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国维：深究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

送交者: 溪谷闲人

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在清末、民国之初号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学问在当时当然了得！据说他是用西方的文学原理批判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不过后来王国维却投湖自杀身亡，死因成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比较倾向于这种说法：就是说王国维认为自己的学问已经到了头儿，到了人生境界的顶峰，就像武打小说里描写的“打遍天下无敌手”了，感受到了人生的孤独与寂寞，悲哀与凄凉，觉得了无生趣，不如一死了之。像王国维这样的“学术”伟人，为学问而死，不出人意料。民国时期的“文人风骨”、“壮志豪情”无人能及。

民国初年，像陈寅恪、王国维这样的“国学大师”不在少数，后人用“群星璀璨”这样的词来形容当年人才辈出的盛况，一点儿也不过分。正所谓“乱世出奇才”。中国更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法家、墨家、老家等等也与当时正是动乱年代有关，还有所谓“纵横家”、“名士”、“说客”、“谋士”数不胜数。

当时还有一位“刘文典”先生。在“学问”方面与王国维不相上下，属于“同一级别”的人物。曾经专门研究《淮南子》六卷，成绩斐然、震惊文坛，被蒋介石抬举、捧为“国宝级”的人物。

刘文典恃才傲物，轻视文学，曾放言“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因此看不起沈从文（据汪曾祺回忆，刘文典之所以看不起沈从文，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他反对沈从文当教授：“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又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有一次日机警报，沈从文与刘文典擦肩而过，刘文典对其骂道：“我跑是替庄子跑，我死了，还有谁来讲庄子呢？”

1939年出版《庄子补正》10卷。陈寅恪为此书作序。刘文典口出狂言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另外半个是一个日本人。

关于刘文典，还有一个小故事，原来的题目叫做《民国牛人刘文典》，说是刘当时在安徽大学当校长。安徽大学学生与隔壁的安徽第一女子中学师生发生冲突，进而引发学潮。恰在此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到安庆巡视，遂召见两校负责人。刘文典到会后坚称此事“有黑幕”，不愿严惩学生，结果惹恼蒋介石，直斥刘文典为“新学阀”。而刘文典也不是省油的灯，回骂蒋介石是“新军阀”，刘文典气急，踹了蒋介石一脚，遂被警卫扣押。后被蒋介石下令以《治安條例》打架鬥毆論處、关押了七天，最後由蔡元培、陈立夫等人求情，以“即日离皖”为条件予以釋放。

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刘文典的为人处事风格，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胸襟宽广与虚怀若谷、敬重文人学士。否则，以蒋先生之威名、权势，足可以将刘当场击毙。刘文典先生在中共建国后，获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在“反右斗争”中，受到残酷的批斗、迫害。一生以狂傲放纵的文人风骨处事的刘文典不能忍受其他人对其人格的侮辱，活活被批斗死、气死。

对比之下，王国维幸亏自杀及时、自杀得早，若是活过到建国文革，不知会是怎么个死法！
不错，王国维其它方面暂且不论，他的“人生三境界”之说，确实受到不少人尤其是所谓“文人”的欣赏和吹捧，知道的人很多，但绝说不上是什么“人生格言”、“处事妙方”。

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谈到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注意：王先生说得是“治学经验”。遍观中国，治学者有几人？没有！一个也没有！因为，穿着习二百五选择的马列破鞋，再加上“中国特色”，如果能治学，那不坏了吗？生出来岂不都是杂种？

不过王先生巧妙的用几句著名的诗句，描绘出三种境界，确实不简单，所谓“文妙”、“意妙”、“人妙”。要说从“治学方面”体会这三种境界，诸位就别费劲了，中国一个人也不配，而且，只要是中共当政，永远也出不来这样的人。

其实，要简单的体会一下所谓“人生三种境界”（不一定是治学），有更简单的方法，这就是：
第一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第二种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第三种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不信把这三重意思、三种“境界”用在旅游上；用在读书上；用在搞对象、谈恋爱、结婚上；用在自己的“工作事业”上；甚至用在发财上；用在升官上....保您屡试不爽，一试一个准儿－－充分体会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