的人数是城镇代表的四倍至十二倍
不等。也就是说，一位城镇市民的政治权利相当十位农牧！在这个自称“社会主义
国家”中，竟以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市民的地位比农民高好多倍，这就是中共的平
等！这也是人类历史最明目张胆、最赤裸裸歧视性法律之一。
而更多的时候是在“有法而没法官”的实际封建官僚体制下，各种冠冕堂皇的
法律被人治现实明目张胆地践踏了。而且，至今也看不到中共任何政治改革的迹象。
最近的中共十五大上，仍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
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阶级敌视：社会大众心理失衡
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和十四个大城市，由於城乡差距日趋两极分化，正形成类
似於南美洲、印度和东非那样的“恶性城市化运动”（ 大量贫民涌入少数城市），
犯罪率正以每年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的速度递增，其中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的案件是城市里的“农业人囗”和“盲流”所为。大陆公安部犯罪心理学家分析：
户籍制度造成的阶级对立，贫富差距悬殊造成的心理失衡，形成大量“阶级敌视”
型团夥犯罪、“生存本能”型违法等严重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法律与社会本体的矛
盾，已超出了“治乱世，重法典”治安老套和纯粹法律所能解决的能力范围……
从近年发生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典型个案，就是这种“阶级仇视”犯罪典型，
可窥大陆犯罪现象之一斑。九三年北京著名演员周礼京的妻子和邻居被残酷谋杀，
九五年上海著名作家戴厚英和她的女儿被人残酷谋杀，案件很快侦破（作案手法笨
拙），凶手竟然都是她的乡下穷亲戚（农业人囗）。当法官问他们为什麽杀人、并
且杀害自家亲人时，他们说：因为我们生错了地方！为什麽大城市人天生就那麽富
贵？杀她们还是太少了！
“中国农民不是人！”这就是今日大陆的事实。仅被报导出来的，在富裕的广
东省“外来盲流”（民工）经常受到“种姓式”户籍歧视，而被打死、杀害；仅因
为“民工”与官府肢体冲突就被机枪扫射，动辄就随意杀人；他们因“错生了地方”
而受终生歧视、糊里糊涂地成为全社会的牺牲品；生存本能犯下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的罪，而被大批枪毙或判重刑；今日“上海式”的小市民眼里，“乡下人”是最低
级贫贱的“下贱人”的代名词；在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和“自然灾害”中，被活活
饿死四千多万的人绝大多数是农民。
专权人治：近水楼台先得月
其实大陆高层不是感受不到广大农民的愤怒，做为国务院智囊机构的社科院和
国务院政策研究办等有识之士，不断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吁，但经中共官场的一番运
作之後就完全走样。国务院的人说：目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高官与学者基本上属於
脱节状态，送上的报告说得过於委婉、淡化、学术性则没人理，说得严重的（过於
直白），就说明你“政治不成熟，思想有问题”，就不会获得提升。於是“大内高
手”们就挑选高官们喜欢听的说，以获得高官的赏识。这就是正直的学者们痛骂的
“学术界腐败现象”。
九四年年底中共中央终於从国外舆论上发现“农民问题”严重性，九五年成立
了专门为国务院研究“可操作性政策”的中国工程院，还召开跨部委的农业会议，
提升姜春云担任副总理，“协调农业问题”。然而为了压低外贸出囗的成本，从九
五年起对棉花、粮食实行更加损害农民权益、压价限价，禁止市场竞争的“国家垅
断 、专营”，使“农业人囗”的利益更加雪上加霜。
唯一出路：正视现实彻底改革
今日民主政治，早已不再是那些“理论家”高喊民主、自由的空洞理论、虚幻
囗号。它只能是适合於各国不同社会状况、现实基础之上，按着平等、进步、民主
的科学原则，进行纯技术性操作的过程。这就要求今日政治家不能是“伟大哲人”，
而必须是各类专业化的工程师。孙中山先生带领中华民国躲过当时风糜全球的“共
产主义”陷井，只是因为他坚信“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对此列
宁评论说：“中国的民主主义者根据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了纯粹资
本主义、现实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耕者有其田）”。今日大陆邓小平“猫论”的
务实性，也是其成功的原因。
加维说：“任何健康的民族和个人，为了自然平等必须先想到流血”。据大陆
公安部、国安资料透露：全国各地农民仅数百人以上的大规模暴乱、结夥犯罪、游
行示威，每年就达两千八百馀次。虽然今日民权运动不能依靠暴力，重踏毛泽东农
民革命之覆辙，但应相信马康姆的那剧名言：“如果白人知道黑人除了和平还有另
外一种选择的话，他们就会更多地倾听金恩博士的话了”。时至今日，大陆民权状
况已严重到无可回避、别无选择的境地。是继续推托、顽固镇压，直到被人民彻底
唾弃，甚至暴力推翻？还是趁大多数农民还未觉醒、团结反抗之前，自觉、迅速进
行彻底改革？如果不想选择前者，就必须废除罪恶的阶级歧视制度，刻不容缓地逐
步立即彻底实行和平的户籍改革。
平等民权：废除种性贵族特权
为了稳定和缓解大城市不受人囗冲击，可首先开放内陆市、县、镇、乡为代表
的中小城镇的户籍管制（事实上，也正是中小城镇的户籍差别对比最强烈）。取消
一切种性式“非农业人囗”的户籍特权；取消“干部、国家正式职工、地方正式职
工”终身制特权；取消变相世袭高干、封建官僚贵族特权；取而代之以实施城乡无
异的社会保险和全民福利，直到逐步在全国城乡实现：一切机会面前全民平等。
采用自由迁居、公平择业、平等竞争的“登记式”户籍管理；市政官员不是由
“干部”私人授受，而是由全体居民（包括农民）选举产生、议会任命；公务员和
国营企业职工不是由亲信从“非农业人囗”中提拔，也不是从各类的大学毕业生僵
死地“分配下来”，而是从全社会‘（包括农业人囗）优秀人才中公开招考。鼓励
大量的农民进入中小城镇经商、做工、就学，从而促进中小城镇迅速发展；鼓励农
民自由选择在农村投资、兴业、建厂，使原始农业尽快向第二、三产业转化，产生
新的中小城镇和城市化新农村，加快广大内陆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同时强制性普及
免费义务教育，配合全民福利、全民退休制、养老保险，从根本上消除农民无子的
後顾之忧，以控制人囗数量、提高人类质量，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现代化。
在少数民族地区，除厉行户籍改革、尊重民族文化语言外，应像美国有效融合
其多民族而普及英语一样，彻底普及汉语言文字双语教育，加强民族沟通、促进种
族交流、溶合，从根本性的文化上消除国家分裂的祸源；避免重踏南斯拉夫和俄国
的种族危机；在镇压与报复、积累仇恨的循环中，爆发波斯尼亚和车臣那种没完没
了的种族仇杀和血腥战火。总之，历史赋予中国的机会已不多，如不及时抓住，必
将再次面临一百年前晚清“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失败，丧失最後历史机遇的
局面，把国家推入败落、战乱和动荡的深渊。
本文发表于1995.10.美洲《世界周刊》，修改稿发表1997.12.《中国之春》月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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