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宪政民主下，人民才会有真正安全

——在“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胡星斗

一般来说，现代大国的崛起应当靠制度，靠宪政，靠民主。但中国是一个既寻常又非同寻常的特殊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应当一靠宪政，二靠可控民主。

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我认为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宪政与可控民主更是好东西。民主有时不是好东西，但宪政与可控民主一定是好东西。所以，要宣传宪政与可控民主，解除人们对民主的疑虑和恐惧。而且，中国应当优先考虑实行宪政，然后是可控民主。

为什么宪政与可控民主一定是好东西？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制约权力，建立“有限政府”，保证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和政府的有效性、权威性。

我强调宪法和政府的两个“权威性”。这是我的一贯的思想，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或者说是现实的理想主义。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就会囿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而不能自拔，不能进步，永远保持落后的丑陋的腐败的东西；相反，如果没有现实主义，一味地好高鹜远，讲些理想化、空中楼阁的东西，对于中国现实的改进将无所益处。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经常强调政府的权威性、渐进改革、人大制度的改革、监督部门的垂直管理等等，而不是主张推倒重来。

宪政的特点是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尊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划定公权与私权的边界，实现公权力的分权与制衡，保护公民权利。可控民主强调民主过程的透明、有序、程序性、可控性，注重过程的可控和结果的部分可控，尊重政府的必要的权威性。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协商民主（鼓励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加强和改革政协的作用）、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间接民主，反对街头政治，鼓励政治协商，主张法治优先了民主，建立代议制度，公民只选举产生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然后由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通过选举及协商产生行政官员。

只有宪政才能实现中国的崛起，才能保证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宪政因其法治和程序性，避免了暴民政治，所以，对于统治者是安全的；又因其驯服了权力，把政府关在了笼子里，所以，对于公民也是安全的。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没有宪政和权力制衡的市场经济，必然是特权市场经济；特权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不公正和两极分化。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宪政就是塑造分权自治的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社会制度，因为它解构刚性而脆弱的金字塔型官僚体系，改变两千多年一直延续至今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秦始皇郡县制、多层次控制系统，建立联邦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建立程序性政治和公民社会，所以，它能够改变谎言与暴力的传统政治，实现社会和谐，避免社会动乱。秦始皇的层级控制制度必然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瞒骗对下欺压、政府越来越失灵、宏观调控一刀切等问题。建立联邦宪政分权制度，对于未来中国的国家统一、经济社会发展，都是生死攸关的。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道德文明的建立。人治社会包括秦始皇制度的特点是不循规则，不择手段；只有仁义礼智信的私德，没有限制公权、维护公益、保护公民的公德。所以在现实的中国，人治的办法越多，脱离宪政的政治教育运动越频繁，道德文明就会越衰落，因为缺乏制约监督的缘故，官员们台上作秀、台下做假，每一次运动只能不断地强化全社会的虚假意识。而只有建立讲规则讲法治的宪政制度，社会才能树立坚如磐石的道德。

同时，也只有可控民主，政治有序，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国家才能不分裂，中国才能不混乱。只有可控民主，才能保证中国这样一个特大型国家的领导人的必要的尊严和威信。只有可控民主，才能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只有可控民主，才能避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泛滥。如果民主不可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压抑太久的民族，必然是非理性的爆发，必然是打砸抢。

所以，宪政与可控民主才是好东西。也只有宪政与可控民主，才能实现中国真正的崛起——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安全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