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占中：让政治从街头回到室内 (中国论坛)

作者: 张倩烨, 发表于: 星期一, 十月 06, 2014, 04:31 (3499天前)

化解占中：让政治从街头回到室内

张倩烨

让政治回到室内，回到议会、论坛、课堂或法庭，这在眼下的香港困局中，是一个看上去似乎天真的想法，但这是和平解决香港普选问题的唯一办法。

围绕香港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引发的讨论在九月末引发了“占领中环”行动。香港泛民主派、学联等力量要求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实现无筛选的选举、并建议以公民提名的形式提名候选人，“占领中环”发起者以占领形式为底牌作为威慑；北京方面，全国人大常委员在8月31号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将选举和提名方式锁定在“一人一票”形式下、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的产生则参照目前的选举委员会，后者被港人认为不具备广泛代表性。

是次占领行动被外媒称作“雨伞革命”，注定会写进香港的社会运动史。这场冲突在抗议方看来，是对民主与自由等价值的守护；对中国的决策层来说，则可能是一场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一国两制”前 途、国家安全等多层次问题的综合体。正如许多外媒报道，目前看来，由于街头政治抗争，造成了空间的狭小，双方都没有退让的意愿。结果就是过去一周我们看到 的香港困局：学生不退让、警察执法难、港府表面忍让但没有明确的下一步信号释放出来，导致市民间因立场不同而产生对立、冲突。走到这一步，香港社会的长久撕裂已再所难免。

街头抗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形式， 一直伴随香港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街头抗争多发生暴力事件，“六七暴动”中港人对共产主义的心理认知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也直接影响了七十年代港英的一系列改革动作。自八十年代后，法治渐入人心，街头抗争以和平表达诉求为主，香港社运形态也因此赢得了广泛赞誉；历经2003年“反二十三条大游行”、2012年反国教全民集会，新世纪以来的两场大型街头抗争均以港府的妥协告终，这也影响了港人过去十年来对解决政治问题的思维惯性——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Richard C. Bush III在文章中写到，香港诉诸解决的方式就是：The Street。

然而今年的街头抗争却陷入困局：双方都没有退让的意思，学生甚至开始质疑纪律部队的执法公正。受伤害最大的，是香港社会对法治的信仰和自由市场的信心，这就产生了动摇社会根基的可能性。

反思造成今日乱局的原因，正如长期跟踪香港问题的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所述：“本来在会议室的政治，被释放、蔓延到了街头，演变成前途未卜、难以约束的街头政治，这是一种巨大的风险。这种情况下，需要评估、再评估，除非有中港两地关键人物的充分评估，否则中港两地以及学生们，可能只有输家，没有赢家，赢家在外部世界。”；此外 “领导型”的政治不适用香港，香港是一个“协商型”政治的地方，历史上也一贯如此。

回顾眼下的街头抗争——“雨伞革命”，用革命的手段争取民主，得到的未必是好的民主形态，特别是当社会理性对集体愤怒尚未占得上风的时刻。香港已经历了百余年的近现代政治风雨，但对民主的追求可能是更加漫长的过程。用革命的手段争民主引发的社会后果难以估量，街头抗争若持续下去将影响香港经济民生，市民观感将决定领导这次抗争的部分泛民人士的公众评价。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殷俊认为，到2016年立法会选举时，一旦泛民主派失去三分之一强的席位，就再难有争取民主的合法手段了。

解决香港困境的突破点，在于重新回到立法会，用协商思维解决选举问题。陈功认为，特首选举并非是香港政争的关键；法律以及法律的约束，才是未来香港政治的制高点。基本法在制订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对特首权力的放大——基本法赋予了过大的特首权力，并且制衡方式不明显。“只要控制了立法会，就有可能在未来钳制特首的执政行为，约束香港政治；法律的‘亲中’远比某一个政治领袖个人的‘亲中’重要得多。”陈功强调，认识不清的结果，可能“导致一场失焦的街头战争”。

香港立法会目前有70个议席，被认为是泛民主派的议员共27位。立法会议事规则第46条规定，重大事项如取消议员的资格、发回重议的法案、弹劾特首、修改基本法、修正《基本法》附件一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及修正《基本法》附件二立法会产生办法，须取得至少三分之二立法会议员同意才获通过。也就是说，目前香港泛民主派议员刚好仍掌握重大议题的否决权。

同样，关于2017香港普选的问题，现实地考量过可以利用的制度空间就会看到，目前可以争取的是改变未来“提名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使之更具代表性，这会使未来特首避免梁振英上台首日即面对市民要求“六八九下台”（梁振英在当时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中得票689）的尴尬境地。

从香港的经济与人口结构来看，虽然参加街头抗争的学生不在少数，但多数市民是心向稳定的中产阶层，这既决定了泛民主派和学生领导的街头抗争不可能长期持续，也能够让北京确信一个拥有稳定中产阶层的商业社会在真正选举特首时，会以务实心态和理性的利益计算出发，选出能带领香港社会走向经济繁荣而非社会混乱的特首。当然，这一切良好愿望需要“回归”：让政治回到室内，回到议会、论坛、课堂和法庭，让社会生活和经济处于有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