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新疆问题，需从话语权入手

周农建，旅美学者

继天安门爆炸、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之后，北京时间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又发生恐怖袭击爆炸，造成数十人死伤。在中国边疆地区，反恐问题实际上与民族问题纠结在一起。中国解决民族问题需从话语权入手。

近年来，每当发生一起与民族分裂势力有关的暴力恐怖事件之后，总是会出现一种呼声，要求反省和调整现有的民族政策，借鉴当代各国普遍采用的民族融合模式，采用治本之策。然而，这类呼吁最后总是不了了之。当局对策仍然不离老套的“软硬两手”的治标之策：要么严厉打击，要么经济安抚，跳不出宽严皆误的困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向前走，改革现有模式。然而，要改变现有模式，一直以来，却面临一个话语权的问题。

在中国，虽然具有最后拍板权的是最高决策者，但在民族问题上，具有话语权的，却是由自治区、民委、民族院校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等构成的“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对当局而言，但凡要讨论民族问题，调整民族政策，第一步自然是按官方程序：请这些“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提出建议或方案。

由于区域利益相关、自身的少数族裔身份和被灌输的“苏联式”民族理论教条，建言者最后拿出的建议或方案，凡涉及大政调整，无非总是“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各个民族充分地行使当家作主权利”之类，即维持和强化现有模式。而凡是涉及恐怖暴力事件，则总是试图大事化小，并趁机要求经济安抚和政策倾斜，即维持和增加对某一族群的特殊照顾。

可见，在今日中国，要解决民族问题，要改变或调整民族政策，首先要解决的还不是具体方案问题，不是辩明是非的问题，而是话语权问题。要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不是没有治本之策，不是没有人提出过治本之策，而是由于扭曲的话语体制的存在，所有这些对策和建议都被当作程序外的“噪音”而被屏蔽了。这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正名”就是有关拥有程序内的发言权问题。没有发言权，当然就言不顺了。而言不顺，当然就事不成，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

如何解决话语权问题？

最佳的参考是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民主法治”。在这种制度下，话语权的问题会以一种最简便、最合理和最自然的方式得到解决。按民主法治原则，法律面前不分种族、阶级或身份，一律平等；按人头计票少数服从多数，占人口多数的声音，或者最有利于国家安定与社会和谐的主张，能够通过言论自由和民意选票而自然得到表达。这种公开透明、符合多数人意志的法制程序，全民就应遵守。

其实，倘若中国真正采用被知识精英、政治异议者和分离主义者歪曲了的，原本公正平等得民主法治，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按先进国家的民主法治，以及促进民族融合政策，民族分离主义根本就没有市场。从这一点来看，一些当局中人极力维持导致苏联解体的“民族政策”，是何等保守迂腐、贻害各方！

无论采用何种办法，目标应是消除现有的程序缺陷，使来自各族群的声音能够以一种自然的、公平的方式在程序内得到表达。当体制内的话语平台理顺之后，再来讨论有关民族问题的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辩明是非、达成最大社会共识，找到并顺利推行实现民族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