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革命与百年文化断层
--废除“科举制度”百年祭

作者：岩华，中华研究所主任

一百年前的今天，正是中国五千年传统社会发生根本裂变的关键时刻，近代中国的命运就在这一刻孕育定型。在这个历史关头的混沌不觉中，当时晚清朝廷的一个无意举动，却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命运，操纵了中国后来的历史，导致中国近代化走向一个未知的荒蛮地带...晚清废除了“科举制度”！

世纪选择：百年近代史反思

当年的晚清主持这一转型期的最高权威，是一个根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到”，内心阴暗的垂死老妇...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和辉煌历史的古老帝国，逐渐变成一堆昏庸愚昧，僵死枯朽的行尸走肉，一道道危机接重而来：传统的“暴民政治”――农民起义与外来文化的结合，产生出一个更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太平天国”运动，一场十足的社会暴乱历时十四年，造成了两千五百万人被害；一场不该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战争，甲午战争由于纯粹的外交愚蠢和政治落后，却在那个时候暴发；接下来的惨败给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空前的耻辱，中断了整个国家的和平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一场最有希望的现代化转形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却被无知和愚蠢再次扼杀一场“零和游戏”中，其他选择被一一排除，最终，迫使中国别无选择地走向暴力革命。

然而，不知有没有人预感到：这些历史事件也许对后来的中国并不重要，而另一场改变整个民族命运的社会文化的剧变，正徐徐降临到所有中国人头上，并操纵她的命运，改变她的历史。中国承传千年的“科举制度”，在那个时候废除了！

一九零五年，中国正式废除在中华大地上已推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在那个最需要现代化的历史关头，最先废除的却是它最具现代色彩的立国精神，似乎这是社会发展又一残酷的偶然，或是一个盲目性的历史揶揄。就是这么轻轻一纸政令，尤如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谁也没料想它会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什么后果？

科举制度：中国式文明的象征

三千多年前，中国农业文明社会成型期的周代，至中国文化成孰期的先秦，孔子诞生(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发展、文明水平已超越西方。秦汉唐宋明清各朝代，继承孔孟之道，追求具有现代文明精神的和谐、安祥、小康，所谓：礼、义、道、德。人生宗旨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 ，前四项“格物、致知、修身、齐家”都是研究物理、学习知识、修养人格与成家立业的原则，也就是“穷则独善其身”。后两项上升到“治理国家、兼爱天下”宏伟理想，也就是“达则兼顾天下”，进入仕途，实现抱负。

在这种“仁政”传统文明下，整个中国社会很早就形成产权私有，自由竞争的现代社会特征。“士、农、工、商”四大阶层，自然发展、自由流动。早熟的中国社会，自始致终基本不存在严格的等级限制，也没有古印度和古欧洲的宗教神权，更没出现过马克思根据欧洲历史，武断总结的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所谓“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社会，四个必然经历的社会阶段”，更不曾有过地中海“城帮文化”所特有的那个野蛮、罪恶的“奴隶制度”(2)

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的“诸子多元，百家争鸣”的人文思想已具现代社会色彩，民本、民主精神生根结果。此后的秦汉帝国，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超级大国。在二千二百年前的汉代，就实行任贤举能，以学取官的“太学制度”。朝廷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的“监察院、御史台”制度也已实施，上至宰相，下至县令的各级政府官员，大多数是直接由普通百姓考试、选举产生，并直接受人民和朝廷监督。

在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就纷纷废除了“封建社会”的贵族分封，终身世袭制度。这与当时西方罗马式的封建贵族政治和奴隶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些民本民主制度，比西方十八世纪后才有的世俗化，民选制，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形成的监察制度，进步了十多个世纪。

最早在隋朝，即公元十世纪初，中国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这一创举沿袭到唐代，中国文明发展出一个鼎盛时期，当时的中国文人士大夫已是社会栋梁，他们仅评言论批评就能够监督和左右社会权力中心，著名文豪柳宗元著作《封建论》，抨击时政“用人唯亲”而不是“用人唯才”，随即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

唐代朝廷百分之二十的官职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此后，这一制度历代沿革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到了宋代，一半以上的政府官职已是由科举制度选拔，以后的元、明、清历代，科举制度基本成为社会进取的主要渠道。

“科举制度”是这个稳定型的农业文明、“早熟型”的中原人文精神的典型象征，它创造的公平竞争体系，把这个农业文明帝国迅速推向登峰造极，超过那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缔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经久不率的宏伟文明。

当时罗马、雅典的城帮文明还分割在几座古城堡中，属于奴隶主和贵族独享。整个社会处于世袭贵族和蒙昧神权的封建统治之下，沉寂在原始荒蛮的混沌壮态，大量的人民沦为半人半畜的奴隶；在幼发拉底与底格拉斯的“两河流域”，欧洲文明的另一个发源地上，古埃及人们还居无定所，游牧为生；而古印度文明还笼罩在原始蒙昧和宗教神权之下，“四大种性”阶级制度把人民封建在分裂状态；而中华民族处于世界超级大国地位三千余年，基本过着相对平等自由、富足和谐的小康社会，千家万户“安居乐业，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语)(3)”。

当中国文明处于鼎盛期的“唐宋时代”，正是欧洲被称为“黑暗时期 (Dark age)”的中世纪，从五世纪到十五世纪，欧洲社会发展毫无出路，直到后来，吸取了欧洲古文明及其他文明成果，西方才获得关键性的文化资源。正是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惊奇发现”，才引起欧洲各国对全球的探险开发。幸运地是，他们不仅仅发现了一个“黄金中国”，更发现了他们自身和全世界的文明密码，并迅速主宰了这个新世界。

诚如《纽约时报》所描述的那样：“历史上的中国比西方更发达，更文明，更繁盛，更进步，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三千年。而欧洲只是在近五百年来才发展起来，到了十九世纪后的近百年，才真正赶上并超过中国”(4)。

士绅结层：中国传统社会精英

“科举制度”实施后，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充分的平等机会和自由流动，不管出身、地位、种族和年龄，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学问和能力，都可参加这个全国统一会考，一夜之间，取得“功名，实现“治国、平天下”梦想和抱负。第一名到第五名的高材生被分别授予壮元及进士等学位、官位，甚至直接升将拜相，结果相当于今天西方的全国大选。即使只经过地方“乡试”的学子也授予“举人”、“秀才”功名，受到广泛尊敬，并有机会参政为官。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民主、平等制度之一，比西方十八世纪后才出现真正的“公民社会”早了十多个世纪(5)。

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孙中山先生，在主持制定中国《五权宪法》时说：“从前，美国有一个著名学者叫巴直士，著作一本书叫做《自由与政府》，说明中国的弹劾权和考试权，乃是自由与政府之间的一个最善良的调和办法。由此可见中国从前的考试和弹劾都是很好的制度，宪法里头决不可少”。他特别指出“把中国的监察和考试制度继承下来，单列一院”。因此，至今“中华民国”的政体和宪法仍比西方多出一个考试院和监察院，相对于西方的“三权分离”，则是另一个“五权宪政”(6)。

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建立了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进取管道，平等有序的良性竞争模式，把全国各地的精英有效地纳入社会高层，避免了少数世袭皇权的封闭系统弊端，消除了贵族阶层与社会精英的社会矛盾。虽然真正“金榜题名”的人数有限，但这却给予每个人一个永远的希望，一个公平的“壮元梦”。因而，有效地动员了散布在各大城乡的民间力量，普及后代学童的基本教育，传播文化知识。因而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和神权的力量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7)。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历代社会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士阶层”，他们来自社会各层面，经过系统、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居住在城乡各地，深植人民之间，为人师表。他们大都精明强干，很容易发家致富，并且他们时刻都有可能踏入仕途，潜力无限，所以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成为后代的榜样。特别是分布在各个村落的“乡绅”，他们出现在中国任何有人居住的偏远角落，生根、开花和结果，带领这个民族顽强生存、发展和文明教化，他们做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基楚和社会精英，维系着民族文化的延续和进步(8)。

这与今日大陆绝大多数社会精英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形成文化沙漠，有着天差地别。难以想象：一个庞大国家，其80%的人民处于“文明教化”之外，长此以往，将给这个民族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科举转型与近代教育改革

十八世纪后，随着西方多国竞争机制的形成，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西方文明率先突破人类文明缓慢的演化过程，迅速达到一个飞跃发展的阶段。而当时的晚清中国社会仍然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毫无觉醒，更没有危机意识。在西方文化和自身内在矛盾的双重打击下，逐渐陷入深刻的民族危机。

此时传统的科举制度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面临着西方文明艰巨的挑战。而朝廷的应对措施，与现在大陆对待外部世界情景相似，总是处于穷于应付、内忧外患的被动局面，始终没有一个全面系统、高瞻远瞩的改革规划。

晚清年间，最先提出“教育改革”的是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当时的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在1895年赴京参加科举会考，时缝甲午战争大清残败，朝廷准备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们闻知后，发动会考举子举行首次“士大夫觉醒”的“公车（举人）上书”运动。其“万言书”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废八股，开学校”，主张改革科举，普及学校教育。其后，他们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多次提出改变“以八股取仕，以年类官”的弊端，改变考试内容，“废八股，改策论，增加经济特科”，但同时，也强调科举考试的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等优点，必须继续保持，直到新的育才制度建立后，才逐步“渐废”(9)。

一百年前，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进入高潮。康、梁成为光绪皇帝的主要幕僚和改革推动者，他们又专门上奏光绪皇帝，递呈著名的《请开学校折》(正式名称为： 《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村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必入学折》) ，在全国强制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制度，并“远法德国，近学日本”，“根据本国实际，参照日本情景”，开设“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实行学校与科举相结合的中国式教育改革。

当时京师大学堂校律规定：凡本校毕业者，将授予“进士功名(10)。如果这一伟大改革继续到今天，中国也许正象现在的日本一样，早已成为亚洲富裕发达的象征。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还没毕业，废除皇帝后军阀混战全国失控，就更不要说什麽“功名”了。

愚昧无知又狂缆大权的慈嬉太后扼杀了戊戌变法后，苦难深重的大清帝国和四亿多人民的最后希望，彻底破灭，晚清改革寿终正寝。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不是这些，而是一九零一年慈禧在八国联军追杀下，逃到西安忽然“降旨”要实行“预备宪政”。那些原来坚决反对科举改革的“保守派”，忽然之间变成异常激进的“革命派”，他们从一个不改革的极端，走向 “激进革命”的另一个极端，从反对科举改革，走向“废除科举”。

1905年，在一个最平常的一天，他们在一张黄纸上，写了几个字――就这样，一个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文化传统，一个古老民族的中枢神经，随即断裂。在西方式现代学校育才系统还没建立之前，由过度期的渐进式的“科举改革”，忽然变成彻底“废除科举”，就象今天大陆“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一样，也许只是一个无意识中的盲目举措。

社会动乱与近代文化断层

废除科举这么大的一件事在当时社会上，并没有遭到多少反对和阻力。这主要是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和反馈系统，严重闭塞。那些散居在全国城乡的生员们，与现在大陆农村的情况类似，他们没有报纸可读，更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可以很快知道国家的大政方针。至于普通民众，即使有些人知道，也因为没有形成社会组织和言论监督的力量，或事不关己，或无可奈何。

事实上，这个邯郸学步式的盲目举政，只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系统间，胡乱拆东补西、割肉补疮。在还没有把西方现代学校的精华学到，就过早割断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大动脉，这等于中断了社会精英补充社会上层的唯一渠道。 当时占全国90%以上的农民们的“壮元梦”彻底破碎后，又没有现代学校育才制度及时取代，人们很自然地不再把读书、受教育当成有关紧要事。

当时人们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从此，一个百年的文化大断层，消消开始了。

哈佛大学艾尔斯(WilliamAyers)教授，在其著的《中国清代朝廷和教育改革》一书中说：“一个自唐代以来就延续的制度被轻易地推翻了，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改变之一。张之洞帮助和保证了这一举动，但看来他不久就被他所做的这件事，给震呆了……(11)”

据史料记载，虽然1905年后，中国学校的数目确实增加了，但根本性“学习动机”的忽然消失，及原有的相应教育系统，“私塾”随即锐减。这使做为国家的兴衰之本的国民教育状况，急剧恶化。西方学者罗斯基（E.Rawski)的研究：1880年代大清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 女性为2%1-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开始现代化之前的英国和日本。但废除科举和“大革命”后，国民教育状况每况愈下。到了1930年代，中国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口只有17%，农村地区的识字率不超过5%(12) 。

梁启超在1915年批评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时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13)！”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清末励行新政时，朝廷中一部分大员和各省少数封疆大吏，可能敷衍门面，缓和与情。然下级办新政的人物，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确生气勃勃，有一番新气象。不在意革命之后，这个欣欣向荣的气象反而消失，以前的所谓新人物，现在大半变成旧官僚，以前的新政机构，现在大都变成敷衍公事的旧衙门”。1908年，李宗仁考入了西陆军小学，开始教育甚好，学风极为严明。之后，校内发生两次“革命风潮”，学风大如前，辛亥之后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就临近瘫痪状态，最后土崩瓦解。(14)这只是典型一例。

革命文化与近代暴民政治

事实上，与其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不如说，晚清自己推翻了自己。20世纪初十年代，晚清的“宪政改革”正处于一个十分敏感和脆弱的关头，稍有社会波动就会影响整个国家天平的巨幅摇摆、失去平衡。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比这大得多的暴力革命、外国入侵在中国发生了不下于十次，但始终不曾动摇大清的根基，却在开始真正改革的“预备宪政”的阴沟里翻了船。历史就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辛亥革命竟启因于政府与民间一场经济纠纷：“四川护路运动”，一次新兴资产阶级和既得利益团体与固有皇权的利益冲突。

从此，全国开始“举事日多”，革命党人只是在一个遥远的南方城市武昌，仓促间发动新军打响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而革命的倡导者孙中山，还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养病，事前对此事一无所知。倒是清朝自己由于长期拖延改革或假改革，却忽然制造出的十多个省“谘议局”，在这些拥有立法权的绅士们，高喊着“民主宪政”时，却不懂得一点民主法治精神，更不遵守宪法所应有的基本制约。正是他们随即掀起真正的“辛亥革命”：“各省谘议局”串联发出“十一省通电”，发动、组织各省“和平独立运动”，脱离大清统治最终迫使清帝退位，中国帝制就此结束，“辛亥革命”就这样完成了。

然而，人们的美好愿望是一回事，残酷的现实则是另外一回事。潘多拉的魔盒刚打开时，人们皆大欢喜，但接下来发生的就不可收拾了。在各位“民选议员”绅士们抛弃了皇权，蜂拥进行“大革命”时，很快就被另外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也根本不能与之抗衡的力量所取代。

当正常的“游戏规则”无法建立时，剩下的只有暴力、阴谋或其他更糟方式。

辛亥革命不是中国革命的结束，而是中国一系列革命的开始。慷慨激昂的绅士们，瞬间便被一字不识的泥腿士兵取而代之，书本换成步枪，知识阶层很快被这些没完没了的革命、战争、暴力和流血彻底埋葬。经过一场又一场“走马灯”式的短暂、虚假的“宪政共和”、“民选议会”、及“大总统选举”闹剧后，终于验证：美丽言辞和伟大理念远逊色于武力威慑。于是袁世凯坚信：“唯有皇权可以治理乱世”，就向外国借款买枪，当了八十一天皇帝。张勋随即也要恢复帝制，可惜身著清军服的“辫子军”打到北京后，呆的时间更短。

潘多拉的魔盒更加变幻无常，各地军阀们甚至仅仅为了争地盘而开始混战，全世界都不敢相信地睁大眼睛，瞩视着那个“Out of Control(失控)”的中国……混乱中这个古老帝国开始解体，蒙古在俄国的主使下率先脱离中国，掠去五分之一的国土，原来的一大片秋海棠，被北极熊拦腰崭断，变成一只可怜的残疾卧牛。西藏、新疆的“独立运动”紧随其后，日本的傀儡东北满洲国差一点成真。

在单纯的理念组织和单纯的军力均不能取胜后，随后有信奉一个理念的政党和一个军事力量的结合产生，并取得节节胜利。内战混沌中，又召引外贼起了歹心，日本侵华战争一打八年，两千五百万人惨遭日军屠杀。

出了潘多拉魔盒的魔鬼，已经不可收使，美好理念和军事力量的结合，仍不敌另一个欧洲中世纪“东正教“式的意识形态，及一党专制的强大魔力。一个纯粹西方专制式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暴民政治的结合；“东方式的专制和小市民式平均主义的愚蠢和嫉妒(马克思评价的中国农民革命)”，和中国传统的帝王思想的联姻，产生出一个俄国式东正教式，更封建专制的空想主义。成千上万贫困、愚昧，毫无出路的农民被这些虚假的教条和现代武器，武装起来，几亿人卷入他们不知为谁而战，又不知道目的为何的战争。战争、战争、战争，最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后便出现中国暴民政治传统：“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及顺理成章的“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几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皆重而来。

教育断层：近代社会劣质化

在社会失控、科举废除与没有学校的直接打击下，中国的广大的农村地区，农业型社会文明瓦解，那些有知识的乡绅和科举生员，忽然发现原有的仕途前程已堵，呆在农村永远没有希望了，于是开始了一场“士绅城市化”的浪潮，他们抛弃乡土，走入城市，经商、从政或入学，且越有知识才干，越是如此。留在农村的仅剩一些年老体弱或不很精明的旧士绅。那些没有经受任何科举或学校教育的“新一代”年轻人，要么文盲无知变成愚民，要么靠不正规或不道德手段成为爆发户，形成大量所谓的“土豪劣绅”现象，农民与地主的利益关系陷于不稳定状态，社会矛盾激化，这些为随后的暴民革命奠定了基础。

在连串的“暴力革命”中，城市政权频繁更迭，农村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大乱，这些地主和“土豪劣绅”大多都买枪自卫，或组织顾佣军队，防御抢劫或抢劫别人，有些逐渐坐大，变成地方军阀或权贵。本来是中国社会稳定基础的农村，那时却变成酝酿更大危机的温床，中国传统社会被彻底扭曲。

从此，中国知识分子通过透明法则公平竞争，即“学而优则仕”而掌权执政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士绅结层”在以后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地位，逐渐消失(15)。一百多年内部动乱，外部侵略，到处失败和流血，使中国人从没有忧患意识、不思改革、自高自大的一个极端，走向自卑自弃，否定一切的另一个极端，并彻底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1905年，中国在社会体制上切断知识分子的基础源泉后，1919年，由儒家自己培养出来的嫡系子孙，又发动了另一场真对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之道价值观的自我摧毁，这就是“五四运动”。在“爱国和救亡”的旗帜飘扬下，西方的一个空想色彩的平民主义(populism)，趁虚而入，填补他们的思想真空。既没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 又从没见过的西方世界的的“新青年” 们，对西方自己都不相信的美妙“共产天堂”充满瞳憬，并怀疑一切、放弃一切中国的传统，认定一切的祸根和源泉来自于知识士大夫、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阶层。

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S.M.lipset对此一现象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忽然对被夸大的“劳动人民的巨大创造力和道德价值”，无限崇拜(16)。于是，在“打倒孔家店”的疯狂怒吼中，一个“反智主义”应运兴起，“学习劳工、平民”“到农村去”成为时髦口号。这一切给另一个更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式奠基――在这个充满美妙幻想的历史祭坛上，整个民族付出了血和泪的惨重代价。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语：脑力劳动者才能做领袖，体力劳动者只能做群众。意思是职务以专业所长为界定)”，这个简单的科学常识被彻底否定，越愚昧无知越天真美好。这样，在此后四十年的社会动荡中(包括毛泽东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 ，先是武人，后是社会低层团体或个人，占据社会中心地位，知识分子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事实上，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是一场的文明退化，社会劣质化的过程。

教育落后：近代中国的祸根

期间，关系着一个民族前途的国民教育，逐渐陷入自生自灭，放任自流的状态。参看世界民族发展史就应一目了然：一百五十年前欧洲开始强盛时，它比中国唯一的优势就是在各国激烈的竞争环境机制下，普及了启蒙教育，和提高了国民素质后才出现的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民主政治。而日本开始现代化的“明治维新”运动，其中心问题就是开放文化、公费普及城乡学校、强制普及国民教育，首先解决最重要的人的素质问题。中国近代史的落后与浩劫，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教育落后、民智未开。

早在百年前的甲午战争惨败后，康有为就跪爬朝廷，大声疾呼：“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相兵器能胜我也，乃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于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凡七岁学童皆必入学，逃学中坠，加罪父母。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矣!”

而事实上，从古到今，直到现在，中国大陆从没有实现过一天的“义务教育”。大陆现在农村地区的几亿农民，至今仍在被抛弃在只顾城市的“现代化”之外，大陆的现实已回复到两千前的欧洲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那时城市贵族和农奴关系的封建政治，大陆农民是实质性的“二等公民”，别说普及文化修养，道德教育，仅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半文盲就占了二亿多，一年不看一次书报的“识字文盲”不下五亿人。看看传媒上，被中国大陆称之为“盲流”的众多农民的形象： 蒙昧、 愚笨、肮脏，而且无礼。

当初康有为唉叹中国“文化革命”“轻则去跪拜而行鞠躬，重则弃诗书而种俎豆...少儿无知，文化断层”时，指出那将是“洪水猛兽也”！如今却真的应验了，到了现在，我们的几亿人连见面打个招呼的礼节也不懂得、都不会了！

中国再不彻底改革二元社会和愚民式教育，强制普及国民义务教育，中国必须明白：下世纪可能重踏这世纪的复辄！

加州大学Jack A.Goldstone教授在美国《外交政策》上，这样描述现在的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的表面下，大量缺乏基本教育的人口；落后的公有制农业原始社会；和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及生产力；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向城市流动；城镇工人失业扩大等，一系列改革滞后造成的矛盾无法缓解，使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政治落后的矛盾达到爆发的程度”。他甚至悲观地预言：“中国决定性的危机将在本世纪十五年内出现，而中国的前景将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那个军阀混战的历史重演”(17)。

在当今世界各国激烈竞争的高科技时代， 正如未来学家Alvin Toffler在他的《战争与反战争(War and Antiwar) 》(18)中所称：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已从农业社会的体力战争，发展到工业社会的机械战争，到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崭新的“知识战争”的时代，那个民族掌握和普及了更多、更先进的知识、科技和信息，谁就会是这场和平战争的最后胜利者。但看看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素质，看看被现代化抛弃遗忘的中国原始农村，以这样的蒙昧落后状态，如何参与世界民族的激烈竞争？如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注释：

1.《历代儒家思想集》北京教育出版，1957年版。
2.《马克思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3.《老子》北京《中国传统文化读本系列丛书》燕山出版社1995.年4月。
4. Nichcholas D. Kristof:The Rise of China，《FOREIGN AFFAIRS》1993.5.
5.William Ayers: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240.
6.台北：《中华民国五权宪法》之《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
7.孔子:《论语》北京《中国传统文化读本系列丛书》燕山出版社1995.4
8.何怀宏：《平等的趋向》著于1996年《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首卷。
9.和10.《康有为大传》1987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1.William Ayers: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244.
12.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1991年台北稻禾出版社，第157-158页。
13.梁启超：《饮冰室全集》，1965年台北版。
14.《李宗仁回忆录》，北京版。
15. 黄平文：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探源》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集刊》
1994年秋卷。
16.S.M. Lipset: The New Nation，Garden City :Anchor Books Doubedqy & Co.，Inc. 1967(first edition,1963)，P.77-78.
17.Jack A. Goldstone:《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in 《Foregn Policy 1995，Summer.
18.Alvin and Heidi Toffler:《War and Antiwar:Survival at Damnof the 21century 》1993. First Edition.

此文节选自岩华著《中国发展战略》第十四章“近代革命与百年文化断层”。 http://www.chinasforum.com/home/2010/0430/14.html
发表在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九八年五月份，及《中国之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