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香港：文化冲突与百年陷落
——纪念香港陷落一百五十周年后的回归
在美国与西方世界再次沸腾在以“围堵”还是“接触”对待“即将到来的与中
国冲突”争论声中，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一百五十年的恩怨告
一段落。诚如《纽约时报》前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尼格拉斯(Nicholas D.Kristof)在
《FOREIGN AFFAIRS》 上撰文所说：历史上中国比西方更发达、更繁荣、更先进、
更文明，西欧只是在近五百年才发展起来，到了十九世纪我们才看到中国的落后是
不可避免的，但现在中国可能又走上恢复过去那样宏伟的道路。
在世纪之交，更应从中西深层文化的角度反思这段耻辱的历史，因为一个民族
忘记他的前车之鉴，就不能保证在未来不会重踏覆辄。
外交观念：两种不同的原生文化
学者们往往把中西冲突的近代史，往溯到一八四零年代的“鸦片战争”，而屈
辱的根源只是“腐败的晚清朝廷”。事实上两种文化的真正冲突、争端，早在此前
的二百年前已经开始。公元一六三七年，即明朝崇祯十年，英国人第一次来华，两
个巨人首次见面，双方无法想象对方的背景，在毫不了解之下，彼此都想象对方为
微不足道的“野蛮人”，从不知所，而不甚客气，到一事无成。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世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农业帝国，人们生活在“鸡犬声相闻，
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稳定的静态环境中。数千年的历史经验表明，除了北方少数
民族的武力骚扰，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国家能够真正向他挑战过，四周只有一些
“藩邦小国”按期“朝贡称臣”，外交使节只有“贡使”、“藩臣”和“夷人”等
侮辱性称谓。在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中，只有先后“朝代”之别，没有平等“国家”
之分，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她的传统外交文化中，与外邦交往本身
就是一种皇天恩赐，是天朝大国的宽厚仁慈，泱泱气度，所以她自始至终不曾设置
“外交部”，也没有与外国平等交往这一概念。
一七九三年，即“大清盛世”的乾隆末年，英国派出以乔治. 马格而尼为首的
正式外交代表团访问北京。当时的“圣贤明君”乾隆皇帝和以和坤为代表的各级大
臣，竟演出了一场按部就班，接待“藩邦朝贡”的历史闹剧。将这个前驻彼得堡公
使、加勒比地区总督，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正式外交代表，当成朝贺的“使臣”，
必须向大清皇帝下跪磕头，才能被乾隆接见，结果为同样傲慢的马氏拒绝，大清则
干脆把他们驱逐出境。就这样，仅仅因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一个见面礼节的争执，
微小的“面子”问题，竟使一场耗资数万，历时几月、漂洋过海的国际外交泡汤！
使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不仅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反而为以后的战争埋下祸根。
马氏则带著对这个老旧帝国的偏见，和认为她早已腐朽得不堪一击的定论回国。随
团来访一些军事专家搜集了各方情报，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派出两三艘小型战
舰，不消两月功夫就可把中国沿海的全部海军全部摧毁。
文化差异：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
十七世纪后期英国和西欧已突破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缓慢发展的进化历程，创造
著一个崭新的工业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处于扩张阶段。为销售大量的工
业生产所制造的产品，他们急于在全世界寻找市场。英国人凭藉契而不舍的商业精
神，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这里想尽千方百计要打开中国大门。他们勾通郑成功；
行贿收买大清官员；南走澳门、广州，北上宁波、福州、厦门。这样用尽各种试验
方法，到十八世纪初，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额已超过所有西欧各国在中国的贸易总和。
这种商业进取精神带动英国从工业、贸易到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到十八世
纪后半期，英国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制化的“通商制度”，而中国此时的社
会发展依然停留在原来辉煌的基础上，按照她自己的农业文明习俗我行我素，这使
英国的这套制度在这里遇到麻烦，或根本吃不开。为寻求这种商业关系的巩固、发
展和改良，英国急欲向中国交涉。在乾隆末年派遣的马夏而尼向北京交涉失败后，
清朝嘉庆年间，英国又派遣一个正式外交代表团向北京交涉，结果又告失败。
中国自始至终把外国正式的外交使节和贸易代表，置于地方行商官员和广州海
关的管理之下，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外交歧视政策。这种政策的形成有著中华民族
传统文明的深沉背景和因袭文化情结，而不仅仅始于晚清“昏庸无道”的皇室，才
与外国一再交恶，往前再数几百年亦是如此。据《清代通史》第一卷记载，早在清
朝鼎盛的乾隆二十五年，即一七六零年，大清重臣李侍尧就上书乾隆皇帝，奏请实
行《防夷五事》，此后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歧视性“对外贸易”政策，原则把对外
通商为十二大类计定规则，这些原则有的属于主权国家必不可少的正当权益，更
多的则是对国际外交、贸易规则等既一无所知，又蛮横霸道的非份要求，突显出一
个由武人集团和愚腐儒者组成农业帝国王室的封建落后。本来在国际交往中，选择
不同的对外政策无可厚非，贸易弱国对强国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也是国际规律，但问
题在于，清政府采取的贸易歧视政策的背后，只是一种纯粹的感性自大和盲目憎恶，
并没有任何理性的理由支持，既昧于外情，又对自己政策的目的糊里糊涂，这遭到
西方的强烈反弹，其结果导致冲突在所难免。
男女平等：近代思想与封建观念
中国农业生产依靠父兄强力劳作而形成的父系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自
古有之，在三千年前的孔圣人都认为“最难养，唯女人和小人也”，到了清代则达
到一种封建迷信的地步，甚至认为只要军队中有女人就注定要打败仗，严禁外国妇
女来华的禁令颁布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其后世代相传，到了道光年间这种情
况变本加厉，据《东华续录》记载：道光十年(1830年)，军机大臣上书奏请“藩妇
不准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在《防范夷人章程八条》
中明据规定：“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藩妇梢人等至省，应责成行商一体稽查也”，
据史家王之春在他的“夷事”中记载：“是秋一大班挚一洋妇来粤城，时东裕洋行
司事谢志安为置肩舆出入日久之 然自大，翻不许行中人乘轿入馆，大吏闻立拿究，
治安死狱中，大班辄架大炮洋馆外，以自卫，大吏恐激变，乃遣通事谕令撤兵炮，
令洋妇回国，于是洋行具凛，托以大班患病，妇乳为引，请挨稍愈遣之”，为了使
外国妇女居华，洋人只有把自己的太太说成“乳妈”必须每天给他喂乳治病，才得
以暂缓，这样的例子还可列举很多，如一八三一年，因有三个“夷妇”到澳门参观
英国商馆，大清朝廷即以立即停止贸易相威胁，限令她们这些“不吉利东西”即刻
退出中国，当时竟有封建愚儒甚至写书立说：指洋人身上少几块骨头，腿不会弯曲，
跟“人”不一样，是半畜半人----
当时英国承袭欧洲文化的男女平等传统，盛行所谓Gentleman(绅士风度) ，其
中最重要的一项标志就是对女士的尊重和礼貌。按照英国绅士文化：与女士并行男
人要拿行李；进出屋室要男人开门、关门，让女士先出、先入；大家就座女士优先，
男士让座；对女士温柔体贴，不能打骂；向女子求婚要下跪、吻手；两个男人为女
人争风吃醋，而不惜决斗相惨，败者死伤，胜者得到爱人。所以当英国人面对清朝
这样古怪的禁令，他们的感受可想而知。这种“女性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后来
“林维喜命案”暴露的大清国内私法与国际公法之间，“法律文化”的根本差别，
而导致国际冲突。
商欠制度：自由经济与官商道德
工商贸易中商户之间的相互赊欠现象，在清朝时被称为“商欠”，这种纯粹商
业活动在古今贸易中都十分普遍，但在大清朝廷处理与外商的这种关系时，却变成
一种“事关国体”政治问题，并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对所有事物“道德说教化、
伦理纲常化”，来取代法制处理商业问题，“商欠”就变为了风化问题。乾隆二十
四年 (1759年) ，英属东印度公司司事洪任辉自宁波赴天津，向清朝廷控告所谓的
“商关陋弊” ， 内容之一就是广东商人“资元行”的黎光华，拖欠东印度公司的
“货本银五万元”。乾隆皇帝亲自朱笔批阅：“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并当即命
福州巡抚赴粤严肃查办。于是问题严重了，他到粤后发现商欠问题何止一家，还有
商户汪圣仪拖欠英商本银10380两。 查办的结果竟是黎光华的家产被查抄，按股均
还；汪圣仪按“接交外国例”治罪，而另一位名叫刘亚匾的商行，还因“欲借外国
资本谋私利，甘为作词唆诉”，有违伦常，而被处死。
据《鸦片战争》第一卷记载：当时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上奏的《防范外夷规条》
明文规定：“禁借外夷资本”。而后并再度奏请皇帝：“嗣后内地居民，概不许与
夷商领本经营，往来借贷。尚敢故违，将领借之人照交结外国借贷诓骗财物例问罪，
所借之银追查入官”。此后朝廷还“按例”处置过裕源行、泰和行借贷港商高利贷
380万之事件，为了杜绝屡禁不止的商欠现象，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竟搞了一个
“公行制度”：对进出口货物每银一两抽“行用”税三分，作为“公行基金”专作
对外商赔偿，为了显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到了最后，这种陋规烂习竟
达到“国家赔偿”的荒唐地步，即当行商无法赏还商欠时，朝廷竟让地方官和粤海
关垫付，把纯粹商人与商人之间的经济行动，变成政府与个人的纠纷。另外朝廷还
专门主持过几次大的“清欠”运动，但结果清了欠，欠了清，每次最终受害人都是
中国商行，人为地破坏中国弱小的民族产业，让外国坐收渔利，在不知不觉间，已
主动做著丧权辱国的坏事。
可悲的是，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官商文化，还在今天的大陆泛滥。至今占大陆
企业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在必然亏损的发生时，统统由“国家承担”，而欠了
清，清了再欠的大量企业间的“三角债”，也由“国家赔偿”。这种把纯粹商业活
动变成政治行为及意识形态的蠢行，可能只有中国才有。
聋子的对话：文化理解的误区
一八三一年，英国政府在自由商业精神的冲击下，废除了东印度公司长达两百
年的对华贸易垄断权。商业贸易变成充满活力的私人活动，体现了一种更加自由的
商业竞争精神，这无疑是一社会进步的表现。原来中英间的半官商关系解体，使习
惯于官商行为的清朝官吏不知所措。一八三零年，两广总督李洪宾得悉东印度公司
即将解散的消息，托英商代信回去，要求英国派“官人”负责处理中英贸易，于是
英国政府正式派出以律劳卑为首的“驻华商务代表”，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和平、
平等的贸易关系”，据《清代通史》记载：“临行前女王手敕诰诫，以亲睦中国为
言，谓凡英人与华人及其他外人有争议时，当妥为调处，务使两者和平解决。若与
中国官员有争议，宜持温和态度，万勿大言恐吓，或随有军事行动。至于服从中国
法律与习惯，尤为切要”。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也以特别训令，告诫律劳卑二事：
一、一般情况下行事以中国法律为准绳，外交法权不得随便行使；二、尊重中国规
定不准外国军舰进入中国内河之法规。
可怜的是，如此中英修好的机会，却因两个完全不同文化理解，变成一场引发
中英最终以战争摊牌的悲剧。英国认为：应中国官员要求而派遣的“官人”律劳卑，
理应成为中国承认的英国正式外交代表，所以临行前外交大臣还叮嘱律氏：“阁下
到广州后应立即以公函通知中国总督”，然而中国官吏按照祖例章法竟然认为：律
氏来华就象从前高丽、越南、缅甸、西藏进贡使臣一样，是来朝见天朝大国，即使
后来知道律氏的商务代表身份，也把他当成与从前无别的商欠“讨债官”，所以等
律劳卑按国际外交方式向两广总督卢坤递交正式国书时，卢坤对他嗤之以鼻。卢坤
在向大清皇帝奏报中说：不知律氏“有无官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
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正是在这样严重不平等的
关系下，文化误解使双方的接触，驴唇不对马嘴，两个巨人的对话，成了一对
都坚信对方是“野蛮人”的聋子。这样最后的结果是，英国外交代表官邸遭到查对，
律氏被清朝官吏一度扣为人质，后逐出国外，以至连气带病，疫死在澳门。
零和游戏：除了战争别无选择
清廷对律氏的“胜利”，使大清更兹生了她天朝大国的傲慢，道光皇帝和卢坤
总督愈发坚信：在中国与夷人发生冲突时，只要将洋人的商馆封锁，将夷族外交使
臣扣作人质，这些夷族就会服首听耳，少惹麻烦，互不相干，让世界上唯一的中央
大国继续安享他的太平盛世。在一八三九年以后，中国与外国发生的历次商业纠纷
和外交冲突中，清廷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对付洋人行之有效的“惯例”，她从
来不曾想过，这种以“无知的私法”处置国际外交会带来什么后果，也不曾回忆，
中国古训中也有遵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基本公约。
据英国出版的《中华帝国外交史》记载：英国政府和在华商人从律劳卑事件中
得出的教训是：“直到现在才使我们认识到，过去与中国政府和其官吏打交道，最
失策的就是甘受其辱及对不公平的歧视性待遇逆来顺受，这样不独使国家的尊严受
到损害，而且会引起对我们威信的怀疑”，虽说中英战争的引爆点是林则徐的禁烟，
但中英之间由两种文化的根本性差异，日积月累的矛盾与冲突却奠定了必然战争的
基础。
据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一八四零年四月，英国议会朝野各
派辩论对华战争时，执政的辉格派内阁成员托马斯在回答反对派的质询时说：那些
被困在中国的英国人“属于一个不习惯接受失败、曲服和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一
个强迫过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数量惊人的赔偿的国家；他们属于自从伟大的护国将军
发誓要使英国人享有从前罗马帝国公民所享有的同样声誉以来，从来没有败过的国
家；他们知道，虽然他们被敌人围困，被汪洋大海和陆地隔绝而孤立无援，但谁也
不能损害他们一根毫毛而逍遥法外”。托马斯的话精确地体现这个正在上升时期的
西洋帝国，那种不可一世的傲慢和自负的霸权心理。
汉学家佩雷斯特在他的新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中，深刻地解剖
道：“面对这个对外无知、不思改进而又态度傲慢的中央帝国，英国越来越不耐烦
了，英国人的活力无法发挥，中国十分虚弱还毫不妥协，双方都被激怒了！所有的
战争总是寻找属于先验范围的正当理由来合法化的，对中国人来说，已经达到过的
完美是一个正当理由，对英国人来说，正在完善的进步才是正当理由，两者不属于
同一思想领域，他们越往来，互相越不能容忍，在这种相互伤害的不理解状态中，
两种文明冲突撞击，每一方都相信自己是世界第一”。
这样中英之间处于一个只剩战争的“零和游戏”，其他选择被一一排除。
鸦片战争：商业精神与帝国主义
一八三八年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数量，达到大清不能忍受的地步，使大
清军队瓦解，财源枯竭，国民堕落。道光皇帝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
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迫令英国商人交出鸦片二万多箱，在虎门销毁，并
按照惯例把英商和英国商务代表扣为人质。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从全世界各角度来
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都是一场伟大的正义之举，是一个民族独立、国家发展所必
不可少的正当行为。但是，此时中英这两个不同世界日积月累的矛盾与冲突，已达
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这个适时诱因使那场必然的战争终于爆发。
今天中国学者提起鸦片战争，第一个解释就是：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但西方
学者至今仍称之为“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对于英国纵容其商人向中国倾销
鸦片，当时一位英国商人在英文《澳门日报》上辨护道：这种商业行为“不见得就
是做了邪恶的事，因为我们若不拿这些盈利，其他后脸皮的人就拿去了”。他认为
英国政府支持鸦片贸易，是担心否则它“将会落入亡命之徒，海盗和掠夺者手中，
而不是一个资本家团体”，他认为如果中国不禁止的话，“鸦片只是一种豪华的用
于款待客人的合理社交用品”。不管这种解释多么荒谬，但它的“商业目的”是显
而易见的，即使在英军打到北京，逼大清皇帝谈判时，提出的目的也是“要回被林
则徐扣查的鸦片钱”。在英国最后战胜大清，字斟词酌地书写《南京条约》时，做
为战胜方的目标竟然是慎重地向战败方要求“贸易平等”。
对于这一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看到了。徐继畲在他的《瀛环志略》和对
友人的信中说：“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欲，所欲
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售卖其货物为其宗”。
然而中国对外界不知不识，无能腐朽，落人之后的现实，被西方列强盗用，而
弱肉强食，其性质就不能单纯地归为“资本主义精神”了，这里更多的是侵略性的
“帝国主义精神”，对此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一针见学地写到：“夷人不行
教而行贾，假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随行岛夷”。
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说：海上霸权常常给那些掌握这种霸权的民族以一种自然
的骄傲，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到处欺凌别人。英国为达商业盈利而不择手段，把
非法、肮脏的鸦片生意以持强凌弱的形式强输入中国，并以强凌弱，得寸进尺，侵
袭掠夺，就是罪恶的帝国主义精神和野蛮的世界霸权行径的典型体现。
香港回归：又一次冲突的开始？
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四零年中英战争爆发后，英军打不过林则徐，就沿海岸线北
上，又在厦门失败后，便拣中国最软弱的地方进军，攻陷浙江定海、天津太古口，
糊涂的清廷竟“查办”了她仅有的国家栋梁林则徐，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割让香港。此后英国又两次伺机强掠了九龙、新界作为“扩展租界”。
就象英人看到葡萄牙割据澳门，才萌生攀比心理强掠香港一样，香港的割让在
国际间形成连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此后引发了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瓜分中国的
狂潮，使世界上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从此堕入一个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战争暴乱、
内忧外患与天灾人祸的深渊，至今仍挣扎在文化误区和觉醒的边缘。
一九七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承认，当年就“取消香港殖民地地位案”
在联大备案。一九八零年代邓小平以强硬的姿态，与英国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此
时已是事过境迁，英国正变成一个“日落帝国”，一九八二年双方达成协议，九七
年七月一日英国归还中国的香港。
上一个半世纪，英国人的资本主义的商业和竞争精神，使这个西欧岛国压过先
前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和富有冒险精神、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及最早盘踞中
国澳门的葡萄牙，把它触角向全世界蔓延，并与迅速跟进的西欧各国一起，打破了
人类的社会数千年缓慢进化史，开创了人类的新时代。然而那时的中国还沉浸在几
千年历史创造的辉煌的农业文明中，一成不变，没有危机意识，不思改革。法国著
名汉学家佩雷菲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一书中感叹到：如果那个比其他国家早几
个世纪发明了印刷、造纸术、指南针和舵的国家，同那个刚刚发明了蒸汽机，并开
始训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优势溶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信息和技术必将
使双方的进步，相互补充源源不断，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埃。然而，历
史无法回返，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今天香港的回归，不仅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加强，民族自信心提高，更重要
的是它作为一个象征，预示著这个古老民族的复苏。同时，她与西方及整个世界之
间的外交接触、种族融合与文化理解等重新定位问题，又一次突现出来。在中国强
调“亚洲价值”与西方不同而抱残守缺、韬光养晦时，在世界上“中国威胁论”的
惊恐声中，中国能否在接下来的一世纪与全世界完美接轨，还需拭目以待，但跟一
百五十年前一模一样的是，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文化内涵，其内在本
质的差异和彼此理解的误区，依然蔓延扩大，是否无可避免地酝酿下一次的冲突？
在这个世纪之交放眼下世纪，谁将赢得下一次的百年争端？
记住历史就能知道未来。本文发表在1997.3期《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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