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迅速主宰世界经济

　　美国新闻周刊，“现在我们是主宰。”我不知道奥巴马(Barack　Obama)最近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峰会时，是否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头顶上飘浮着的“思想泡泡”里看到了这样的话。如果说总统希望看到什么变化的话，那么他可以确信——就中国的货币政策而言——他所得到的只是细微的变化。

　　文章称，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中国人拒绝了他应对全球经常专案失衡问题的建议后，可能也听到了“现在我们是主宰”这句话。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为刺激美国经济而宣布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后，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中国的一位主流评论员称其举动是“失控”和“不负责任的”。

　　“现在我们是主宰。”这句话毫无疑问是我过去两周以来在中国反覆听到的一个说法。

　　文章探讨中国史前经济从辉煌到没落后称，几百年里，中国仍然停滞不前，甚至在20世纪还出现了倒退，而英语国家却突飞猛进，西北欧国家也紧跟着它们的步伐。到1820年，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两倍;到1870年，超过中国将近5倍;到1913年，这一比率接近了10比1。

　　尽管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干扰，但美国并没有经历中国在20世纪中期遭遇的毁灭性苦难，包括革命、内战、日本入侵、再次革命、人为造成的荒和再再次(“文化”)革命。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将两国不同的生活成本考虑在内)，在1968年，美国民众的生活要比中国的老百姓富裕33倍。如果按照现值美元来计算，两国人民生活水准的差距最大时约为70：1。

　　这曾是根本性的全球失衡，是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和政治分流的结果。它是怎么发生的呢?现在结束了吗?文章认为西方开发出了“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六个“杀手级程式”。它们是：

　　——竞争：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且在每一个君主国或者共和国里存在着多个互相竞争的集团。

　　——科学革命：17世纪所有重大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上的突破均发生在西欧国家。

　　——法治和代议政制：这一最佳的社会政治体系出现在英语国家，其基础是财产权和财产拥有者权利在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中的体现。

　　——现代医学：包括热带疾病控制在内的所有19和20世纪的医学进步都由西欧人和北美人做出。

　　——消费社会：发生工业革命的地方不仅拥有提高生产力的技术，还会对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商品产生需求，而这种需求是从棉织服装开始的。

　　——职业道德：西方人最早将更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

　　这六个“杀手级程式”曾是西方取得优势地位的关键。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可以追溯至日本的明治时期(1867-1912)——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最终开始下载这些程式。

　　它们对西方程式的下载也变得更具选择性。竞争和代议政制在亚洲的发展中并未发挥重大作用，相反，亚洲国家更关注科学、医学、消费社会和职业道德。……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9%，而在30年前经济改革之初，这一数字仅为4%。

　　文章称，中国的工业化革命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在26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10倍。而英国在1830年后花了70年的时间才实现了4倍的经济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资料，中国占全球GDP的份额(按现价计算)将于2013年超过10%。高盛(Goldman　Sachs)进一步预测说，中国的GDP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正如它最近超过了日本一样。

　　然后，从某些方面看，亚洲世纪已经来临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在过去10年间已经超越了德国和日本，并即将超越美国。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早已坐上了世界超大型城市的头号交椅，孟买紧随其后，而美国的城市却都望尘莫及。

　　没有什么比隐隐逼近的美国财政危机更能确定无疑地加快全球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唯有能够印制世界上最主要储备货币的“过度特权”给了美国喘息的机会，但是这种非常特权正在受到来自中国政府越来越多的攻击。

　　对于很多评论员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局(Federal　Reserve)重启量化宽松政策似乎是要点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奥巴马总统9月份在纽约宣称，如果“中国人不采取措施”停止对其货币的操纵行为，“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手段保护美国的利益。”中国总理温家宝迅速对此作出了回应，“不要压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工人将失业，农民工将返乡，社会很难稳定。如果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这样的你来我往像一出皮影戏——中国一种用人物剪影来表演故事的传统戏剧。实际上，当今的货币战争是发生在“Chimerica”——我这样称呼中美联合经济体——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如果美国不断地印刷货币，而中国仍能有效地让人民币紧盯住美元，那么双方都将受益。

　　但是，现在谁从这种伙伴关系中获益更多呢?由于中国当前的总产值比危机前增长了20%，而美国的总产值现在仍比危机前的水准要低2%，答案似乎一目了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念起“他们需要我们，正如我们需要他们一样”的咒语，然后摆出预言家的姿态提起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那句“经济上的同归于尽”的名言。然而，中国人早已制定了计划，以降低对美元储备积累和补贴出口的依赖。这种策略并不是要按西方帝国主义模式来统领世界，也不是要将中国重建为“天朝上国”——亚太地区各国来朝的宗主国。

　　如果要我对中国新的宏伟战略加以总结，我会用中国方式把它归结为四个“更多”：更多消费，更多进口，更多向海外投资，更多创新。在每一个方面，经济战略的变革都将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红利。通过更多消费，中国可以减少它的贸易顺差，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和它的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其他新兴市场的关系会变得更加亲密。

　　文章称，最近，中国取代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年销量达1400万辆，而美国的年销售量为1100万辆)，而且未来几年内中国汽车市场的需求预计将会增长十倍。按照国际能源署的说法，到2035年，中国的能源消耗将占到全球的五分之一，比2008年的消耗量增长75%。世界煤炭研究所(World　Coal　Institute)预计，中国2009年煤炭的消耗量占世界总消耗量的46%，而铝、铜、镍、锌的消耗量也接近这一水准。去年，中国使用的粗钢数量是欧盟、美国和日本的总和的两倍。

　　这些资料为上述和其他商品的出口商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2009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到其出口总额的22%。中国购买了巴西12%和南非10%的出口商品，同时也是日本和德国高端成品的大买家。中国曾经主要是低价制品的出口国，如今它足足占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一，成为了别国产品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这也为中国赢得了朋友。

　　但是，中国人有理由对变幻莫测的全球商品价格感到紧张。不然的话，他们应该对过去几年来巨大的价格波动做出怎样的反应呢?所以，他们更多地向海外投资是有道理的。仅仅在2010年1月份，中国就向世界上的75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家海外企业进行了价值24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和非洲国家。投资最多的领域是矿产、交通运输和石油化工。如今，中国的运营模式在整个非洲都很好地建立了起来。典型的交易是利用对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换取对矿藏和农业用地的长期租赁，而不过问人权问题和政治腐败。

　　不断增加对海外自然资源的投资，不仅是减少中国受美元贬值影响的多样化战略，而且至少还可以增加中国的金融力量，特别是通过其庞大而富有影响力的主权财富基金。另外，它还使中国宏大的海军扩张计划变得理所当然。用东海舰队(East　Sea　Fleet)副司令员、海军少将张华臣的话说，“随着中国经济利益的不断延伸，海军希望更好地保护运输线路和我们主要海上航线的安全。”中国已将南海列为其“核心国家利益”，并且计划在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修建深水港。

　　最后，与认为中国只配当“加州设计”产品生产线的观点相反，这个国家正在不断地加强创新，有意成为诸如世界领先的风力涡轮机和光电板等产品的生产国。2007年，中国申请新专利的数量超过了德国。这是东方崛起大趋势的一个部分。2008年，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之和首次超过了西方。

　　“新生”力量对“没落”力量造成的困境总是令人痛苦的。为了抵制德国的崛起，英国付出的代价的确太过惨重;而当它默默地成为美国的小兄弟时，情形就要容易得多。美国对中国是该遏制还是该适应呢?民调显示，普通美国民众和总统一样不知该如何抉择。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项调查中，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希望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超级大国”，但46%的受访者持相反的观点。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西方主导世界500年的尾声。这一次，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来自东方的挑战真真切切。

　　文章称，北京的先生们可能现在还不是主宰。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不再是学徒了。