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余东海

文化的主体性需要人去维护，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例如五四以后，儒家文化就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四九以后更是尸骨无存。在一定时间段内，传统是可以被重伤和割断的，殷鉴不远。

儒家化和现代化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儒家化完全可以涵盖现代化。儒家有时中原则，时代性是时中原则的要旨，也是礼制的要义。《礼记-礼器篇》说“礼以时为大”，认为合乎时宜和时代性是礼制最重要的精神。

《礼器篇》接着说：“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尧舜禅让，汤武革命，都是合时的。儒家化，就意味着制度要要先进性，要与时俱进，该禅让就禅让，该革命就革命。禅让是敬天保民，革命是顺天应人，是禅让还是革命，根据时代环境和民心民意而定。

《易经》革卦就是讲改革和革命的。“郑玄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犹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谓之革也。”革卦象辞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意谓修订原来的历法，明晓季节的变化。古代改朝换代之季，往往要颁布新历，如夏历、商历、周历，都各有损益。

《易经》有变易、不易、简易三原则，变易就是改变、变化、变通。《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穷困，就要变化，变化才能不断发展。政治和制度也一样，落后了，不合时宜了，陷入困境了，就必须加以改革，或者改良，或者革命。

儒家最重义德。义者宜也，合乎时宜、与时偕宜是义德的重要表现。儒家有“礼以义起”说，意谓礼制要根据“义”来建设。北宋马令说：“圣人制礼，立天下之大经，为天下之大防也。情伪之变无穷，而礼之所载有常，以有常之礼，御无穷之变，则亦随其宣而已矣。故礼不尽而义有余，则礼以义起；义不足而礼有余，则义以礼达。君子遭变乱而无旷于礼者，在审其义尔。”（《南唐书》）

乾隆朝刑部尚书秦蕙田说：“礼以义起，法缘情立。不衷诸古，则无以探礼之本；不通于时，不足以尽物情。”“论礼者慎无泥古以违今也”。（ 《五礼通考》）

法久蔽生，与时偕宜的时代性和因地制宜的适宜性，正是礼制的内在要求。因此，儒家坚决反对复古主义。《中庸》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王莽搞复古主义，生乎汉世，返用周礼，灾及其身，家破人亡，为这句圣言作了最好的注脚。

儒家化是返本开新，返儒家文化之本，开政治文明之新；返仁义道德之本，开制度法律之新，同时主张“中体西用”，以儒家文化为本，利西方文明之用。无论制度科技何处发明，只要是利民利国的好东西，来者不拒，从善如流。

儒家化就是仁义化、礼仪化、智慧化、诚信化，现代化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儒家化程度越高，仁人义士越多，社会道德、政治道德越好，现代化就越容易，越良性。因为道德资源和底蕴深厚，现代化的品质自然水涨船高。建立在儒家化基础上的现代化，可称为中华特色的现代化，中华特色的文明。

相反，反掉了儒，一切就成为不可能，王道德治不可能，民主法治也不可能。反儒的社会，正义追求特别艰难，多以失败告终；邪恶事业特别顺利，往往登峰造极。五四至今百年风雨沧桑，为东海这一论断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明。

当务之急是良知启蒙，即儒家文化道德启蒙。没有一定的文化道德奠基，民主科学启蒙将事倍功半，甚至产生所知障和负面作用；至于反儒教育，更是纯属“蒙启”，越启越蒙。日本能够将西方很多好东西学到手，就是因为有儒家垫底。

儒家化不等于传统化，王话先生这句话倒没错，但请注意传统和道统的区别。中华传统的核心是道统。传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道统则是纯粹绝对的精华。道统者，中道传承之谱系也。儒家是真正的或最高的中道，大中至正，故儒经是人类最优秀而伟大的经典，真正“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国古今种种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偏离或违背儒经和中道所致。

儒家有三统，除了道统，还讲政统和学统。三统都有教化的功能，然各有侧重。学统为学术的传承，重在教育；政统为权力的传承，重在政治；道统为中道的传承，重在道德。三统相辅相成，以道统为本，政统学统依道统而立。道统最高，高于政统和学统；道统为主，主导政统和学统。

儒家于个体为仁宅，于政治和社会为义路，正常、正义、正大的道路。道德是领导阶级的护身符，儒家是人民群众的保护神，自古以来，无道政治，无不短命鬼，缺德政客，难得好下场。接受道德制约规范，恰恰是接受最好的保护；儒家政治，以民为本，有序而自由，最符合国民的根本利益。

横塘四句教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良知仁性就是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传承学统和道统即为往圣继绝学，在仁本道统指导下建设“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宪政良制，即为万世开太平。四为”方针充分体现了儒家崇高的道德境界和社会理想，也是儒家生命和社会双重功能的如实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