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朝鲜：不符合中国战略利益 (中国论坛)

作者: 周慧来, 发表于: 星期一, 六月 14, 2010, 21:46 (5274天前)

放弃朝鲜：不符合中国战略利益

周慧来

　　自韩国公布“天安舰”事件调查报告并把它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以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骤增。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和恶化，人们对中朝关系的各种讨论不断增多，有人认为朝鲜对中国国家安全是个累赘和包袱，中国支持朝鲜无论与国家利益还是国际形象都得不偿失，所以主张放弃朝鲜。

　　然而，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视野看待当前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内政外交，就会发现，中国放弃朝鲜还为时尚早。那样，不符合中国利益。　　

无解的朝鲜半岛困局

　　朝鲜半岛成为影响东北亚乃至世界安全的核心是朝核问题，而朝核问题之所以出现则与朝美关系直接相关。从本质上说，朝鲜发展核武器是为了谋求朝美关系的正常化，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可是朝核问题的影响超越了朝美关系，也超越了朝鲜半岛。

　　对朝鲜来说，弃核要与实现对美关系正常化和美国对朝鲜国家安全的承诺挂钩，这是美国不可能答应和做到的。

　　对美国来说，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承诺不威胁朝鲜的国家安全，意味着美国将丧失在朝鲜半岛驻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美韩同盟关系的动摇将直接影响到美国东亚战略的布局和实施。因此，从美国东亚战略的角度看，美国不可能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不会公开承诺保障朝鲜的国家安全。

　　由此看出，朝鲜弃核与美国东亚战略是个两难。以朝核问题为核心的朝鲜半岛安全困局近似于无解。

　　从朝鲜半岛本身来说，其安全困局的产生与自身的地缘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在《建设和平与民主》一书中，金大中把朝鲜半岛比作“亚洲的巴尔干半岛”，可谓一语中的。因此，在这样的地缘环境中，朝鲜半岛的安全与和平并不取决于韩国或朝鲜，而是半岛外环视的各个大国，冷战后主要是美国和中国。

破解之道在中美互信

　　自二战开始，美国就实行“欧洲第一”的全球战略。出于遏制苏联的需要，这个战略一直在整个冷战时期延续。随着中国在冷战后的崛起，美国在东亚地区拥有越来越大的战略利益。东亚地区有逐渐取代欧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首要之地的可能。

　　遏制和防范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是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目标和任务。随着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作用也在不断提升。中美两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互相依赖性越来越强，在维护全球体系的和平与稳定上两国也有共同的利益。

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实行所谓“接触”政策，督促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大国”，对美国实施“战略再保证”，在解决一系列全球性政治经济问题上，期待中国担当美国所期望的相应角色。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不断通过北约向中亚的渗透、构建所谓“亚洲小北约”，加强美国东亚双边同盟、对中国南海东海海域进行高强度的侦查和巡逻。这便是与“接触”相平行的对华“遏制”政策。

　　与“遏制”相比，以军售为核心的美对台政策则令中国更加难以容忍，和西藏问题一道，美对台军售被认为是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侵犯。

　　面对美国在战略上的不信任和对国家利益的侵犯，中国必然要进行反制。对朝政策就是中国反制美国东亚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对中国来说，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任何对东北亚安全构成挑战的政策都违反其支持朝鲜的本意和利益，但鉴于相关方关系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这又是中国支持朝鲜反制美国所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

　　正如很多人所说到的，特殊的政权性质、核讹诈以及反复无常的对外政策都让支持朝鲜的中国损害了其“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影响朝鲜的能力产生怀疑。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对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严重影响，朝鲜作为中国东北部战略缓冲带在核战争时代不断降低的作用等都使人认为，中国支持朝鲜似乎得不偿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当今时代，核武器的威胁不在于哪个主权国家持有，而在于核武器和核技术向主权国家体系外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扩散。只要政权没有变更，核武朝鲜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就远远大于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仍然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帮助，而美国面对核武朝鲜对中国需求也更大。

　　因此，朝鲜对中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能够提供的薄弱的战略缓冲作用，而在于“不安分”的朝鲜可以让中国同美国博弈中拥有一个有用的筹码。只要朝鲜“不安分”，美国就需要中国的合作。当然，如何控制和管理朝鲜“不安分”的程度对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也是当今对中国是否需要放弃朝鲜进行讨论的一个主要原因。

　　破解朝鲜半岛安全困局需要中美建立战略互信。而从当前乃至很长的一段时间上看，即使有经济与战略对话这个渠道，中美两国存在的权力结构和国内政治差异使得两国要达到战略互信仍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中国婉拒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以及随后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九届“亚洲安全会议”上发生的中美交锋就说明了这点。

作者是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