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台湾经验与大陆农业
----哥大两岸学者农业研讨会评述
九五年三月三十号至四月二号，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邀请海峡两岸和美国
的重量级的专家、教授，举行大陆农业问题研讨会，这次会议是历经去年十月中途
流产(中共认为：他们又在找麻烦)的一波三折，在大陆农业危机日益发作的时刻，
避开敏感的两岸在第三地及时举行的，对大陆农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哥伦比亚
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付出艰辛的努力，笔者作为哥
大的研究所学者与会。为尊重主持者一再声明不得正面报道的意见，下面是从学术
角度对代表性学者的侧记，和对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先生的访问。完稿后，焦先生
半夜特别从台北打来长途电话，表示修改意见。本文尊重他一再强调的意见：为了
不给人家惹麻烦，隐去敢讲话的大陆学者的名字。
访问海协会秘书长焦仁和先生
台湾方面率队前来的是海峡交流基金会驻会副董事长、秘书长焦仁和先生，他
受邀在开幕式上发言。他说：首先感谢哥大为了我们中国人举办这次学术会议。近
年来大陆农业十分薄弱，引发农村治安、教育、农民人权等各种社会问题，民工潮
又给有台商巨额投资的东南沿海地区和各大城市安定、交通、城建带来越来越大的
压力，且有转向恶化的趋势。作为中国人，我们关心的不仅是台商的利益，也关心
包括大陆人民的全体中国人的事情。但我们目前所能做的不可能更多，只有把台湾
在过去几十年来成功地农业发展中，遇到甚至比大陆还要严重的同样的问题时，取
得的经验和教训，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希望给予大陆一些有益的帮助。并且通过
比较容易交流的两岸学者，促进双方了解和互信。焦先生的讲话获得两岸与会者的
热烈鼓掌。
在会场下面笔者特别向焦先生提了几个问题：
笔者(以下简称：郭)：您担任国府许多要职，在公务如此繁重的情况下，为大
陆的事情专程抽空与会，我作为大陆人首先谢谢您。焦先生(以下简称：焦)：本来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两岸也应该是唇齿相依，互惠互利的关系。只要两岸真正
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面对现在两个政治实体分裂分治的现状，抛弃那种不且实际
的想吞并人家的老大心态，只有消除这一两岸交流中的最大障碍。在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共商国家统一大计，许多问题都会解决。
郭：您作为专门与大陆交流的海基会重要负责人，两岸在农业方面有非常可观
的优势互补性，台湾有着雄厚的资金和成熟的技术，大陆有丰富的未开发资源，如
果两岸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将给中国人，特别是大陆广大的贫苦农民，带来巨大
的福祉。贵会是否有就此作为契机加强两岸交流的计划？
国府始终主动促进两岸交流
焦：其实，我们早已开放了台湾农业方面往大陆投资的限制，并鼓励台商对大
陆中西部大量闲置、未开发的资源投资。最近刚退休的国府秘书长蒋彦士先生 (与
李登辉先生一样，是美国农经博士) ，组成了一个基金会，已筹集四十亿资金，准
备对大陆农业进行技术支援，还计划在海南岛协助大陆农业开发。但过去我们的支
援往往被看做是另有他图，不但不支持，反而拒绝、阻挠。而私人投资必须是商业
性的，才会有吸引力和效率，这取决于大陆对西部的宏观政策和法令，以及是否改
善那里的整体投资环境，如果仍然没有实现各方面的倾斜和相对优惠，谁会去那里
亏损呢？
注：在会议结束一个星期后，即四月八号，李登辉总统在回应江八点的《六条
大陆政策》中，特别提出：“我们乐意提供技术和经验，协助改善大陆农业，造福
广大农民”。并掀起两岸农业合作的高潮，这是近年来国府对大陆政策唯一的新突
破。
郭：目前大陆农业危机主要是由政府失误导致的，头几年盲目失控的固定资产
投资每年都递增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安全线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中工业投
资所占比例达百分之五、六十，而对养活着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农业投入则逐年削
减，从七八年的百分之十，压缩到八五年的百分之三，再压缩到九三、四年的百分
之二。九三年先引发工业原料的紧缺、涨价，造成“需求推上”型通货膨胀达百分
之二十以上。接着由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转嫁给农民，使农业生产入不敷出，粮食
紧缺，农产品减产，造成“成本拉上”型通货膨胀，达百分之二十七。造成这种恶
性循环不是一次了，已形成大陆经济每隔几年便发生一次的规律性周期危机。您能
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吗？台湾有没有这样过？焦：我读过你的许多文章，
你是学经济的，但这其实涉及到政府在经济运作中的职能问题。在台湾，金融和投
资是由相对独立的专业银行、私营投资公司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承担风险，自我
发展、自我制约的。政府在这里只参与宏观规划，总体布局和微观诱导。不会因个
人权力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影响整体经济决策，所以经济发展从没有因政治失误引发
大的波动，除八十年代因国际市场变化发生短期波动以外，一直相当平稳、建康。
官勤民逸：政府是国民公仆
郭：最后我想问一个关于农民人权的问题，在大陆，农民实质上是“贱民”的
代名词，与城市实行的各种福利相反，他们从没有任何一点社会保障，生老病死听
天由命。比印度丑恶的“种性制”文化毫不逊色。按出生地把人民分成“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两大贵贱分明的阶级，一降生便注定了终生的命运。不可逾越的强
制性“阶级隔离”，不能自由迁移和改变户籍身份，甚至阶级之间不能通婚，比南
非的种族隔离不相上下。这种罪恶的阶级专制制造的严酷社会现实和阻碍社会进步
的封建程度，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代封建王朝更卑鄙和落后，实际上又回到封建社
会以前的夏、商朝代，那种严格世袭制贵族与贱民的阶级关系。而在一水之隔的台
湾，却是世界上贫富收入差别最小的典范，请问台湾是怎样队待农民这个问题的？
这时，几台湾学者参与进来，焦先生和他们的共同看法是：这里首先端正一个
观念，农民也是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在台湾，政府从土地改革到农村现代化，
每走一步都注意调整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比例，因为农业是一种必须时时保护的
基础产业，它发展到一定地步，产量就不会再增长，但对民生和国家安全却十分重
要，不可缺少。只有不断地提高农产品价格，给予大量政府补贴，才能保持农民的
收入与城镇居民同步增长。政府在五十年代就多次提高“稻米换化肥”的比例；六
十年代大量低息长期贷款让农民购买农业机械，以提高生产力；七十年代开始把工
厂建在农村，鼓励工商，发展商品经济，以使农民收入更多地来源于农业以外的其
他产业。并促使农民向第二、三产业转化，鼓励小城镇、卫星城的涌现，加速农村
城市化进程，以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很早以前就全面实施了老年人的
免费医疗制度，政府出资为老农安葬等，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最近，立法院通过
了“老农法案”，政府给予六十五岁以上每位农民每月新台币三千元，实行农民退
休金制度，保护老弱病残，以达到全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共同文明进步。
至关紧要：强制普及国民教育
郭：非常感谢您介绍的台湾经验，不知您对大陆建设有没有您认为非常重要的
建议？焦：这些丰功伟绩都是蒋总统和登辉先生及“农复会”的专家学者当年励精
图治，艰苦奋斗的结果，我们后代为他们所创造的成就感到荣幸和骄傲。从台湾这
些年来发展的经验看，我认为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教育。一个国家和民族是
否有前途，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她的国民素质。台湾这些年来之所以超越了许多
比她更又希望的国家，最明显的就是菲律宾。很大的因素是普及了基础教育，扫除
了文盲，这使在农村推广农业科技易如反掌，也使台湾的应用科学能够使工业迅速
发展。目前大陆农村教育非常危险，一代儿童失学不仅影响他本人的一生，甚至是
几代人的不幸，因为他没受教育也不就会重视他后代的教育。这种情况不采取果断
措施，全面倾斜教育投资，不但对大陆目前的经济，并将对整个民族未来产生严重
后果。
农业危机：周期发作体制弊病
会议接下来开始两岸学者的学术研讨。在大陆来的主讲人中，国务院农业发展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象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教授杨勋女士，介绍了农村
形势和令人担忧的“民工潮”现象；，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子力
先生，介绍了农村土地和乡镇企业产权关系不明导致的混乱，他提到改革产权关系
的“南海模式(土地使用权股份化)”，但试验好几年了，结果怎样不得而知。首都
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孙长江先生，民政部基层组织司助理研究员王振耀先生，国务院
农村扶贫办郑仲兵先生则分别介绍了包括封建迷信、“户籍种性制”等大陆农村文
化的恶劣现状；问题多多的基层民主选举；和中、西部地区普遍的贫困现状与政府
杯水车薪的扶助。北京来的某学者(隐去其姓名)说：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这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和历史特征，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历史上中
国人口为什么一直徘徊在五千万左右？就是因为人口增长，农产品并未增加，在官
吏与无法生活的农民争食粮时，官逼民反，农民揭竿而起，战争杀戮使人口减弱到
原来的水平，再安定几百年。这样反复循环形成中国暴民政治的历史传统。今天的
农业状况也不是田园诗，特别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把如此多农民排斥在外，这引发
着很多爆炸性隐患。目前，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农民问题。
笔者举手提问：面对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农民收入减少，“盲流”大量涌入少
数大城市，社会治安一再恶化。中共中央已接二连三举行了四次重大的农业会议，
除了喊一些假、大、空的口号，发一些根本无效的文件之外，到底有没有一个切实
可行解决问题的具体计划和改变现状的根本措施？该学者：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们
提了很多建议，但问题在上面。有一句佳话叫做：“中央一号文件很好，国务院二
号文件好狠”！现在应该做的是，举办一个干部培训班------
台湾经验与大陆客观实际
台湾来的学者中，国立政治大学东亚所的洪笔峰教授和曾永贤教授，以及国立
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的张荣丰教授、农业经济学系陈希煌教授、历史系黄俊杰教授，
国立中山大学石义行教授，分别介绍台湾农业在近五十年来成功地支持工业化进程
中，农业不断发展、改进、适应的各个方面的经验，及今天已基本完成农业机械化、
农村现代化的现状。很多学者对大陆农业也有独到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研究员庄英章从台湾的“大佃农”模式，探讨大陆在现有条件下，发展土地商品化
的可能。笔者在会场下与他探讨，大陆的“土地公有制”的各种前提弊端，与台湾
产权关系明确的私有制根本差异，无法在不改革产权关系下相提并论。中华经济研
究院副研究员田君美女士，身在台湾研究大陆乡镇企业，深入细致。但她根据中共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得出结论却是：大陆乡镇企业获得了蓬勃发展。
笔者举手发言，列举九三年四川省在一次抽查中，发现两千多起乡镇企业产值
浮夸事件；山东泰安地区九四年抽查发现虚报了三十亿人民币的乡镇企业产值；常
州市统计局长被捕，因为他看到报上来的数字没有“达标”，就用笔“填上”了。
该市主管乡镇工业的副市长也受到制裁，因为是他怕影响“政绩”才指示统计局长
这样干的；在河南安阳市，“全国财税物价检查组”发现百分之八十的数据都有虚
假；中共中央在九零年宣布：粮产创历史最高纪录，但国务院引用的数字竟下降了
五十亿斤----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笔者引用大陆社科院的报告：这些年来农村市场一再萎缩，已从八零年初占全
国消费市场的65%， 萎缩到八五年的42%，和九二年的37%，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首
当其冲打击的就是乡镇企业(这也是大陆国企产品积压、连年亏损的根本原因)，使
它们逐年萎缩。那些逐年增长的表象都是干部们浮夸的数字游戏。
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
美国方面与会者人才齐集：包括该次会议的主办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黎安友、白思鼎、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念祖；伯纳德学院政治学助教吕晓波；
俄劾俄洲立大学政治系助教欧博文、政治学博士生李联江；塔夫兹大学费莱彻法律
外交学院副教授崔大纬；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葛瑞峰；威斯康星大学政治
学教授爱德华.佛里曼；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苏黛瑞；明尼苏达大学博士生罗晓鹏；
乔治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Martin K. Whyte；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William
Parish；在美国的学者在更超脱的立场上对两岸农业，特别是大陆农业现状与发展
出路，发表独立的论点和建议。一致的看法是大陆农业处在很危险的境地，如果问
题不及时解决，或解决的不好，将是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全局产生严重和灾难性后
果。
在会议总结中，两岸和美国的学者一致认为台湾经验非常值得借鉴。最后把问
题的焦点，集中到影响大陆农业发展的三大根本问题上：一、产权关系。土地的公
有制使产权关系不明确，形成一家一块的条块分割，根本没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且因人口增减而经常变动、重分，不但无法适应机械化、现代化的农业规模经济投
入和产出，更阻碍着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基本建设和责任心。二、工农产品价
格剪刀差对农业的非等值剥削，是农民贫困化的根本原因。三、投资体制。只贷款
给干部，不贷款给私人的岐视性政策是乡镇企业无法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商品经
济不能发展，城市化进程受阻的根本原因。对此，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吴明俞教授
说：我本人是主张消除“剪刀差”的，但一放开、提高农产品价格，城市物价就上
涨，为保障城市的稳定，只能维持控制。投资体制改革也得慢慢来----目前实行私
有制是不可能的。
体制改革：步履蹒跚、艰难
哥大黎安友教授问：不实行私有制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吗？
不是。吴教授说，只能想除此以外的其他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吴教授把宝压在“南海县模式”上 (土地使用权按七十年、五十
年期限化成股份“出售”给农民，但不能转让、出售，直到几十年中分期付款完成
为至)，他认为可避开产权关系的敏感死角，而直接使土地使用权商品化，也许---
-他说，我们还要实验。
在会场下面，笔者很诚恳地向吴教授请教：目前台湾之所以能形成大面积方块
集中、适合机械化耕作的农田，关键因素在与其土地产权私有、明确、长期稳定，
可以形成“大佃农”的专业租种关系，佃户必须对地主负责，实现了产权最大商品
化。而大陆的公有制，无论怎样“股份”，最终的产权关系仍是不明确的，产权仍
在干部手中，他说了就算，土地不知道是谁的，其作为商品的价值极不确定。如八
零年刚签的十五年承包合同，到八五年就撕毁合同又要“划大方” (即双田制：每
户农民除留存口粮田外，其余土地归划大块，承包给种田专业户) ，结果农村的现
实是，还没有产生产业分化，所有农民除了种田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每家平等地都
有好几小块----直到现在十几年了双田制一无事成。再者，“承包费”、“化股费”
交给谁？只能是干部。他们除了贪污私分，谁会象私有制那样自动对土地的基本建
设、长期投资呢？“南海模式”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南海股份”在长达几十年
中不能转让、出售，怎样进行大面积整合，适合机械化耕作呢？而到获得真正“使
用权”时，又面临成为“公家的”，要无赏归还。这样，实际上农民付款的过程不
是土地增值、而是贬值的过程，土地的价值本身(有无价值)就是问题，且反而增加
了农业生产成本，南海县推行这么些年了，毫无结果，您是否清楚？
吴教授：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在慢慢试验，慢慢来----
笔者：从八四年出现农业徘徊不前开始，提出土地产权改革十几年了，什么都
没改变，眼睁睁地等着农业危机越来越严重，再“试验”下去，就等于一切还是什
么都不变，直到国家出大问题、社会走向混乱。
吴教授：不能私有化！再想别的办法----唔，我还要参加一个宴会。他腆着吃
得肥胖高大的肚子说着，大声吆喝着众人，走了。
我想，这就是“头”的声音了。吴教授是这次会议大陆代表团的“头”，据大
陆来的学者们说，他这次肩负着“头”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看来大陆的事情，决不是开一两次学术会议就可解决的！
本文发表在1995.4.香港《前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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