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塘“城市群”摊子铺得太大 曹妃甸工业区处崩溃边缘 ！

中国媒体报道，以“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定位的曹妃甸工业区，已变成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原计划构建的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力四大工程，正在落空。

　　5月30日讯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大单体工地”的京津唐“曹妃甸工业区”可能“玩不下去了”。中国媒体近日报道，身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的曹妃甸已经从荣耀的巅峰坠落，巨额债务偿还压力，使其资金链处于崩溃的边缘。

　　位于渤海湾的曹妃甸工业区曾与天津滨海新区共同构成中国区域开发中最受瞩目的双子星座，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曹妃甸已变成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原计划构建的四大支柱产业——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力正在落空；早期用于基础设施开发的巨额投入，正迎来偿债高峰期，紧绷的资金链随时有断裂的危险；曹妃甸几乎成了烫手山芋，领导更换频繁，任职时间一个比一个短，官员都不愿意去曹妃甸任职。

　　报道分析道，这其中有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形势的误判，有2009年那波4万亿刺激政策的推波助澜，有强势官员的好大喜功，也有河北、唐山区域开发操盘者的经验不足，更有中国过去30年土地开发、投资拉动式发展模式的不合时宜，等等。

　　报道指曹妃甸或许只是一个缩影，其遭遇带来的昭示之一是：在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投资拉动的土地开发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今天各地热衷的大规模的新区开发建设，亦存在走向“曹妃甸式败局”的可能。

　　如今的曹妃甸，不仅以前规划建设的四大支柱产业无法落实，国际生态城建设被无限期搁置，唐山市与日本合作的中日曹妃甸生态工业园，河北和内蒙古力推的内蒙古在曹妃甸建立的临港“飞地”产业园，如今也都遭遇困境。同时，曹妃甸整个招商和项目建设形势也面临着严峻考验。

　　《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唐山市官员说，虽然调子一直喊得很高，号称每年有几百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但曹妃甸的主要项目还是好几年前的，最近几年并没有太大的项目落地，2011年曹妃甸曾经举行过有主要领导剪彩的项目集中开工奠基仪式，“但140多个项目至今一个都没建成。”

　　然而，比起产业发展，曹妃甸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融资。从2003年开发至今，已历十年，曹妃甸正逐步进入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对于曹妃甸目前的债务总规模，唐山市政商两界的流传说法是6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20亿新元），每天支付的银行利息都在1000多万。

　　报道说，某些高官在曹妃甸开发中“摊子铺得太大”被认为是其遭遇困境的一重要原因。报道引述唐山当地经济人士说，曹妃甸之所以今天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关键在于政府“越位”、“手伸得太长”。“比如说，政府先把地造好了，把产业放在这儿，自然有人来盖房子，但政府非要自己去建房子、建生态城……很多事本不应该由他去做，但他都干了。”

　　据官方《经济日报》今年5月2日报道，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正在曹妃甸展开。投资过百亿乃至千亿元的首钢京唐钢铁厂、华润曹妃甸电厂、中石化原油商业储备基地等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及百川现代工业服务基地、中兴能源产业园区等重点产业园区相继投入建设。目前，全区在建和前期投资亿元以上项目352个，总投资5611.2亿元。

曹妃甸工业区烂尾：巨额债务每日利息超千万

　　“曹妃甸不行了”、“曹妃甸玩不下去了”、“曹妃甸成了烫手山芋，哪个官员都不愿意去”……流言，如同一个可怕的幽灵，在曹妃甸、在唐山徘徊。

　　位于渤海湾西侧、隶属河北第一经济强市唐山、规划面积380平方公里的曹妃甸工业区，自2003年启动开发建设以来，累计填海造陆超过230平方公里，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高峰时期号称日均投资4亿元，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单体工地”、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其不仅承载着唐山城市和产业双重转型的“蓝色之梦”，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河北建设沿海经济强省战略的成败，更被视为重塑京津冀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之举。

　　“十一五”时期，曹妃甸与天津滨海新区相互竞逐，共同构成中国区域开发中最受瞩目的双子星座。然而，似乎是一夜之间，曹妃甸就从荣耀的巅峰坠落，挣扎于生死边缘：原计划构建的四大支柱产业——大港口、大钢铁(行情 专区)、大化工(行情 专区)、大电力(行情 专区)——正在落空，而早期用于基础设施开发的巨额投入，正迎来偿债高峰期，紧绷的资金链随时有断裂的危险。

　　“如果曹妃甸能撑过这几年的艰难期，也许还有重新崛起的可能；如果撑不过去，曹妃甸就完了……”多位接受本报采访的官员和学者表示。

　　一度的“明日之星”曹妃甸何以陨落？

　　本报记者奔走京津冀三地，历时近月余的调查显示：这其中有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形势的误判，有2009年那波4万亿刺激政策的推波助澜，有强势官员的好大喜功，也有河北、唐山区域开发操盘者的经验不足，更有中国过去30年土地开发、投资拉动式发展模式的不合时宜，等等。

　　而且，曹妃甸或许只是一个缩影，其遭遇带来的昭示之一是，在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投资拉动的土地开发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今天各地热衷的大规模的新区开发建设，亦存在走向“曹妃甸式败局”的可能。

　　1. 被搁置的国际生态城建设

　　曹妃甸优先建设临港商务区，意味着生态城将被无限期搁置，已经停工的项目，也极有可能长期烂尾。

　　一圈蓝色的建筑施工围挡圈起了滦(县)曹(妃甸)大桥施工现场，黄色的起重吊、白色的混凝土搅拌机静静地矗立，预制好的桥梁横卧在荒草丛中，已经扎好钢筋骨架而未及浇筑的桥梁则锈迹斑斑、扭曲变形，木料和钢筋杂乱地堆放，两排尚未架上桥梁的桥墩整齐地伸向看不到尽头的远方，桥墩上预留做连接之用的钢筋裸露在外，被雨水侵染的锈迹一缕一缕染黄了桥墩，印刻着岁月的沧桑。

　　忽然，“汪汪”几声犬吠划破午后荒野的寂静，惊动建筑工地移动板房内一位中年男人推门而出。他是该项目施工方葛洲坝(行情 股吧 买卖点)集团在这个工地上的唯一留守者。他告诉本报记者，项目2010年开工，建了一年便停工，至今仍无重启的音讯。

　　滦曹大桥是被誉为“明日之城”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最重要的基础交通设施滦曹公路的关键节点。不仅大桥烂尾，这条规划全长12.4公里、路基宽52.5米、计划投资9.4亿元的一级公路也已烂尾：公路只修了一段，而这一段路以绿化隔离带为界，一半已经铺好柏油路面，另一侧路基尚未完工，裸露的黄土上已草色青葱。

　　滦曹大桥东南约500米，是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科教园区，计划为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河北联合大学搬迁后的新校区。根据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奠基仪式现场留下的项目简介，这两所高校新校区的总投资接近10亿元。如今，科教区内，整栋整栋未完工的大楼废弃在荒野之中，有的已经封顶，有的框架尚未完工。

　　科教园区项目施工方之一中铁十五局的留守人员汪师傅告诉记者，这一项目从2011年底停工至今，公司只拿到过2000万工程款，垫资7000万元。

　　从科教区往南，是彩虹家园、美和城、万年丽海花城等住宅楼盘，彼此相距遥远，中间是大片的荒地，有的楼盘尚未完成外立面装修；已经建好的万年丽海花城，虽然房屋已经大部出售，但基本无人居住，小区唯一的两家餐馆的服务员都感叹，“闲的太无聊”。

　　虽然生态城内人迹稀少，曹妃甸国际生态城规划馆依旧照常开放，生态城筹建处也依旧挂着牌子。“筹备处不能撤的原因是有大量外债。”曹妃甸管委会一位前官员说，“筹备处一旦撤销，就都成了政府债务”。

　　该官员介绍，生态城目前一共投资280亿元。不过，据一位曾在生态城管委会高层任职的人士介绍，280亿元有夸大的成分，实际投资可能在100亿元左右：投资公司融资二三十亿，施工方垫资二十亿，吹填造地十亿，滨海大道十亿左右，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开销，基本也就在一百亿。

　　留守生态城项目部的中铁十五局的汪师傅说，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早点结束这个项目赶快撤离。但他不知道的是，唐山官方早已调整发展思路：战略收缩，优先建设曹妃甸工业区内的临港商务区，为曹妃甸工业区提供生活、休闲、居住配套——而根据最初的规划，曹妃甸工业区的配套生活区就是远期规划人口80万的生态城。这一调整意味着生态城将被无限期搁置，已停工的项目，也极有可能长期烂尾。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虽然烂尾，但其只不过是曹妃甸工业区的配套城区，其建设也只是刚起步，与之相较，已累计投资超过3000亿元的曹妃甸工业区的烂尾风险则更为可怕。

　　2. 四大产业战略规划落空

　　这迫使唐山市向几十年的“冤家对头”天津低头，希望与天津港(行情 股吧 买卖点)合作，形成类似于宁波港(行情 股吧 买卖点)与上海洋山港的协作关系。

　　5月初的一天上午，曹妃甸临港商务区大街，几个东北人在街边万居昱海澜湾建筑工地大门前徘徊。他们慕名而来，以为曹妃甸的工作机会要比家乡多。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万居昱海澜湾和附近的君瑞联合农贸市场在2013年春节前就曾发生过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并在今年“两会”期间成为“维稳”的重点“关照”单位。

　　自2003年曹妃甸通岛公路开工、曹妃甸大开发正式拉开序幕以来，曹妃甸先是在2008年前后遭遇一轮欠薪停工潮，继而又在2011年后再次陷入困境，延续至今。

　　比这些建筑项目遭遇挫折更可怕的是，曹妃甸工业区最初规划的“四大”产业正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曹妃甸工业区建设之初，基于其港口、资源和区位条件，确定了“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力”四大战略产业。然而，如今其港口吞吐业务虽发展迅速，却只是“过路财神”。

　　从全球港口发展情况来看，无商不富，无贸不活。曹妃甸港虽然已经成为集疏运大港，吞吐量在2012年逼近2亿吨、跃入全国十大港口之列，却没有贸易功能。曹妃甸新区发展改革局局长刘文彬之前曾披露，曹妃甸吞吐量1.75亿吨中近1.6亿吨为过境货物，吞吐货物总市值虽突破1000亿元，但除运输环节外基本不在本区域产生效益。

　　“港口只提供装卸和临时堆放，一吨煤港口只能收一元钱。”曹妃甸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卢泽祥说，“如果能提供选煤、洗煤、配煤等服务，一吨煤港口可收取10元，商家则可多卖几百元。”

　　在效益微薄的情况下，曹妃甸还面临着新的码头建设任务。这迫使唐山市向几十年的“冤家对头”天津低头，希望与天津港合作，形成类似于宁波港与上海洋山港的协作关系。但对于长期龃龉的曹妃甸与天津港而言，由竞争走向合作显然需要时间解开心结。

　　曹妃甸赖以上马的关键项目、也是其“大钢铁”产业的寄托者——首钢千万吨炼钢项目，亦遭遇困难。自一期1000万吨精品钢铁项目上马以来，事故频发，损失惨重，且成本远高于同行业竞争对手，至今仍未扭亏。而由于首钢一期项目的严重亏损，二期项目遂变得遥遥无期，至今尚未报发改委开展前期工作。

　　让一位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更为忧虑的是，近年来中国钢厂向南方布局的趋势愈加明显。“中国的钢铁消费主要是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南方地区，钢厂布局正逐渐向这些地区倾斜。”该官员表示，包括首钢收购水城钢铁和贵阳特钢在内的北方钢企布局南方的举动就是明证——目前，北方大钢企除包钢外，几乎全都在南方布局。

　　尤其是拖延多年的宝钢湛江项目去年获批，更是被视为钢企向南方布局这一战略思路的有力证据。此外，中国钢企越依赖进口铁矿石，在南方布局钢厂优势就越明显。而这毫无疑问将为曹妃甸的“大钢铁”之梦罩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曹妃甸工业区“大电力”产业的关键，是规划总装机容量6600兆瓦、总投资规模近300亿元人民币的华润电厂。目前，华润一期600兆瓦发电项目已于2009年6月投入商业化运行。二期2000兆瓦项目尚处于跑前期准备工作批文的阶段，何时能够落地，还难以确定。

　　对曹妃甸而言，更为关键的是，电厂作为工业区的配套基础设施，意义非凡，但作为一种产业，其带动作用颇为有限——尽管，作为循环经济示范区，电厂是基础环节，但目前循环经济仍仅限于口号和规划。电厂的余热，并未按循环经济的要求成为下游产业的原料。

　　曹妃甸的大石化产业，则喜忧参半而又夹杂着滑稽与荒诞。曹妃甸设想中的大石化产业，一是就近利用本地冀东油田的石油(行情 专区)资源，尤其是南堡10亿吨整装大油田的资源，一是利用深水码头的优势进口原油。

　　但曾经令温家宝总理“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并于2007年五一节前往曹妃甸与冀东油田工人共度节日的南堡发现10亿吨整装大油田的消息，最终被证明勘探并不准确。

　　对于前者，目前，中石油、中石化在曹妃甸的商业储备基地已经建成。据唐山市发改委官方透露，中石化下辖燕山石化1200万吨炼油、100万吨乙烯项目已通过国家发改委的核准，只剩下环评收尾工作，“最快将于7月开工，至迟下半年也肯定开工”。

　　但上述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告诉记者，“中石化不会马上动工”，他肯定地说，“我和中石化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谈合作，历经中石化几任领导，且100万吨乙烯项目都列入‘十一五’规划了，但到现在都没见实效”。

　　他的分析解释是，“十一五”期间中石化已经在天津启动了1200万吨炼油、100万吨乙烯的炼化一体化项目，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和如此近的距离内再开工这么大的项目。而且“即便项目已经批下来了，中石化开不开工还要看中央的脸色行事”，在其看来，直到今天，曹妃甸在中央的决策支持上，依然无法和天津滨海新区相提并论，“这样一来，曹妃甸的石化根本弄不成。”

　　远期来看，由于中俄大炼油、中(国)沙(特阿拉伯)大炼油都已确定落户天津滨海新区，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看，中央几乎不太可能再在距滨海新区不足百公里的曹妃甸部署大的石化项目。

　　这位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还认为，唐山的大炼化应该与中石油合作——年产量500多万吨的中石油冀东油田就靠近曹妃甸，但后来的实际决策却选择了与中石化合作，其决策过程亦有需反思之处。

　　3. 中日生态产业园停滞不前

　　曹妃甸几乎成了烫手山芋，领导更换频繁，任职时间一个比一个短，官员都不愿意去曹妃甸任职。

　　除四大战略产业之外，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中国期间，唐山市与日本合作的中日曹妃甸生态工业园，河北和内蒙古力推的内蒙古在曹妃甸建立的临港“飞地”产业园，如今也都遭遇困境。时至今日，记者看到，中日曹妃甸生态工业园落户项目寥寥，大片的土地闲置荒芜，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首相下台后，更是缺乏推动力；内蒙古在河北的“飞地”产业园，见诸公开报道的只有承德产业园在2009年在9月有两个项目开工，此后便再无项目开工的消息。

　　除了上述产业，曹妃甸整个招商和项目建设形势也面临着严峻考验。“虽然调子一直喊得很高，号称每年有几百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但你在岛上看到的主要项目还是好几年前的，最近几年并没有太大的项目落地”，上述曹妃甸前官员透露，2011年曹妃甸曾经举行过有主要领导剪彩的项目集中开工奠基仪式，“但140多个项目至今一个都没建成。”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曹妃甸工业区的投资近年来呈现下滑态势。2008年，曹妃甸工业区完成投资327.6亿元，增长36.6%；2009年曹妃甸新区完成新增投资1023亿元；2010年1000亿元；2011年下降至600.9亿元；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600亿元以下。“2012年的投资计划并没完成，后来被迫在人大会上重新调低投资计划目标。”唐山市一位参加过前述人大会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曹妃甸的发展，关键是在产业。”唐山当地的一位经济研究人士说。但他对曹妃甸目前规划的产业前景感到悲观。

　　“曹妃甸的产业布局是重型化的，正赶上中国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这是最要命的。”这位经济学者分析道，“中等收入国家是什么概念？就是国民经济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过去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基本上都建起来了，只不过是修修补补提升的问题，就不需要大规模消化基础能源和原材料(行情 专区)；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开始从实物消费转向第三产业的服务消费……这将对曹妃甸布局的传统产业造成巨大冲击”。

　　这样的发展形势和悲观的预期，使曹妃甸甚至是唐山市都弥漫着消沉的气息。“最初到曹妃甸工业区的人，包括政府部门的选调生，个个都豪情万丈，有一种大开发建设者的自豪感，但现在已经不行了。”唐山市一位处级官员感叹。

　　“曹妃甸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一位参与过曹妃甸早期开发的官员说，曹妃甸几乎成了烫手山芋，领导更换频繁，任职时间一个比一个短，官员都不愿意去曹妃甸任职，“甚至连不分管经济的政法委书记都派过去做过管委会主任，可见情况之糟糕”。

　　然而，比起产业发展，曹妃甸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融资。巨额债务偿还压力，使其资金链处于崩溃的边缘。

　　4. 巨额债务迷局

　　唐山市一位资深金融界人士透露的曹妃甸债务规模要更加巨大。“600亿元？连边都不沾！”她说，“曹妃甸两年的投入就要600亿！”

　　与中国几乎所有的新区开发一样，曹妃甸开发采取的也是“管委会+融资平台”借贷负债开发的模式。但对于千亿元级天量投资的曹妃甸而言，“注资-负债-再注资”的循环模式，显然难以支撑。

　　曹妃甸最初的开发资金，来自于国家开发银行(行情 专区)110亿元贷款中的90亿元。其后，国开行的贷款增至200亿元，并获得工商银行(行情 股吧 买卖点)的200亿元贷款。从2003年开发至今，已历十年，曹妃甸正逐步进入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

　　对于曹妃甸目前的债务总规模，唐山市政商两界的流传说法是600亿元。不过，一位曾在曹妃甸管委会任职的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可信，曹妃甸的贷款可能也就在三四百亿元左右。

　　“曹妃甸号称投资3000亿，实际上估计也就在2000亿元左右，这其中，首钢自己投入600亿，电厂、码头、石化企业也都是自己投资，曹妃甸平台公司的投入也就在600亿左右，主要是用来填海造地等基础设施建设，减去土地出让收入，债务规模也就在三四百亿”。这位前曹妃甸管委官员分析称，对于总投资两千亿元的曹妃甸而言，政府平台公司有三四百亿的债务规模“也算正常”。

　　曹妃甸工业区最主要的平台公司是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其次是曹妃甸控股。根据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的公开资料，该公司注册资本34.2937亿元，总资产870亿元人民币 ，目前集团已累计实施工业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24项，总投资650多亿元，截至2011年11月底，其从各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共计459.13亿元。这一公开资料，似乎印证了上述前曹妃甸管委会官员的部分说法。

　　但另一位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则认为，曹妃甸的债务规模至少不会低于600亿元。“唐山市现在每天支付的银行利息都在1000多万，曹妃甸可能也是这个数。”他据此推测，曹妃甸的债务规模应该在600亿元之上。“不过，要弄清曹妃甸的真实债务情况不太容易——没有人敢准确的说这个事情，包括唐山市、曹妃甸的主要领导在内，也可能说不了太多”。

　　与上述两位官员提供的数字相比，唐山市一位资深金融界人士透露的曹妃甸债务规模要更加巨大。“600亿元？连边都不沾！”她说，“曹妃甸两年的投入就要600亿！”

　　该金融界人士透露，曹妃甸的融资结构中，包括银行委托贷款在内的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只占2/3左右，还有1/3是民间融资，其中主要是基金。此外，曹妃甸还有大量的施工方垫资建设。“因此，就更不清楚曹妃甸的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了”。

　　5. 债务危机命悬一线

　　“曹妃甸现在正处于艰难时期，就看这段时间能不能挺过去；如果挺不过去，那就死掉了。”唐山当地一位经济学者明确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曹妃甸曾通过信托、金融租赁等方式融资，与工银租赁、昆仑租赁、交银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累计到账19.63亿元。其2012年10月委托五矿国际信托发行的一只4亿元的信托产品，年利率达8%-10%。

　　而这还不是资金成本最高的。“曹妃甸甚至还用过月息4分的资金！可见其资金紧张到什么程度。”前述唐山金融界资深人士介绍，“民间借高利贷也不过如此，而其规模只不过是几千万，不像曹妃甸动辄以亿计。”

　　据其介绍，曹妃甸岛上的资产，除了企业名下的，包括公用设施在内、甚至连路灯都已被抵押了。“金融圈都知道曹妃甸是负资产，只是没有人愿意挑明——各家都坚持支撑着，也许曹妃甸就度过去了；另一方面，也是打感情牌——即便哪天曹妃甸欠的钱要黄了，也不能先黄我的。”

　　唐山市银监局去年的一份调研报告亦承认，曹妃甸的“平台贷款风险较为集中”。该报告披露，曹妃甸新区目前正处于建设阶段，建设项目融资多以平台公司为承贷主体。“在逐步完善抵质押手续和合同条款后，上述贷款仍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据悉，2011年以来，曹妃甸新区已有11.9亿元贷款到期后申请展期。

　　这份银监局报告还显示，截至2011年末，共有1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曹妃甸新区各家企业建立信贷业务关系，贷款余额625.56亿元。此外，国开行等域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向曹妃甸新区贷款余额超过400亿元。不过，尚不清楚这总额超过1000亿元的贷款中，曹妃甸平台公司所占具体份额。

　　风险之下，2011年曹妃甸新区新增贷款同比减少69亿元，一些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存量缩减。这直接导致曹妃甸资金紧张。

　　为此，2012年1月30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在唐山市召开加快推进曹妃甸新区开发建设现场办公会，专题研究部署曹妃甸新区开发建设，并要求各相关单位现场表态支持。河北省政府和唐山市政府带头表态给予资金支持：从2012年起，河北省连续3年每年给予曹妃甸30亿元资金支持——10亿元贴息，20亿元周转资金，唐山市每年给予15亿元支持。

　　在这次现场会上，工商银行唐山分行拒绝表态支持后，唐山市一度要求终止工行在唐山开展业务。之后，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以停止工行对河北省的全部贷款相要挟下，此事才低调收场。

　　与曹妃甸巨额债务相对应的是，其收入渠道狭窄。据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介绍，曹妃甸的土地利用率不足1/5，这意味着曹妃甸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的收入并不会太多。并且，曹妃甸初期为吸引项目落地，曾低价甚至免费出让土地——最初，曹妃甸是希望通过低价出让土地招徕产业落户，以财税弥补土地价差，形成资金良性运行。如今，随着产业落地放缓，资金循环遂遭遇压力。

　　“曹妃甸的工业用地出让一般在20万元/亩，高一点的港口码头用地28万/亩，最贵的住宅商业用地50万元/亩。”一位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介绍。而曹妃甸最初的填海造地成本，平均约7万元/亩，后期飙升至30万/亩，加上地上基础设施投入，土地出让能够保本就已不易。

　　前述唐山市银监局调研报告也承认，曹妃甸“财政收入偿债面临较大压力”。2011年，唐山市全部财政收入为555.5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255.6亿元，“仅靠地方财政资金还款及继续融资压力较大”。

　　“曹妃甸现在正处于艰难时期——不能说它以后就没有前景了，就看这段时间能不能挺过去；如果挺不过去，那就死掉了。”唐山当地一位经济学者明确表示，曹妃甸现在命悬一线，处于生死边缘。

城市化大跃进：中国138县酝酿“县改市”

来源：中国民商 作者：李秀江

沉寂16 年之后，“县改市”借“新型城镇化”之名，再次高歌猛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据统计，至少有138个县酝酿撤县设市，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 省就有60 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

“这是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对其中的胡作非为如不明令禁止，耽误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中国人民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彭真怀严词指责。

“县改市”会不会重新启动虽然仍未可知，但过多的县改为市或区，将冲击以县制为基础的治理制度，这不仅会造成虚假城市化，更会为中国未来发展埋下无可挽救的隐患。

“县改市” 出政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域经济迅速壮大，相应地要求行政权力和管辖范围扩张升级，县升格为市一度成为切实可行而又风光无限的扩张模式。

仅1994 年-1996 年间，全国共有95 个“县改市”，其中，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县改市”较为突出，江苏苏南的县基本都升级为市。

对于县级单元来说，“县改市”之后可获得更高的税收返还比例、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收入，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工业项目、水资源占用量等好处，在当时客观上这也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事实证明，改市之后，江苏、山东、浙江等省的县域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每年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基本都被这三个省占据。

“在特定时期，县改市不失为一条有效的发展道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城镇化快速发展，就需要给中小城市放权，让他们有扩张和发展的欲望。如果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城市规划面积到位，财政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人口聚集达到一定的能量，自身的造血能力大幅度提高，就可以变成市，使农民就地变成市民。

然而这一轮的“县改市”风潮，被中央政府1997 年紧急叫停。彭真怀研究认为，中央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虚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

“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农民‘被上楼’，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他说。

如何释放县域经济的活力一直是行政区划改制的中心议题，不可否认，扩权强县无疑是城镇化的下一个增长点。“但我们要对新型城镇化重新理解，不能走入误区，甚至走向反面。”彭真怀表示。

“省管县”遇阻 “县改市”回潮

“县改市”暂时被冻结之后，县级扩权的冲动没有得到释放，转而通过“省管县”的方式探路突围。

浙江是最早推动强县扩权的省份之一。早在2002 年，浙江省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将313 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20 个县市区，成为“省管县”浙江模式。

之后，中国许多省市开始推行财政“省管县”的单项试点，这被认为是强县扩权、壮大县域经济的重大改革举措，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省管县”已经处于胶着状态、踯躅不前。

虽然全国共有27 个省份1080 个县实行了财政省直管，但相对其他领域的改革，各地推进热情并不太高。从目前来看，具体的障碍就是地级市不愿放弃县的直接管辖权，不管是对经济发达县和不发达县都不愿放，都觉得管得越大越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认为，省管县的试点主要是财政权限的试点，在“财权”上绕过了市里，这对地级市冲击很大。而矛盾之处还在于，人事、发改这些权力还归市里管，县领导仍然受制于市，放不开手脚。

强县扩权、省管县遇阻，县域转而寻求另外的方式来突破发展瓶颈，“县改市”再次进入视野。一些强县甚至准备了相关的上报材料，只待中央政府一声令下。

但“县改市”的闸门并没有完全解禁，直至2010 年，民政部只批复了云南蒙自、文山两个县撤县设市，江西德安县部分区域设立共青城市的申请。

但今年年初，民政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批准吉林扶余、云南弥勒“县改市”名单，这一动作被看作是“县改市”全面解禁的信号。

加之，借助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东风，“县改市”风潮再起，引起专家学者的普遍担忧。

“很多人对新型城镇化缺乏常识性的判断，仍在片面追求城市空间扩张，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彭真怀说，如此放任下去，被严重扭曲的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

“县改区”矛盾重重

从1997 年以后，“县域”扩权并不是单线进行的，在“县改市”受困的情况下，撤县改区成了很多地方政府新的城市化突破口。

根据民政部数据，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 年的787 个增至2011 年的857 个，县级市则从400 个下降到369 个。

在2009 年省财政管县等政策实施后，一些地级市政府担心所属县脱离自己的控制就纷纷把下属县改为区。

目前全国中心大都市已基本将周围的县(市)改为区。以广东为例，在珠三角地主要县(市)改为区之后，东西北地区县改区亦不少，去年广东清新县、揭东县先后撤县改区。

一些百强县诸如顺德市、锡山市、吴江市等相继变为市辖区。广东增城市、湖南长沙县、四川双流县等发达县市也可能面临变区的命运。

今年年初，“县改市”可能开禁的信号，一度让很多经济强县兴奋，并与“县改区”

发生着强烈的冲突。

5 月8 日，浙江长兴因“撤县改区”酿就一场风波。长兴是全国经济强县，行政区划隶属湖州市管辖。长兴县多年来就一直在为撤县建市做准备，没想到湖州却提出“撤县变区”。

长兴作为浙江财政“省直管县”，财政80% 留给自己，20% 交给省里。变成区之后，一半要交给湖州。这引发了长兴县委四套班子、企业和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并联名发出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一封信”：“假如湖州市委、市政府一意孤行，长兴县所有党政机关、乡镇(街道、园区)的一把手也将集体辞职……”

在县改区方式上，县级政府与地级政府显然存在不小的利益冲突，面对汹涌民意，湖州市决定暂停“撤县设区”计划。

“最根本的还是地方利益之争”，竹立家说，相比之下，县级政府对“县改市”更为渴求，而地级市则更迫切地希望“县改区”。这两种力量此消彼涨，一直在较量。

地级市喜欢“县改区”，一是为壮大本身的经济实力，二是获取更多的财政资源，三也是市领导政绩的表现。”竹立家说。

“县制”的未来

中央政府力推新型城镇化之后，各地政府都在快马加鞭，把“县改区”、“县改市”变成抓手，借此寻求更大的发展权限、更大的发展空间。

学者质疑，无论是撤县设市、设区都不能盲目推进，这不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研究了大量的县改市案例，他发现，尽管县级市相比于县，财政收入扩张更快，但在创造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方面，以及在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指标方面，县级市都没有明显胜过县。这说明，在民生方面，“县改市”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改观。

同样，对于县改区，竹立家研究的结果是：

大量的县( 市) 改区，成为大中型城市扩张发展空间、获取土地的最好办法。一些本来自身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的县(市)改为区之后，自身的发展动力也随之弱化。以顺德为例，在改区之前，顺德一直在全国领先，但后来就不如昆山、江阴等地了。

“一窝蜂地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信息化了。”彭真怀在各地调研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扩大城市规模，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到区、到乡镇，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彭真怀表示，县改市或者县改区并不是此轮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和重点，“传统城市化，是为政府自己服务，政府要搞GDP，经济增长，要城市美化，要政绩；而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要为进城的农民服务，我们要重新理解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撤县设区”把权力上收到地级市；“撤县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这种翻烧饼的做法并没有实质性的民生意义。客观地看，这些地方政府简单地把造城作为做大经济总量的工具，实际上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会安全底线。

彭真怀表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既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片面抓城市的误区，更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消灭“县制”的灾区，防止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刚起步就被严重扭曲。中国138县酝酿撤县设市 县改市再次高歌猛进，泛滥成灾。

发改委拟再造十大城市群 西部等多地争抢指标

作者：陈岩鹏

近日获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过多次修改，目前整体框架和方向已经确定，《规划》提出将再新增10个城市群，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西部地区。

更多的国家级城市群也会在这十年出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目前已有的国家级城市群，而新增的国家级城市群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中西部，目前长江中游、成渝、东北、广西、青海、陕西、甘肃等多地已经开始争抢这一指标，但在《规划》出台之前，谁入围国家级还有不少变数。

再造10个城市群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10个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关中、川渝城市群。他们当中东部地区5个、东北地区1个、中部地区2个、西部地区2个。

“我国城镇化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东部一些地区人口资源矛盾加剧，而中西部许多地区的潜力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群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并存。”接近政策制定的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

据该人士称，《规划》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具体的目标是，到2020年，17个城市群占据43.3%的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集中48.7%的城镇人口。

据悉，由发改委牵头编制的《规划》内容可能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比较接近，都提出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的“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

可以确定的是，接下来，我国将把城市群发展作为引领区域发展的龙头，发挥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土空间均衡开发的重要作用。

上述知情人士称，按照既定目标，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将向世界级城市群发展，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另外再打造哈长、呼包鄂榆、太原、宁夏沿黄、江淮、北部湾、黔中、滇中、兰西、乌昌石等10个区域性城市群。

显然，新增的城市群绝大多数地处中西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此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也曾表示，未来新型城镇化将延续西部大开发中重视点、线、面的结合思路，主要通过中心城市发展带动所在区域发展。

多地争抢指标

日前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根据正在制定的城镇化规划，国家级城市群会增加2个，这2个城市群是中部的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和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加上已有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国家级城市群，未来国家级城市群或将达到5个。

上述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重量级城市群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打造更多、更有影响力的国家级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而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中部地区出现国家级城市群可能性较大，因为“十二五”规划列出的10个区域性城市群中，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涵盖了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城市群。

本报记者了解到，去年国家相关部门赴湖北等地做城镇化方面的调研，初步提出了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升级为国家城市群的构想，并且有望将安徽的皖江城市群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当中。

除了长江中游、成渝两地，东北、广西、青海、陕西、甘肃等地也纷纷提出打造中国第四增长极的口号，争抢国家级城市群这一难得的“指标”。

青海发改委近日称，《青海省城镇化发展规划》已完成报审稿，并争取将兰州-西宁城市群确定为国家级城市群，并补充纳入到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中。

另外，《陕西省“十二五”城镇化发展规划》也提出，到“十二五”末(2015年)，力争使神木、府谷、靖边等20个县撤县设市或设区。

据悉，目前江西省也在做一个行政区划调整方面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撤县建市、建区，以及类似“三分巢湖”之类的区划调整。

记者从上述知情人士处获悉，目前在国家城镇化规划制定过程中，多个省份都把规划出台前当做难得的大好机会，希望本省份内的区域中心城市纳入城市群规划，而已纳入城市群规划的一些地区还希望晋升为国家级城市群，出现多地竞逐城市群指标的现象也就难免了。

不过，《规划》出台前还存在不少变数。“国家级城市群现在有3个，再增加的可能性很大，或许会倾向于中西部地区，毕竟现在都处在东部，但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上述知情人士称。

中国绝不能只搞维护特权阶级和小团体利益，而把农民、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弟完全排除在外的“大城市群”！

应优先建设新农村！实现全国城乡村村通水电、公路、下水道、电讯，垃圾回收等，补贴农村住房建设！而非大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